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头是个好地方，是个风水宝地，它背靠洪涛山，面临桑干河。我是上山挖兔草，下河捞鱼虾。小时候，父亲带我在“海子”里、小水电站下游，用筛子捞虾。父亲还带我们到山上打酸枣。在小水渠里我学游泳，在发洪水的时候就和几个同学去“坐浪”，身上泥哄哄的，灰头灰脸，老师看出我们是在河里玩过，就叫到办公室批评我们，我们还不承认。

每年发第一场洪水的时候，河里不免就冲下许多煤炭、木棍。家里缺柴火，我们就捡“河碳”；我也拾“撂碳”，是锅炉没有烧透的碳。是纸厂的锅炉房倒出来的，就倒到洪水河的岸边。从高高的斜坡上倒下，我们就忙着抢。刚倒出的“撂碳”冒着热气，有点烫手。我们是用一个铁丝做成的小挠挠，扒着找“撂碳”。母亲为了鼓励我就每箩筐奖我二分钱。为省钱，家里烧拣来的“撂碳”。家里孩子多，生活很艰苦，只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人。母亲过日子很节俭，方方面面都得省。

神头的小山头上有一山洞，里边有胶泥。在冬天，我们孩子们就进到山洞里去挖胶泥出来，用这些胶泥做成小火炉，烧羊粪，再在上边放上捏好了的泥蛋蛋，举着小火炉迎着风奔跑，火越来越大，就把泥蛋蛋烧成黑的——再后来就变成红色，也就变得越来越坚硬，扔到地下会弹很高！那时候很少有钢球，也就用这个替代着玩儿。——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蛋儿！很有成就感。冬天里玩这个，手也不冷。

要是能搞到一盘轴承，那就再好不过了！把它砸开里边有好几颗钢球呢。说起玩钢球，你们看看我的鼻子，鼻梁是不是有点歪？小时候，那时是在朔县城，我手里玩一个钢球，很小的，大概是自行车上的，我是把这钢球塞到了鼻眼儿里，越捅越靠里，再后来就够不着了，我是着急又害怕，哇哇大哭起来。母亲更是着急抱着我一口气跑到医院。医生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小钢球掏了出来——可鼻子也搞歪了！

我们家门前有一小水渠，这水渠是通这神头海，一头通这东海，一头通着西海，两个海子都有抽水泵，从海子里抽上水浇地，种庄稼。那时候的东海、西海水很多，连接东海西海的中间有一油磨坊，靠水来推动，把炒好的菜籽油倒到石磨里磨出粘稠的油膏，然后用这个榨油。小时候我们常常偷偷进来偷这东西吃。

其实，神头当地人叫“海子”，它压根儿就不大，东、西两个海子它的面积也就两个足球场场那么大。东边这个海子，它的水是从神头小山脚下流出来的，神头小山就像一口倒扣着的铁锅。这里的水深有一人多深，小时候，我家老大却是很会游泳的，他站在闸口处的平台处，水清澈见底，一个猛子就扎了下去，能把水底的一分钱钢镚儿捞了上来！东海有泉，有泉的地方不长水草，能看着那水从地下滚着泥沙翻腾上来，看着都有点害怕，怕不小心掉了下去可就上不来啦！看那泉子深不可测！日夜不停地往上冒水。听当地人讲，六零年困难时期，有弟兄两划一木头船在西海捞水草，水草捞得太多，不幸船翻，两人都淹死在海子里！他们捞水草是为了充饥，却不成想年纪轻轻的就要了命！

我家门前的小河边，有一种刺鱼，浑身长着许多刺，你一抓它，它就刺你的指头，它也长不大，也就指头那么大，这种鱼不能吃，尽管扎人，我们还是抓这小鱼玩。——这种鱼我只在神头见过，以后不曾在别处看到过！我们还把白灰石装到瓶子里，扔到水里，过一会儿，那瓶子边爆裂开来，就有小鱼漂浮上来。

