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由，以赛亚·柏林有一个有趣的论断，即自由应当具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分别是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积极自由指主体面对备选可能性时做出自由选择的能力，而消极自由指外在于主体的客观上存在的各种备选可能性。一个积极自由缺乏的例子是吸毒者无法拒绝毒品，一个消极自由缺乏的例子是人面对一条路被堵死的分岔路口。
这样，一般来说，人们会认为如下例子是缺乏积极自由的，即一个从小只听妈妈话的女孩缺乏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因为她总是按照母亲的指示去做事。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们必须分情况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从小只听妈妈话这个条件过于笼统。第一个情况是，这个女孩在缺乏妈妈指示时是否还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假如她不能，那么才可以断言这个女孩缺乏积极自由。例如，有两件裙子，一件是红的，一件是绿的，妈妈的意见是选择绿的，她在妈妈的意见存在时会选择绿的，而在没有妈妈的意见的时候她根本无法做出选择。这种情况下直觉会告诉我们，这个女孩是缺乏积极自由的。
另一种情况是，她的意见事实上和妈妈的意见相左，此前的言听计从只是受迫于妈妈，而在妈妈的意见缺失时她则会选择自己的选择。例如上述的那个例子，女孩在没有妈妈指导下其实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红色的裙子，那么的确在这时候我们并不能断言女孩缺乏积极自由。但是，问题却是，她在受迫于妈妈意见影响的时候是否缺乏积极自由？即，例如在被迫选择绿裙子的时候，她是否还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这时候我们必须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才是自由选择的能力。当我说我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时候，其实我并不是在说在结果上说我总是能做出真诚的选择（我自己想要的结果），而是在说，我总是能在做出选择之前，先对建议和指令做出一次先行的二阶选择。这就是说，例子中的女孩具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其实是说，她在实际上选择了某件裙子之前，先要在脑海里考虑或斟酌一下妈妈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先要进行一次对意见的自由选择。假如她存在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她就有所谓自由选择的能力，而假如她没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才是没有所谓自由选择的能力，而根本无关一阶选择的结果是否符合她自己的意见。如果这么来理解自由选择的能力的话，那么，尽管女孩被迫于听从妈妈的意见，但只要她始终还葆有自己的意见，她就总是积极自由的。反之，只有在她完全放弃或忘记自己的意见，完全依附于妈妈的意见的时候，她才是不具积极自由的。
第三种情况是，女孩自己的意见总是和妈妈的意见相符合。也就是说，在上面的例子中，女孩自己本来也喜欢绿裙子。这时候，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则是，女孩的意见是否是来自于妈妈的意见？假如女孩的意见是完全独立于或先于妈妈的意见，那么则其积极自由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但假如女孩的意见其实是妈妈的意见的产物，比如，女孩本来没有自己的意见，而在听了妈妈的意见之后被说服从而产生了一个妈妈的意见的复制，那么根据上面我们对自由选择能力的定义，她其实是不具积极自由的。因此，总的来说，当女孩和妈妈的意见总是相符的时候，假若她的意见真的是自己的意见，那么她就总是积极自由的。
对这个问题讨论的意义在于，女孩和妈妈的关系可以类比为国家和个人的关系。国家作为政治权威的一种也总是通过政令和宣传对我们的自由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问，面对国家给予的指导意见，我们还自由吗？当然，这本是个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然而却必须到此为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