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情感与理智的博弈，有一个有趣的游戏“最后通牒”：假如有一笔钱，由你和另外一个不认识的人去分，只要你们两人都同意怎么分这笔钱，就可以把钱拿走。你们分别在不同的房间，彼此不能交谈和沟通。作为通牒者的一方，写下愿意拿多少钱给对方，但是要注意另一个房间的对方可以拒绝这个提议，因此分给对方太多则自己少拿钱，分给对方太少就有可能面临玉石俱焚的风险；而作为接收者，在得到分配方案之后可以决定是否接受，如果接受的话就按方案获得分配金额，不接受的话双方都拿不到任何钱。
如果出于纯粹理性人的思考，那么分配多少都应该接受，哪怕只分到1%，也总好过一分钱没有，但游戏结果显示：大部分人会拒绝20%的分配，2/3的人会提出40%-50%之间的分配，只有4%的人会提出少于20%的分配。这个游戏测验在多种文化中得到了重复验证，说明“公平”是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一种倾向，且这种倾向并不是基于完全理性博弈思考的“经济人假设”，真实生活中的人们，往往是经济人和情感人的混合体：既有理性思考，也受情感左右。
《象与骑象人》的作者乔纳森·海特，用“道德狗和理性的尾巴”来说明道德和理性的关系：是狗咬尾巴而不是尾巴咬狗。我们关于公平、正义、以及道德感的产生，往往是先出于本能的情感唤醒，然后才会经由理智做思考判断。在呼吁公益捐款的宣传中，通过受助对象图像故事的情感呼吁所筹集的捐款，是通过理性的数字宣传所筹集的捐款的2倍，唤醒同情心所产生的力量完全压倒了理智思考的能量。
现实中的情感与理智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自以为的理性判断，往往是情感驱动的结果。但人们常常拒绝承认自己的非理性，而是会找出各种理由为自己的判断做辩护，乔纳森·海特举了一个很荒谬的例子：一个男人每个星期去超市买一只冻鸡，回家后和冻鸡发生性关系，然后再把它洗干净，煮了吃。很多人都会立刻回应说厌恶甚至恶心，指责这个男人错误的行为。海特会反问这个人错在哪里？他没有伤害任何人，也没有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这件事情，但人们还是会找出很多理由来为自己本能的厌恶辩护，海特说，理性过程更像是一个为客户辩护的律师，而不是一个寻求真相的法官或科学家。其实我们很多道德判断，都是从直觉出发的情感判断开始的。
实际上，厌恶这种道德情感的产生，源自于我们进化的本能，嗅到难闻的味道就会皱紧鼻子，吃到脏东西就要吐出来，看到异样的东西就觉得不自在，出于生存的自我保护，我们本能的讨厌那些会引起我们生理或心理不适的对象，厌恶便是借助了这样的生理基础。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项实验：基于人对臭味会产生厌恶的本能，要求被试在一间充满臭味的房间对各种各样的行为评分，研究发现，在臭气熏天屋子里的实验者会变得更苛刻，并对某些不认同的行为作出更严厉的道德谴责。可见，瞬间产生的厌恶情感，影响了我们理智分辨的能力。
人们一直纠结于情感与理智的博弈，但始终都无法得出谁强谁弱的压倒性结论，比如有关道德的著名难题“电车困境”，一种情况是，一辆失控的电车驶向轨道上的五个工人，此刻，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但是另一条轨道上也有一个人，你是否会选择拉杆，牺牲一个人拯救五个人？另一种情况是，你站在天桥上，一辆失控的电车驶向轨道上的五个工人，此刻，你身边正站着一个体型巨大的胖子，他的身体正好足够挡住电车，不致于撞上那五个工人。你会动手推下胖子，牺牲胖子以拯救那五个工人，还是坐视电车撞上那五个工人？
心理学家发现，大多数人面对第一种情况，会选择切换轨道，但是面对第二种情况时，大多数人则会选择不动手。通过核磁扫描发现，当人们对第一种情况做判断的时候，激活的是理性相关的脑区，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更多动用了情感相关的脑区。面临是否选择亲手推一个人下去的时候，会激活我们道德直觉所引发的情感冲突：不杀人是道德直觉，救人也是道德直觉，我们无法做出功利主义的数量计算。正如孟子所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在第二种情况下，情感击败了理智。
情感与理智并不是对立的两个极端，情感不等于非理智，理智也不是绝对的精于计算，追求纯粹的理智只会沦为冰冷的机器，而情感与理智的平衡，才能让道德狗和自己的尾巴友好相处。约翰伯格说“在人类的属性中，永不缺席的脆弱，最为珍贵”。希望我们既可以享受细腻的情感所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体验，也可以在理智的平衡下做出更好的选择，把握人生前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