夏天，就在这小渠里学游泳。水刚从海子里抽上来，很凉、很刺骨，可我还是顺着小渠游上游下的。到了冬天，门前小水塘就结了冰，父亲给我们做了冰车，我天天和一帮孩子们玩滑冰。父亲给做了一个很好的“瞄子”，也就是红缨枪吧，三棱形的，很尖。我们就在冰上用它来戳冰，可有个孩子却把它掉到了冰窟窿里！——这让我很生气！怎么回去跟父母说？让母亲知道了准保打一顿！“赔！赔！赔我的！”我向他大声哭喊。……就这个矛头（瞄子），他是用了很长很长时候才赔上我。今天有一分钱就赔我一分钱，明天有两分钱就给我两分钱，他一共好像是赔了我两毛六分钱！

我们还玩滚铁环，打缸（是用砖头打砖头）。

洪水河发大水，老大是用家里蒸笼去捞鱼，结果鱼没捞到，铝制蒸笼也被洪水冲了去。不免要挨打。还有，我们家养的四只鸭子在一次发洪水时也给冲到了下游，被别人捞了去吃啦！

神头造纸厂，当时“文革”开始父亲正是这家工厂的领导，被打成“走资派”，天天挨整。戴高纸帽，游街。天天晚上开会批斗。会议室里的烟头就特别多，我用一毛钱买了十个烟锅，和几个孩子们捡了烟头揉碎了把烟丝装到烟锅里抽……抽得烟多了，头就痛，又恶心，中午吃些饭全吐了！一个整天难受得要命！再后来一气之下就把这十个烟锅都给砸碎！可过不了多久，我们又用高粱杆，剥了皮，从中间捅个小眼儿，用火点着抽。玩抽烟正的是有了历史。那时候也就六、七岁吧。

父亲在造纸厂当书记，而我用的写字本，写满了，我就在语文书的边边处写字，老师看着就骂。真得，看到一张白白的纸也十分稀罕。写字本，正面写满了就翻过来用背面再写，不敢浪费一张白纸！记得我们学校集体劳动，是到造纸厂搬高粱杆，劳动过后，我们班全体同学都得到了一个白连纸本，是每个同学分了一刀纸，订了一个厚厚的作业本！看着这个本本我心里别说多高兴了！——这是我们的劳动所得！

父亲在造纸厂当领导都没能给我带回一张白连纸！当时做干部的廉洁程度现在的人是难以想象的！真得，我都不理解我的父亲，就这样为什么还挨整呢？！父亲是贫下中农出生，从小就给地主放羊，十二岁就参加了革命。我的爷爷是木匠，所以我的父亲也是学木匠的，好在有了一门手艺，参军后就被分到了兵工厂，做手榴弹、步枪，木工活儿都是父亲做的。解放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大同电厂，做了第一任团委书记。因为这个，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被单位留了下来。

这个神头造纸厂的厂长，他过去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团长，是起义过来的。他被批斗得很厉害。尽管这样，他的脖子很硬，那些斗他的人摁他的脖子，让他低头认罪，他硬是不肯！倔强得很！他的脖子真得很硬、很硬！因为这个没少挨打。再后来备战打地道，塌方，他被砸死在地道里！说起真得可怜，他的老婆死后，给他留下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刚又娶了一个，并且怀了他的孩子，可就在这时，他也死在了岗位上……

于白头的父亲，他的脖子是被一块铜板上的细细的铁丝勒下一道深深的勒痕！在他胸前这块铜板上写着：“盗窃犯”！你看看，我是捡些碎铜烂铁，卖点小钱，吃几片熟肉，解馋。而他呢，却是偷了整整一大块铜板……这就犯了大错，带高帽游街。他的出生是地主，他是纸厂的电工，有这个条件，可以贪污也可以盗窃！——这真得不是件好事，他的儿子，那个和我最要好的同学，于白头，在他成年以后是偷了人家一辆自行车，被人当场把眼睛打瞎！还判了刑，坐了五年大牢！——那个时候我早已离开了神头，不知道这件事，是后来听说的。我后来还找过他，是到了他家里，他老婆孩子都不在家，听邻居家说，他是在山上劳动……，那以后我好像还找过他一次，也是不在。再以后就没找过他。——恐怕见了面也认不出来！

