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中说：“一个能写作的人或自信能写作的人从事文学翻译，难保不象林纾那样的手痒；他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以为有点铁成金或以石攻玉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在各国翻译史里，尤其是早期，都找得着可和林纾作伴的人。”林纾和王寿昌、魏易等人合作翻译英法小说，旁人口述，他用文言加工笔译。无独有偶，钱钟书的尊人钱基博老先生也用类似的方式从事过翻译工作。只不过他翻译的并非文学作品，而是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学巨著《战争论》。

      1937-1938年，日本侵略军兵锋甚利，南京沦陷，天下汹汹。钱基博认为日本在军事上推崇普鲁士德国，“知克之所以言兵，则知我之所以制日。”于是与同乡顾谷宜合作，顾从英文版口译，他用文言加工润色，节译《战争论》，定名为《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如钱钟书所说的“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德国兵家克劳山维兹兵法精义》最大的特色是钱基博老先生有意识的改写和发挥。在每段克氏原文下都有大段的“基博按”，其篇幅甚至超过译文。然而，克劳塞维茨生活在战争工业化开始兴起的年代，他的战争经验是近代化的，《战争论》是近代西方军事理论的奠基之作。钱基博老先生按语中依据的材料包括戚继光《纪效新书》、曾左李胡的治军语录、揭暄《兵法百言》。文人谈兵，古则古矣，但这些农业国家的中世纪战争经验与克氏之书总有些枘凿不入。

      不过，老先生的民族气节和战略眼光都是值得肯定的。在抗战艰苦的相持阶段，他依然相信中国能够借鉴一战法国战胜德国的经验，通过持久坚守、适时反击取得最后胜利，“始之以延，胜之于速。欧洲大战法国福煦将军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图制日者，亦无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