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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入伍那点糗事

    原铁四师 陈志保

        刚入伍那会儿，糗事缠身，令我心烦意冗，幸亏部队首長对我的遭遇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对待，帮我一步步打开心结，使我从积怨、烦愁、惆怅、压抑的心境中走了出来。

        一.人武部领导的叮嘱

        入伍离开家乡前，县人武部李臣副政委特地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叮咛嘱咐。我一个农家子弟，所以引起人武部领导的关注，缘于文革中的那些事。

        1967年，河南在文革中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派为拥军派，拥护以何运洪政委为代表的河南省军区；一派为支党派，支持以郑大学生党言川为代表的造反派组织，支持以刘建勋为书记的河南省委。在路线站队中，我选择拥军派，并被推荐为本县拥军派组织头目(那时叫核心服务员)。可世事往往出人意料，武汉“7.20事件”后，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拥军派成了错误的一方，我所在的组织被县革委宣布为“非法组织”，我则成为非法组织的"坏头头"。

      面对残酷的政治打压，为了争取点政治生存权利，拥军派的几十名初、高中学生以绝食抗争。问题反映至周总理办公室，总理办指示人武部把绝食学生强行抢救了出来。

      鉴于我当时的政治处境，人武部领导动员我参军入伍，李臣副政委找我说，你还年青，政治上很幼稚，要換个生存环境。你在文革中情况，带兵的部队领导作过了解，不会影响你到部队进步的。希望我不要再同地方群众组织联系，不再参与地方派性，到部队好好锻炼，努力工作，争取较快进步。

      二.不到半年就成为入党苗子

      当兵来到铁道兵第十九团一连后，我牢记李臣副政委的叮嘱，断绝了同地方派性的一切联系，吃苦耐劳，埋头苦干。进班第一天，班长交给我一挺轻机枪，说要锻炼我这个高中生新兵(部队机枪手一般都挑个子高力气大的)。我扛着机枪出操训练，打靶打出了优良成绩；第一次进山洞施工，排長交给我一把三齿大铁叉，我成了扒碴突击队员，干的是最重最累的活，每次收工回来，高筒靴里汗水竟能倒出"哗哗"声。就这样，到老连队头三个月，我拿到三个连嘉奖，一个营嘉奖，老兵对我这个学生兵开始刮目相看了。1968年7月初，党小组长找我谈话，说已向地方发出函调，我己成为党员发展苗子。

      成了党员苗子，并要接受函调，使我又喜又惊又怕。喜的是我已通过部队考验，惊怕的是地方复函不给我好果子吃。不知是福是禍，心中七上八下的！

      三.函调引起的尴尬

    函调信来了，老兵们看我的眼神也变了，象看外星动物似的，充满了狐疑和怪异。这其中隐情，我不难猜出几分，心中忐忑不安起来。

      怕来的还是来了，指导员找我谈话时，直接调查我在地方文革情况，我不敢隐满，如实交待，可又满腹委屈，哭诉起来，说自己从来都热爱毛主席，听党话，跟党走，只要领袖挥挥手。文革前是学生干部，是好学生;文革中每一步都遵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定拥护毛主席派来"三支两军"的解放军，可稀里糊涂成了错误路线，成了坏头头，想不通啊！看我哭得很伤心，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的指导员反倒无辞了，敷衍着劝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正确对待。我一直都相信党啊，如何正确对待啊？我不得其解，仁知怎么着好，觉得无奈又尴尬；指导员做不下我的思想工作，也好尴尬！

