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娟16岁那年跟一个安徽的筑路工人跑了，一年后回来时已经是个抱着孩子喂奶的母亲。红娟的母亲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父亲性情也大变，不怎么出来串门了。生产队的人说，这是门风，她们家三代之内不检点的人很多。
红娟用现在的话说，算是队里的小泰妹。记得她指挥我们一群小屁孩跟着玩过家家，她扮演老师的角色，在门板上写个女字中间加个点让我们读Ｂ，声音洪亮，响彻云宵。初中毕业后，红娟俨然是个特立独行的文艺青年，除了让我们读她的诗，大部分时间都带着我们寻欢作乐，在队长老婆如厕时往茅坑里扔石头，在野狗交合里用棍棒追打，在夜黑风高时让我们爬到槐树上扮鬼吓唬人，然后，我们被父母一顿暴打，她啥事也没有。在席幕容汪国真泛滥的年代，会写点诗的红娟，怎么都算是个文化人。
文化人未必审美情趣就高，那个在她眼中高大威猛英俊的安徽人，92年我见过一面，黑矮挫，有点驼背，有点忧郁，我一度怀疑过自己的人生观。但红娟对他爱的不要不要的，一个前卫时髦的女孩，为了理想中的爱情，跟那个五官就像车祸现场的小男人走南闯北的讨生活，做过小工头，做过裁缝，到新疆捡过棉花，到内蒙贩过牲口。98年我在西菜场见到红娟时，她正挥汗如雨，抡圆了一把明晃晃的菜刀，飞快地剁着咸水鸭。她没认出我来，麻利地算着帐，头也不抬地说：十五块八！那时的红娟微微地发福了，扎着马尾，依旧声如洪钟。安徽老公做建材生意，她开个熟食店，市区买了套门面房，终于享福了。
最后一次见到红娟，是2012年的夏天，她母亲病故，在护漕港边支起的灵堂里，她用已经哭哑的嗓子跟我打招呼，队里的人说她哭了三天三夜几乎没停过。后来母亲告诉我，红娟的老公早就偷偷在外面养了小三，一怒之下她离了婚，儿子已经成年，不愿跟她过。前几年跟堂哥买的一处宅基地，因为拆迁补偿的问题，堂哥堂嫂撕毁了一纸协议，连夜逼她搬走，那是她唯一独居的场所。倔强的她在那座三间三层的楼里擦了一夜的窗户和地，那么长的夜，总得干点什么。
红娟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里，有人说她去非洲开日用品店了，也有人说她嫁了个外国老头，从此在地球的另一端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今年护漕港桥那边一直在修路，我回过几次金城村，那条石子路好几年前就铺上了沥青。但我仍然喜欢听自行车碾在石子上发出的嘣嘣的声响，如果是红娟的诗，一定会说这是碎了一地的星星。红娟离开金城村的那个夜晚，星星的光还在，可梦却说散就散，一如三十多年前，一位赤膊的黝黑少年在红娟面前爽朗的笑声，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读过红娟很多没有发表的诗，都记不大住了，唯一有印象的是那句：我悄悄地来，正如我悄悄地去。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文／一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