小的时候，钻到供销社的柜台里，看到一个担货郎担的，在木屉里放着些钢镚儿，我进去抓一把就跑，人家就在后边追我，我害怕被抓到，就把所有的钢镚儿便跑便扔，扔了一路，那人便不再追我，而是跟着我捡地下的钢镚儿！还有一次，我是偷了纸厂大马车上的麻绳，或者叫：“缰绳”，拖着用手拉到收购站卖钱，却被收货员呵斥，说我偷的，说要告诉我父亲。我撒腿就跑，麻绳也不要了。就是这个收购员，我后来深深爱上了他的二女儿！这是后话。

从小学校到公社是一条长长的下坡路，而供销社卖百货的正是在这条路的中间。一天上午放学，我看到在供销社门前一个人赤条条地、高高站在一凳子上，浑身上下都是漆黑一片！“黑人！”“黑五类！”（当时我并不懂什么：“黑五类”、“黑六类”的。）看脑门在阳光下被晒得油光锃亮，那是一个很热的夏天！后来我才知道，站在凳子上的人正是师专学校的校长。是一个哲学家、学术权威！他是在挨整，上身下身都没穿衣服，只是中间穿着小裤衩，小裤衩也被墨汁染成了黑色。头上没有头发，（大概也是被剃光了头）都被墨汁染成黑色，脸面耳朵鼻子……从上到下统统被染成了黑色！——那时候叫这：“黑五类”！

这个校长被“革命小将”斗得，常常是吊到教室门头上用皮带抽打。文革后，这个校长是调到了大同市做了“大同大学”的校长。我还买过他的哲学书籍两本。文革前他就研究哲学宗教，常常到五台山去住，我在五台山也买过许多杂志，杂志上都有他的学术文章。

听过师专学校有个老师被斗得受不了，后来就投河自尽！

我们那时上小学都是“红小兵”，小学围墙上许多大字报都是我哥写的，他比我要大三个年级，算是大孩子。

我们班有个很坏的老师，有一天我在班里唱：“亚西亚西毛主席……”他却吐了我，说：“你还压下毛主席呢！”你看看，他简直就是个反革命！把我唱的歌词都改了，还诬陷我！很快他就被查出：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监狱干过，是个监狱长。解放后隐瞒了身份……他还残杀过我革命者……

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老反革命是在学校扫地，那时候已经不让他再教书了。天天在学校扫院子，我见到他就叉着腰对他说：“给爷爷抽根烟！”他就乖乖地从口袋里摸出烟来给我点上。——现在他老实多了。我见他一次就骂他一次，还用河里的蒲草编了鞭子来抽他。他个子不高，但不瘦，巴蹲巴蹲的，现在成天胡子拉碴、灰头灰脸，一副狼狈像，见了我就面带笑容、点头哈腰……再后来他被法院抓了去，判了刑，好像是判了五年？还是被枪毙了？不大清楚。

那时候搞帮派斗争，有造反派，有保皇派、有墙头派、也有反皇派？还有许多什么派，当时我小，记不大清楚，听人说，神头采石场帮派斗争，在山上打死了好几个人呢！

老大是在学校的围墙上用毛笔写些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王光美！名字写成骨头棒子，画成骷髅，写王光美就画成毒蛇的样子。——他的毛笔字写得好大概就是从那时练出来的，字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而我就不行，一辈子都没能把字练好。——也可能那时老大在班上写得字好老师才让他提笔写大字报的。

