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国军损失严重，常年需补充大量兵员。征兵本应采用抽签办法，但实际上，各地所凑兵额，“多系乡镇保长贿买顶替”，甚至有“拦路强虏掳过路行人及单独士兵，滥充配额而来”。
这些被抓的壮丁，常伺机逃亡。而留下的，相当多的人死于途中。蒋梦麟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十，曾在各地考察征兵情况。他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听来自广东的壮丁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由于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好多地方的水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蒋梦麟还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防他们逃跑，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劣，仅是维持活命。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蒋梦麟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这相当于国民政府公布的实征壮丁总数。
很多壮丁活着到了训练营，没有上战场，就被军官或疾病折磨致死。军令部的一个电文说，“据国军某团长云：‘我们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营养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是浮肿。全团每日死亡，有时至二十余名。’”营中，“壮丁已经患病……长官漠不关心,而又责其照常上操课。偶因病而无力操作者,动辄以木棍或扁担,加以痛击,每一责罚，必致壮丁血肉横飞,非死即废。甚至有因细故而遭枪杀者,亦有于行进间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废或抛入江河岩谷者,极尽人间惨毒”。
以上壮丁逃亡与病死的大致情况，符合史迪威在1943年做的一个判断：“所有壮丁到达其指定接收新兵地位者，仅有百分之五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