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年的时候照例是同学聚会。
今年和往年不同，一个热心的家伙张罗了同届毕业的足球队。
虽然青春不再，肚腩见长，步伐渐慢，战绩也自然不佳，但是在场上，大家笑闹嘻骂，仿佛重回到往日时光。
不过，球赛终了，到了饭局时间，又有很多人溜号。
“家里有事，还得去舅舅家拜年。”
“丈母娘说了好多次了，要去那边的亲戚家走走。”
“哎呀，这是老妈安排的，这亲呐，我不相也得去陪坐。”
留下来吃饭的，也就那么几个人。
大家团团坐下，抽烟的抽烟，喝酒的喝酒，吃饭的吃饭，聊天的内容，总是在追溯从前。
像是心照不宣，没有谁会问问这些年少时的同学：
“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的公司（单位）待遇不错吧？”
“你升职（加薪）了吗？”
不是不关心，不是不想知道，而是像某个人说过的那样：
“人呐，一过三十就什么都停住了。过一年，和过一天，好像没什么分别。”
我的这些同学，在家是顶梁柱，在单位正当壮年，挑着业务大梁。
他们的生活并不苟且。
他们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片田野，并且在这田野上努力耕耘，踏实劳作，渐渐播种下希望，同时也收割着喜悦。
但是，为什么在这一年一度的聚会上，大家还是会重复那句话？
“我啊，还是老样子呢。”
难道，人过三十，就真的什么都停住了？
过一天，过一年，过三五年，都没什么分别？
作为个体的人，除了承担那些在田野上的耕作，就不能在心里偷偷地写诗？
人生，除了伏下身子，守护自己的田野，就不能再抬头看看远方？
二
从小，我就是个受欺负的家伙。
因为体弱，因为瘦小，在游戏里，我总是几经挣扎，仍然不得不败下阵去，被小伙伴追打嘲笑。
但是，我总有和他们一起玩耍的愿望，总有融入那个小集体的热切。
在体力活上，我笨拙的姿势被他们嘲笑。
在上山找野果的过程中，我落后他们一步，吃那些没人要的下脚料。
集体游戏时，我是扮演坏蛋的那个，被正义的一方驱逐。
经历了种种之后，某一天我突然醒悟过来。
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想要赢得他们的友谊，赢得他们的尊重，我就应该采取和他们不一样的方式。
于是，我开始给他们讲故事。几本评书，几本民间传说，我都记得清楚。那些书里的英雄、猛将、神仙，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
后来，我又给他们分享我的连环画。
那些故事，那些英雄、猛将、神仙，都从这些小人书里走出来。
来借书的人，我概不吝啬，只要他们想看，我都会借给他们。
只是，有的时候，我不在家，他们难免会空跑一趟。
后来，我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连环画卷成筒，塞在我家房基的石岸洞里。我家宅子建在用石头填起来的房基地上，扎房基的石头形成石岸，石头与石头之间构成了干燥的房室。
我跟小伙伴们约定好，并且把这个叫作石头图书馆。
这件事的结局是：所有图书都被收回，我被我爸狠狠地揍了一顿，哭喊声震动四邻。
那时候小，不知道是什么推动着我做这些事，现在想想，无非是想要被认同。
三
中学的时候，到离家很远的镇里和区里上学。
乡下来的孩子，穿的衣服破旧，说话的口音古怪。
以前和乡下小伙伴们交流的那一套，在这里完全失灵。
那些镇里的孩子，穿着贴身合体，说话软软糯糯，他们还会到电子游戏厅打游戏，操纵杆推拉摇晃，简直太潇洒。
我捏捏贴在内衬的一个星期的伙食费，假装没看见那个流光溢彩的世界，别过头去，大步走开。
那个时候，校园民谣开始流传。
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学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我的嗓子天生不好，虽然不至于五音不全，但音质实在对不起当年的同学。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真的不够自知自智，上台唱歌，就以为台下所有的目光都是欣赏，都是艳羡。
高二那年，学校举办文娱比赛，我选了一首韩晓的《大头皮鞋》登台。
比赛的结果，不说大家也能猜到。名落孙山事小，我还被班主任约谈。
他说，比赛都过去了，把那些都忘了，把心安在肚子里，好好学习吧。
有些不甘，有些委屈，却自此明白，对于我来说，歌是用来听的，歌唱那件事，交给别人好了。
在听歌的时候，慢慢发现，歌词可以很美。
林夕、许常德、高晓松……都深深地影响了我。
我开始学着他们，合着辙，押着韵，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竟然也被当时的校报发表。
那些句子，被同学们叫做“诗”，我自然就被开玩笑地称为诗人。