      四.实事求是的李副团長

      椐说，连里准备把我的问题反映给政治处，类似我的情况，听说有的已被遣返回地方。入党不成，反遭遣返，我感到绝望至极!路断了，眼前黑了，心要死了！

      指导员找我谈话第二天，连里来了以李煥荣副团长为组長的四好初评工作组，我的问题很快反映给了李副团長。李副团長、指导员共同找我谈话时，指导员亮出地方革委会的复函给我看，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但看到复函内容，还是惊呆了。函中指控我身为保守组织坏头头，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革命领导干部刘建勋，炮打谢富治副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在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后，不思改悔，继续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领导保守派学生绝食，企图颠覆新生革命委员会……。李副团长拿过复函核对，要我逐条解释。我不敢隐满，承认站错了队，犯了路线错误，但没有打砸抢行为，没有参加过武斗；承认转抄过炮打刘建勋、谢富治的大字报，没有更多的过激行为；承认是保守派头头，领导了绝食，那是因为受打压太重，为求生存绝食，且背后有军队和社会群众支持……李副团长很认真查问每一项问题及细节，开始时态度很严肃，逐渐越来越和蔼，后来甚至显示出某种亲切。讲到"坏头头"称谓时，副团长动怒了：“什么坏头头！十几岁的毛孩子，政治不成熟，有这么扣帽子的！”后来我得知，李副团长曾被抽调到国务院红卫兵接待站，专门分管接待来自河南的上访学生，对河南问题很清楚。当时接待站人员观点也不尽相同，李副团长则是倾向并支持拥军派的。并且，县人武部叮属我时讲的部队带兵领导，正是到河南的带兵团长李煥荣。李副团长最后安慰了我，说我的问题是思潮性错误，没有过激行为，没有打砸抢，只是站错了队，是思想认识没跟上文革形势，说清楚就行了。要求我断铯同地方的派性联系，放下思想包袱，在部队好好干。

没有提遣返的事，我那棵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下来。最后指导员讲，虽然地方问题不影响你进步，但多考验考验还是必需的，希望我接受暂不发展入党的考验，继续努力，为从组织上入党，先从思想上入党。我释然了，只要不被遣返，多考验算什么!就这样，我不再自弃，不再丧气，继续努力，第二年四月入了党。虽然推迟了八个月，在同批兵中仍属較早的。

    五.在李副团长继续关怀下

    1969年3月，我调入团宣传股报道组，在机关同李副团长见面多了，继续受到李副团长的爱护和鼓励。我成为报道组骨干后，常有文章见于报端，但那时批判个人名利思想，发表文章一般不署真名，多以报道组或"本报通讯员"名义见报。为了了解我的写作成就，李副团长要求我把见报的文章用红笔标出来送他。每次去送报纸，李副团长都会鼓励一番。偶尔提到我入伍前的事，李副团长总是提醒我同派性决裂，并告诉了我一个秘密：我们一派绝食时，李副团长接兵己到我县，且去过绝食现场。参加绝食的高、初中学生，大的不过二十岁，小的十四五岁。他看到了那一张张幼雅、迷茫、无奈、求助的泪脸，目睹了一列列排山倒海般的声援游行队伍，作为戌马半生的老革命军人，对拥军派也充满感情，但同样无奈无助。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允许那些幼雅无辜的青年学生参军入伍。是啊，正是由于李副团长批准我参军入伍，改变了我的政治环境，改变了我的政治生命，倘若我留地方或被遣返，将成为当时派性政权的专政对象，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前景之残，不勘没想！到部队后，尽管入党、提干都受到地方派性的设障作梗，但其影响已经大打折扣了。

      李副团长转业到北京市朝阳区任建筑公司革委副主任后，仍关心着我的成长进步。我出差到京，必定去看他，他总关心地问这问那，象宽厚的兄长，更象慈爱的父亲。

      最后一次同李副团长见面是唐山大地震后，地震波及北京，李副团长家三囗人受伤。当得知我已退伍，李副团长不顾去医院照顾家人，关心地询问我的工作安置情况，我怕李副团长为我坦心，隐满了继续被地方派性打压的情况，谎称挺好，请首长放心。几年后，隨着“四人帮”倒台及揭批查的深入，各种冤假错案得到纠正，我的境遇逐渐好起来，三十六岁转干，后来职务也小有昇迁。当我再次到京看望老首长并报告进岁喜讯时，朝阳区建筑公司原址拆迁了，李副团长也应该退休了，竟致失联。几十年过去了，老首长的恩德，我铭记于心！哪位战友了解李煥荣首长信息，恳请告知。当不胜感谢！

        2018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