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逸老师的《春秋大义》一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在此只摘取片段，来看看它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启示。
在专制时代，老百姓们的一个常见的思维误区：以为在乌烟瘴气的地方上受到父母官的不公正待遇之后，只要跑到金銮殿上找到圣主明君就可以讨回公道。这是专制环境下一种极其常见的群体心理，反映给我们两个道理：第一，这之中暗示出了统治者一种高明的政治技术：专制君主必须同时具备“严父”和“慈母”这两个形象，通俗来说就是：他既是玉皇大帝，又是王母娘娘；既是如来佛祖，又是观音菩萨；既是上帝；又是圣母。几乎所有成功的统治无不具备这个特点----弗洛姆分析基督教的成功与历史意义，说正是这种严父和慈母的结合给人以巨大的吸引力，“受到父权权威压制的群众，可以求助于慈母，以得到安慰和帮助。”……（由此可见，现代很多公司的领导都很常用“胡萝卜加棍棒”的管理方法，简单来讲就是恩威并重。有一种情景是很常见的，就是一个领导对下属指手画脚的同时满嘴喷粪，这样子久了，若有那么偶尔几次，这位领导表面变得和蔼可亲，下属就会感动得热泪盈眶。殊不知，“和蔼可亲”应是领导的常态，因为除了应尽的职责，谁也不欠谁的。）
第二，则正如莫斯科维奇所指出的群体心理学上的一个道理：群众们对领袖满怀热心，而“有了这种热心他们就会反对任何指向领袖的攻击或批评。甚至当领袖们自相矛盾或犯错误是，群体也拒绝相信。他们认为其他人，比如领袖的随从，必定是有责任的，这样就保持了领袖形象的完美无损。我们知道，许多苏联人和德国人都确信：斯大林对反对者的肃清迫害以及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均一无所知。”-----看来，事情总是被“奸臣”搞坏的，任何冤屈只要能够上达天听，自然可以讨得公道。是呀，“许多苏联人和德国人”都是这么想的，许多评书故事也都是这么说的。但是，事实上按照“以德治国”的逻辑，地方上的乌烟瘴气跟金銮殿的上梁不正绝对脱不了干系。老百姓如果这么想，无异于受到了蟊贼的抢，却去找贼大王说理。虽然贼大王有时候也是“通情达理”的，但如果能从海量数据中做一个规范的统计分析的话……（这种现象，在公司里也是很常见的。例如，一位员工受了委屈，想要向上上一级申诉，企图得到伸冤，殊不知，有时候上级的所作所为正是上上一级所授意的。而在申诉的时候，上上一级俨然成了“包青天”。正如俗话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被反过来推论：咦，怎么下梁到处都是歪的呀？嗯，嗯，嗯，一定是因为上梁不正！）
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一书中把古代专制社会的“中国精神”归结为“古老中国最美丽的品德----感恩，别看感恩和抱怨是一组对立的词，其实无非是一事的两面而已：“这种感恩戴德之情在中国普通人的心目中，尤其在农民中非常流行。一位受你恩惠的农民会一辈子记得你，记得你的恩惠。他还很可能在家里为你竖一块木牌子敬仰你，或者为你‘赴汤蹈火’。确实，人民得不到宪法的保护，就只能乞怜于地方长官。然而，如果这位长官是仁慈的，那么他的仁慈就要受到后人的热情赞赏，因为它是无偿给予的。有千万个这样的事例，人民围着一位刚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这就是中国人感恩戴德的最好证明，是中国官吏所施恩惠的最好例子。”----从林语堂的这一句话单独着重来看：“人民只知道这是恩惠，不知道这是中国官吏们应该做的事。”……（可想而知有些错误的观念用久了，反而成了正确的，而且没觉得哪里不对，就算严重偏离了事实的真相，人们还是乐在其中。“一根筋”似乎是贬义词，但是破除根深蒂固的谬误往往是这一类人，因为他们特立独行，不会人云亦云，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是不好愚弄的）
的确，如果官吏们的任免与奖惩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上级而非治下的百姓，履行一些“本职工作”也确实就会变成“恩惠”。日子久了，官吏和百姓都会认同这个道理，甚至于官府的“无所作为”都会变成一种“恩惠”----这就像老百姓供养黑社会一样：黑社会奋发有为的时候，老百姓就遭殃受罪；黑社会搞无为之治、修养生息的时候，老百姓就开始安居乐业，经济也有了好的发展。以现代经济学的眼观来看，在很多情况下，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政府“管得好”或者“政策好”，反倒是因为政府“管得少”或者“政策少”----对比一下秦、汉两代的政策及其后果，这个道理便一目了然了。从这层意义上时候，老百姓也是愿意养蛀虫的-----想想机会成本，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做出的种种选择往往并不是追求“最好”，而只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罢了。养蛀虫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反正相较之下，老百姓不怕蛀虫馋嘴，就怕蛀虫生事。所以，哪怕朝廷腐败透顶，只要不生事或者少生事，老百姓也是能过得下去的，经济也是能步步发展的。天可怜见，事情真要到了这一步，就连腐败都算得上是朝廷的“恩惠”了，而老百姓若是希望地方官能办些实事，就好比烧香磕头祈祷菩萨能够显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