我们班还有个同学叫：戴华兵，嘴很会说，说得话很甜美，常常是哄着别人把从家来拿出好吃的让给了他！他父母是采石场的，老家是四川。这家伙的脑子真够用，正因为太聪明了，所以后来他……坐了监狱，再后来骑摩托车被车撞了……死啦……

神头纸厂，那时候在山上要修一水塔，为厂子供水用，开山放炮。一天，纸厂的大老李赶着大马车正从火车站送货回来，赶着车要进厂大门，那牲口硬是不肯进厂门。他就用绞扎棒使劲地打那牲口，他赶着要下班，也就硬生生把大马车赶了进来，这时，正好山上一炮崩过一块三角大石头正中他的头上飞来，正好击中了他——（他感到头有点痛，就用手去摸，一抓帽子，整个头骨、脑浆一股脑地流了下来……）他的脑浆当场被打了出来……人说那牲口是有灵性的，不该强进！他的死是自找！

还说，大老李拆过庙，动了神仙，所以才有如此下场。真的，朔县的“三关庙”就是大老李拆的，不过当时也有我父亲参加。那时候，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当权派，庙，都是这帮人拆的。拆了庙是用来盖桥的，神头河大桥就是这样盖起来的。当时，纸厂也有一废弃的庙，好像当时还没有拆掉。纸厂院里的这个庙是叫：“三大王庙”，因为山上有拓跋女的神话传说，所以在山下就修了庙，供人们在缺雨的季节里求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就把好多庙给拆了。而当时的这个庙里边的塑像都早已不在，墙上有些壁画也早已斑驳，在这个所谓的庙里是堆放着破布烂衣，废纸碎麻绳，这些东西都是用来造纸的。小山上的水塔，和这个庙，以及大老李所站着的地方（倒下的地方）正是在一条线上，所以大老李被“一炮命中”！也就是说，大老李是死在纸厂的“三大王庙”前。

在东神头住着的那年，母亲生下了弟弟，也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早晨我们弟兄几个跑到母亲屋里看，一个小孩头圆圆的、眼睛大大的，正朝着我们笑呢！我们都很高兴，也都笑着。

我们家在东神头住了三年又搬到了西神头村，那时候我九岁就开始挑水，前后担着两只小铁桶，一只桶是长的，上下一般粗；一只桶口大底小。我担着这两只大小不一样的铁桶，摇摇摆摆、颤颤巍巍爬上一个长长的陡坡，一路走一路洒，等进到屋里桶里的水所剩无几。这个村的人都吃沟底井水。这个井里的水，水位不高，水量又很多，水质也很好，很甘甜。只是挑一担水太不容易，上这个长坡累得我上气不接下气，又不能停下来，因为停下、放下担子，水就会倒出，到时候就前功尽弃！给家里担水，从这个时候我一直担到插队时。西神头沟底这口井后来国家修公路就建在了它的上边——它被填埋了！人们后来都在自家院里打了深井，就是那种用铁杆一压，水就流出的井。

插队时，我们院里——大队部也在这个院里，一排砖头房子，都住着知青，一个北京的知青，一对男女是住到了一起，那时许多北京插队的知青都已返城，而他们俩还没有走，天天吃水，俩人从屋里带一小木棍儿，提一小塑料桶，从井里取水上来，也就两步地到家，可那男的用一小木棍儿塞到桶档里，俩人抬水，这男的这边的棍子要长得多，而女的却是很短，短了就费劲儿，棍儿长的当然就省力；男的省力，女的费劲儿；男的胖乎乎的，女的弱小瘦干。俩人穿着拖鞋，“叭噔叭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看着很萌的样子。他们俩一天到晚也不劳动，只是在屋子里吃饭睡觉。要么那男的实在无聊啦就在院里踢一小石子，踢上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转着圈，不停地踢。

