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书《去他的父权制》。
玛蒂尔德·拉雷尔在《去他的父权制》中，以2020年巴黎妇女节前夕的游行示威为起点，用激昂且细腻的笔触回溯法国两个多世纪的女性斗争史。这场游行中，“燃烧女子的肖像无法被扑灭”“乳房下面，是手榴弹”等标语，既是对当下性别困境的呐喊，更是对漫长斗争史的呼应。书中打破“浪潮论”的局限，揭示出女性从未停止抗争的真相，让读者看到父权制枷锁的层层构造与女性破局的坚韧力量。
书中提到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是关于对女权主义运动“浪潮论”的批判。传统叙事将运动划分为三波：第一波争取选举权，第二波争取堕胎权，第三波聚焦身体解放。拉雷尔尖锐指出，这种划分不仅抹去了19世纪前无数女权斗士的贡献，更忽视了工作权等核心诉求，且缺乏阶级与种族视角。事实上，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开始，女性的诉求就从未单一：1848年的妇女活动家同时争取选举权与社会权利，19世纪末的参政论者也为“同工同酬”振臂高呼，就连“含她书写”这样的当代议题，早在17世纪就有女性抗议法语语法的男性优先原则。这种“诉求交织”的特征，证明女权主义斗争始终是全面对抗父权制的系统工程。
父权制的压迫从来不是单一维度，而是渗透在法律、文化、身体等各个领域的立体网络。法律层面，1804年《法国民法典》堪称“囚禁女性的巴士底狱”，其第213条明确规定“夫应保护妻，妻应顺从夫”，将已婚女性等同于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丈夫甚至可“适当使用武力”维护权威。更荒诞的是《法国刑法典》的“血红条款”，允许丈夫在抓到妻子通奸时谋杀妻与奸夫而免责。文化层面，19世纪精神病学将女性“歇斯底里”病理化，认为子宫是疯狂的根源，甚至通过切除阴蒂“治疗”女性的独立意识；语言中“中性阳性”的默认规则，从语法上否定了女性的主体地位。身体层面，月经被污名化为“脏血”，卫生用品长期被课以重税；堕胎曾被定为死罪，直到1975年才合法化，而殖民地女性却遭受强制堕胎，形成双重压迫。
面对系统性压迫，女性以多样的斗争形式持续反抗。法律领域，奥兰普·德古热1791年撰写《女权与女公民权宣言》，成为女权主义奠基文本，尽管她最终因政治立场被送上断头台；20世纪70年代，吉塞勒·哈利米通过博比尼审判与“343宣言”，推动堕胎合法化进程。劳动领域，1905年维济耶纺织厂女工罢工争取待遇改善，1924年杜瓦讷内市“沙丁鱼头”们为8小时工作制与合理薪酬抗争，约瑟芬·庞加莱甚至因此成为最早当选的女性市议员之一。文化领域，于贝蒂娜·奥克莱尔1898年呼吁“语言女性化”，玛格丽特·迪朗创办全女性运营的《投石器》，打破男性对舆论的垄断；20世纪70年代，《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一书出版，让女性重新掌握身体知识。这些斗争虽常遭镇压，却如涓流汇海，逐步瓦解父权壁垒。
书中特别强调“交叉性”视角，揭示女性内部的不平等。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毕业的女领导与工厂女工、白人女性与少数族裔女性、异性恋女性与女同性恋者，虽共享女性身份，却面临迥异的压迫。殖民时期，法属阿尔及利亚女性既受殖民者的性剥削，又遭本土男性的控制；19世纪的女工人不仅要对抗性别歧视，还要承受阶级压迫。这种视角打破了“普遍女性”的迷思，让女权主义斗争更具包容性。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言，性别歧视与种族歧视常“狼狈为奸”，唯有正视这种叠加压迫，才能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然而，斗争从未终结。书中结尾提及，2020年罗曼·波兰斯基身负强奸指控仍获凯撒奖，热拉尔德·达尔马宁被任命为内政部长时仍背着多项性侵指控，证明强奸文化仍在蔓延；性别研究学科遭极右翼攻击，中学性别教育出现倒退，显示父权制仍在反扑。但拉雷尔并未陷入悲观，她通过梳理历史证明，女性的抗争从未中断，从法国大革命的“打毛线的女公民”到“MeToo”运动的发声者，女性始终在为自身权利战斗。
《去他的父权制》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是一份战斗檄文。它让读者明白，性别平等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无数女性用勇气与鲜血换来的；父权制的枷锁虽层层叠叠，但每一次呐喊、每一次罢工、每一次立法抗争，都在为其凿开裂缝。正如书中所言，女权主义者有自己的历史，这份历史照亮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抗争的道路——唯有持续发声、团结协作，才能最终砸碎父权制的枷锁，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