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亨里奇受到了审判。
原因是在柏林墙倒塌前，27岁的他射杀了一位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
亨里奇的辩护律师为他辩护说：“亨里奇作为军人，他仅仅是在执行命令而已，他别无选择，罪不在他。”
然而法官西奥多•赛德尔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因此最后法官判处亨里奇入狱三年，而且不许假释。
之所以想起这个故事，乃是因为南通初二学生的这一篇零分作文，刺痛了我。
孩子有什么错？尽管有一些偏激，但他说了内心里最真实的话。他有自己的观点，能够引经据典论证，文采也还不错。重要的是，这篇文章，让我们老师感到疼了，感到痛了，引发我们思考了。
老实说，这样的文章并不多见。
至少他在思考，他在表达，他在困惑，他在愤怒。他很清楚这样写的命运；但在一次次的挣扎思考之后，他终于勇敢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不能沉默，我必须要说，我必须听从自己内心的抉择。”
这是一个多么真性情的孩子！
在现在的教育体制下，这样的孩子是多么稀缺啊。
钱理群先生说，北大里面的天子骄子绝大多数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遑论其他？
我们见过太多的，无病呻吟的，风花雪月假大空的文章了。
不客气的说，这些孩子身上也有我们教育者的影子，我们培养的都是些什么人啊。有耳朵却不会聆听；有嘴巴却不会说自己的话，言不由衷，言不及义；有眼睛却看不到美好的内容，对美好无动于衷，甚至与美好绝缘了；有脑袋却不会思考，自己的脑袋不过是别人的跑马场……从来，没有想到过，我是谁？我是一个大写的人，我很重要，我要表达，我有自己的观点和权力，我不高兴！
一方面要求学生写出真情实感，写出自己的独到认识；一方面又限制学生，只允许戴上玫瑰色的眼镜，只允许看到生活中那些不存在的涂脂抹粉。
文如其人，这些恶劣的文风，自然潜移默化地影响这些孩子，久而久之，孩子们就会变成假大空的虚伪的人，他们察言观色，对成人世界的规则烂熟于心，并且很快就与社会达成了谅解，与社会沆瀣一气，这里都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一旦孩子看到皇帝的新装了，说那个皇帝是光着屁股的，哪怕我们在心里骂过一万次皇帝；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中的正义感粉墨登场了，我们挥舞起剪刀，担当起辛勤的园丁，剪刀过处，断肢残臂，血流成河。然后，所有的孩子，整齐划一了，一个眼睛看物，一个声音说话，一个鼻孔出气，只有两个眼珠间或一轮，才知道是一个活物。
一年又一年，我们一大批一大批标准化的零件出场了，教育又取得了特大的丰收！
只是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之下，教育一片荒芜，教育没有了，人不见了。
在一个庞大的机器下，在指挥棒和威权下，作为教师个体，有时候的确是渺小的，甚至微不足道。如同《肖申克的救赎》中所言，对于恶劣的体制，我们起先讨厌它，后来，慢慢适应它，最后，我们依赖它，离不开它。最后的最后，就是我们成了它肌体的一部分。在一个班级之中，在我们的笔下，我们就是体制。
不要以为，大家都在做，体制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没有错。鲁迅曾经愤激的反问：“从来如此，就是对的吗？”我们勤勤恳恳，却诲人不倦，我们都犯有平庸无奇的恶。
要知道，即使在最黑暗的核心地带，也有光明的种子。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就曾自豪地宣称：“我从未背叛过自己的良知。”
作为教师，在体制和良心之间，我们也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好一个孩子说真话的勇气，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在《古拉格群岛》里有这样一段话：
“命运只许我用压弯的、几乎要折断的脊背从狱中年代里驮出一条这样的经验：人是怎样变成恶人和怎样变成好人的。在少年得志的迷醉中我曾觉得自己是不会有过失的，因而我残忍。当大权在握时我曾是一名刽子手和压迫者。在我穷凶极恶的时候我确信我在做好事，我有头头是道的理由。只有当我躺在牢狱里霉烂的麦秸上的时候心里才感觉到善的第一次蠕动。我逐渐发现善与恶的界线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在一切人的心中穿过。这条线在移动，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摆动；连被恶占据了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
这一块善的阵地是什么？首先是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然后，就是把潮水搁浅在沙滩的小鱼，一条条的扔进海里去。
当我们挣扎着，一次又一次的把一条条小鱼扔进海里去，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拯救所有的小鱼；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所扔的每一条小鱼都在乎。他们将与自由的大海融为一体，从而成为这个体制的漏网之鱼，并进而为我们这个民族保留一线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