我们家在西神头是租了一间房，是座西朝东的瓦房，而房东是住正房，是三孔土窑洞。那年，有一次我依然是放学后拿了一柳条筐出去给兔子拔草，钻过一片玉米地，前边猛然出现一片香瓜地！这让我惊喜不已，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筐里摘瓜，刚摘了四个瓜，（其实当时的瓜还都没熟，硬的，生得很！）就被看瓜人发现，他大喊着向我追来，还带着一条大黄狗！我扔了瓜就拼命地往东边跑，跑到瓜地的尽头却是一个悬崖！我也没多想就一头跳了下去……那看瓜人见我跳了崖，也没有追过来。这悬崖有三层楼那么高，还好，我跳下去没有摔坏，只是皮肤上扎了许多圪针，就是酸枣树上的圪针！——伤痕累累，浑身是血，头上脸上都是黄土！瓜没吃着却差点要了命！

等香瓜上市季节，我们家买几个瓜都是分着吃，一人半个，或者四分之一。等到瓜快罢园的时候，也就最旺季即将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瓜最便宜，父亲就会买回许多瓜，每人才能分到一个完整的瓜。——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

房东老头也给队上看过瓜地，我们常常见他吃得遍地拉稀。他是个孤老头子，老伴前些年去世，有个儿子是在北京上班，也很少回来看他。他不爱说话，在窑洞的窗台上晾晒着许多熟透了的香瓜，招来苍蝇一群一伙的！看去很恶心。你说他给生产队看瓜地，可他从来也没给我们家送过一个瓜！硬是让那瓜一个个坏掉也不给我们吃。——这房东也真得可恨！

我们这个院里有个菜窖，也就一人多深，有一次是老大和我玩耍就把我推了下去！我在下边哇哇大哭，母亲听着忙跑了出来，老大怕打也就跑掉。那次他真的怕我摔坏了，吓得跑了出去，再也不敢回家。母亲也照实吓坏了，要打死老大呢！

老大吓跑了！我的胳膊、腿都还好着呢，脑袋也还清楚，没有摔坏。老大一天没有回家，母亲以为是在躲到同学家，也就没在意。两天三天过去了还是不见他回来，这时母亲着急了！四处打听，那时，父亲也刚好不家，是出差开会。也打了电话去问，说没见……后来老家来信才知道他是回了老家！

我们的老家是：北京门头沟斋堂村。那时你说他才多小啊，就摸着回了从来都不曾回过的老家！——他应该是十一岁吧？不过这个岁数父亲已经参加了革命！他身上没有一分钱，走到了神头火车站，上了车，到北京，后来又是……

我也从来没有回过老家，也是第一次回老家，那是我插队的第三年，也是跟母亲怄气，当时正是腊月，天气很冷，可我只穿了一件单衣，上身下身都是绿军装，——是穿着老大部队发的军装。

我是在神头车站货车上偷了五个茶壶，是陶瓷的，坐车到大同火车站候车室，遇到我的一个初中同学，我把五个茶壶给他，他给了我一元钱。我的浑身上下只有这一元钱！我就带着这一块钱上了回老家的火车。

火车行至“清水桥车站”，我被查票的查了出来，罚了八角钱，我的身上也就只剩两角钱。我被轰下了火车！

天已经漆黑一团，我看着詹天佑的铜像，看着四处黑黝黝的高山不知该怎么办。心想：这里大概距离北京城不太远了吧？要么顺着火车道走吧？我就那样走，顺着铁道……走了一站地吧，又到了一个火车站，我看到一辆货车停在那里，正准备要启动，我就上到那货车的最后一节“守车”，我跟车长撒了个谎，他就让我坐了，并给我吃了一个他带着的白面饼！这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要记住他的名字，将来有机会一定报答！他没有告诉我他的名字，要知道，“守车”带人是要犯错误的！