我有时候觉得，歌和诗，都是声音。
如果不能唱，那为什么不写出来，让别人读到呢？
那时候冲动，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去写这些字句，现在想想，无非是想要被听见。
四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爸爸发生了争执。
争执的起因，在于择业。
爸爸说：你学的这个专业好，能分配，到学校教书，就是国家干部，工资稳定，衣食无忧。
我告诉爸爸：去电视台虽然没编制，但是我能写，我就是想当个记者。
去电视台面试的时候，三个身材魁梧的高胖男人直接从气势上灭掉了我。
面试问题回答得结结巴巴，幸好，还有写作这关要考。
进入电视台的第一天，面试官中的一位成了我的摄像老师。
他告诉我，我面试成绩简直糟透了，不过写作还可以。
我问他：还可以是多少分。
他说，你啊，刚好及格。
心里太不服气了。不过后来我终于明白，这个及格，还是他高看我了。
跑当时台里第一档社会新闻，接到电话就匆匆往外赶。
到现场一看，场面真叫一个惨。
刚刚有点样子的西瓜苗，被一场小冰雹砸了个稀巴烂。盖在这些西瓜苗上的覆棚薄膜，可半点也没挡得住冰雹。
那个打电话的报料人当着摄像镜头告诉我：这些西瓜苗，是用来作杂交实验的，这些科研产品，老值钱了。
义愤填膺的我，大笔一挥，写了一篇报道，取名叫《愤怒的西瓜》，当晚就在社会新闻里播出。
第二天，农业局的人找上门来，台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质。
我拍着台长的桌子说，这就是我看到的真实，我就是我要表达的真相。
农业局的人问我：需要透气的透明薄膜能挡得住冰雹吗？两亩见方的地，一个种植技术半懂不懂的半拉子农民，能搞杂交实验？
我脸红脖子粗，打那个报料人的电话，他却再也不接。
给我及格，真的是高看我了。
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我不知道听到的看到的是不是真实。
后来，我开始学会了多问几个为什么。
看到太火爆的热情，我会先站在旁边看看，看看这热情的火苗下面，是什么在燃烧。
听到太激昂的义愤，我会先放到一边晾晾，看看这义愤的表象下面，是什么在蠢动。
再苦再难，我都记住了那句话：你啊，刚好及格。
做记者的这段日子，渐渐地写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稿件，做了一些能看得下去的专题。
其实，当记者的想法很简单：我的思想和声音，想要被传递。
五
现在，我离开了这个行业，上着一份四平八稳的班，拿着一份固定的薪水。
我的生活并不苟且。
我拥有自己的田野，田野里，是我的家人和工作。
我像一个谨慎的农民，平静而恬淡地过活。
然而，这安静的田野里，这安全的生活里，却似乎少了一点什么。
四野风起，暮霭聚合，我感觉寂寞和失落。
像一个被农人遗忘在玉米地里的稻草人，我听着吹过草帽的风，我看着掠过指尖的云，不知道自己的心，还能不能被妥当地安放。
六
过年的时候，我回到乡下。柴门挡雪、灶火微红的时候，一个颤巍巍的老太太来串门了。
唠唠家常，嗑嗑瓜子，那老太太突然用她温热的手拉着我的手说：
一转眼，你都成家立业了。我总记得那时候，你在门前田里给我们讲评书，故事讲得真好。
在她眼里，我永远还是那个坐在稻草垛上，给围坐着一大圈的人讲故事的那个孩子。
高中同学聚会，同届校友好多都已经生疏，有一位轻轻地向召集人问起我的名字。
那热心张罗的家伙大声说，他你都不认识啊？我们那届的才子，白鹤峰诗报上发了好多文章。
经他提起，我也记起那张油印小报，就在学校打印室里印刷，和考试卷子放在一起。
拿起来，闻一闻，满是油墨的香。
过年上班去拜会老领导，被我拍过桌子的台长，现在已经不分管电视台了。
他给我倒茶，看着我坐在沙发上拘谨的样子，微笑着说：不能放下，你要写。
那一刻，他笑容温柔，还是当年那个即使是犯了错的下属也要拼命维护的人，懒惰如我，他仍然宽容鼓励。
七
不能放下，你要写。
写什么呢？
我想，写什么，也许并不重要。
写得好不好，甚至也不是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提笔的动作，敲击键盘的声音，立身前行的决心，忍受无人喝彩的勇气。
从田野里抬起头来，目光越过庄稼，越过畦垄，越过平淡的生活。
我们热爱生活、忠于生活。
但心里，还有一片更纯净的地方。
那里，有即使错了也要发声的执着，有即使难听也要歌唱的倔强，有被人无数次打翻在地、也要爬起来往前走的初心。
那里，有暗夜里独自书写的孤独，有内心沸腾无人知晓的火焰，有闭门觅句无人欣赏的寂寞，也有终结完篇如释重负的轻松。
我愿我自己，还能沸腾，还能坚持，在暗处书写，如同在明处微笑。
不能停下，我要写。
山的那一边，有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