坐了一站地货车，我就又坐上了“票车”。这趟“票车”一路没有查票，过了五站地就又到了终点站，车上的人都下了车，我也下了车。这个火车站叫：“三家店”，这是一个小站，候车室都不开门。当时已经是半夜，刮着风下着雪，把我冻得不知该往哪里钻！你说下那个地道里呆着吧，两头的风“飕飕”的，刺骨的寒冷。到车站调度室想进去躲躲寒冷，人家不让，没办法，只好到厕所里。这里还有暖气，冻不着人，臭也不臭。凑乎一会儿天就亮了……

我找到长途汽车站，这时我才感到肚子饿得“咕咕”叫，就立刻买了两根油条充饥。我又编了一通胡话，人家让我坐上了长途公共车，并说：“到了你老家我们会有人跟着你去取钱的。”

就这样我又坐了几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了斋堂村，下车打问，最终找到了我的叔伯弟兄家！

下车后我也没见司机，或者什么人跟我要钱呀！或许他们是给忘了？

老家！父亲打小闹革命出来，从来没有带我们孩子回过老家。不对，好像有一年奶奶去世父亲奔丧回老家是带着我姐？只带了她一人。——好像是！

祖宗的坟墓不认得，父亲没有带我们回过，没有到过坟地。而我那次回去，他们弟兄俩也没带我去认祖先！

他们弟兄俩是我大爷家的孩子，好像听父亲说过，他们父亲死时也才五十多岁，是被这两个儿子给气死的！而他们的母亲死得更早些。母亲死后，父亲也管不了这两个孩子，再后来，大儿子因偷盗商店的手表被判了五年！二儿子又打架打死了人！——老二好像是和插队青年混到了一起，常常打架。这件事又让家里父亲赔了好多钱，才算了事！

他父亲是上吊死的，也就是我的大爷。

那些年很穷，家家都穷。我到他们家，弟兄还都没有成家，天天是在队上干，用筐装土，背到地里，还要过称，记分。是把山坡上的土背到河滩里，种地。不定啥时候一场洪水冲下来，一切都没了；来年再从山上取土，再垫到河滩里……循环往复，没完没了！

家里很黑，被烟熏得墙上、房顶到处都是黑洞洞的，炕是大通铺，灶台上架着口大铁锅，锅里煮着玉米大碴子粥，这里的人们一天三顿都吃这个。我来啦，弟兄两个买瓶白酒，弄了两个炒菜，烟熏火燎的，在炕上喝酒吃菜。我很快就喝醉了，后来吐了一地……

住了几天，我要回去了，弟兄俩要给我买件新衣服。我没让。

在西神头，我先是和父母在一个屋子睡，一次我睡觉咬牙，或者叫磨牙，母亲睡眠不好，听着我又是咬牙又是磨牙的气得她抓起笤帚劈我嘴巴打来，一边打一边嘴里不停地骂着：“操你妈的，我让你咬牙！让你咬！”一下、两下……打得我顿时满嘴是血，哭喊着坐了起来……

人家讲，你半夜咬牙切齿，分明是跟这家有仇，——是仇人转世，来这家要祸害人呢！母亲当时就是这样认为的。

直到母亲去世后，想起这段经历后我才知道，小孩半夜磨牙是因为肚里有蛔虫。那是病呀！可母亲给我“治病”就是一顿暴揍！“不打你不长记性！”母亲这样说。

是啊，小时后吃东西也不洗手，抓着什么都吃，不免肚子里长蛔虫。一次，我就感觉自己屁股什么东西左摇右摆，像是个尾巴，我伸手从裤裆里就揪出一条长长的蛔虫，它从我的屁股眼里被我拉了出来。母亲后来给我买来“宝塔糖”——打虫子药，我吃了后，果然我的肠子里都是蛔虫，打下一骨碌大小不一的肉虫子。可惜母亲没有把这事和磨牙联系在一起。后来就把我弄到北边的屋子里和老大一起睡。这样，在夏天我俩就时不时地半夜从窗户爬出去偷些吃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