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笔者发布一篇用“读问思用”四个步骤学习政府文件和理论的文章。对于2019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就是采取这四个步骤开展学习。在“问”这个环节，我梳理出了30多个概念，通过查阅资料，详细了解概念的内涵，以便更好地理解政府工作报告。
现分三期将给大家分享，方便大家更有效的学习掌握报告内容。
23.督察与督查
“查”与“察”有何区别？
督查组和督察组都以督为主，但区别就是后一个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两者大方向是一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督查组是例行检查，上级查看下级工作有何问题，政策落实情况如何，帮助解决。而督察组更倾向于地方有违法乱纪行为时进行的检察。“相较而言，督察组权力更大。”
政府制定出台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措施后，积极有效地贯彻执行，才能使得深化改革得以顺利实施。
但在此期间，也有一些方针政策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执行效果大打折扣，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如何有效地促进政策执行，确保政策有效落实，强化对政策执行的督查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毛寿龙说， “督察组针对性更强，主要查具体的事情，针对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予以公示，督促整改。”
24.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
自贸试验区：
自由贸易试验区（Free Trade Zone，简称FTZ）是指在贸易和投资等方面比世贸组织有关规定更加优惠的贸易安排，在主权国家或地区的关境以外，划出特定的区域，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税自由进出。实质上是采取自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狭义仅指提供区内加工出口所需原料等货物的进口豁免关税的地区，类似出口加工区。广义还包括自由港和转口贸易区。
2013年9月-2018年4月，国务院先后批复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陕西）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2018年11月23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
自由贸易港：
自由贸易港是指设在国家与地区境内、海关管理关卡之外的，允许境外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对进出港区的全部或大部分货物免征关税，并且准许在自由港内，开展货物自由储存、展览、拆散、改装、重新包装、整理、加工和制造等业务活动。
目前排名世界集装箱港口中转量第一、第二位的新加坡港、中国香港，均实施自由港政策，吸引大量集装箱前去中转，奠定其世界集装箱中心枢纽的地位。
2018年4月13日，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25.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日韩自贸区、中欧投资协定谈判。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2012年由东盟发起，成员包括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16方而制定的协定。已举行1次领导人会议、10次经贸部长会议及22轮谈判。这是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达成后将覆盖世界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贸易量，成为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
2018年11月13日，正在对新加坡进行访问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希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2019年签署并生效。
中日韩自贸区：
中日韩三国经贸往来源远流长，特别进入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速，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这一设想在2002年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上正式提出。设想中，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15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将被取消，商品等物资流动更加顺畅，区内厂商往往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得更大市场和收益，消费者从中获益，中日韩三国的整体经济福利都会有所增加。2012年11月20日，在柬埔寨金边召开的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经贸部长举行会晤，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2013年3月，中日韩自贸区第一轮谈判在韩国首尔举行。谈判已经历时6年，迄今几经波折，至今仍未达成框架协议。
2018年12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自贸区第十四轮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上，谈判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提速基础已经具备，三方将在RCEP（中日韩及东盟等16国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取得的重大成果基础上，探讨中日韩自贸区进一步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的方案，RCEP也被认为是我国正在推动的经济体量最大、占我国外贸比重最高的自贸区谈判之一。中日韩三方商定将自下一轮谈判起恢复工作组会议，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议题展开实质性磋商。去年以来，中日韩三方已多次表达加快谈判意愿。去年5月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表联合宣言，重申将进一步加速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力争达成全面、高水平、互惠且具有自身价值的自贸协定。去年11月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来自日本和韩国的参展企业阵容强大、产品新颖，成为一大亮点，折射出中日韩贸易潜力巨大，“中日韩自贸区”具备提速的现实需求，中国领导人亦提出要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
中欧投资协定：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启动于2014年，内容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竞争中立、高端服务业开放等。中欧双方领导人多次推动该协定谈判。
目前，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共举行了19轮磋商，12次会间会。2018年7月，在第20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期间，中欧双方正式交换了清单出价，标志着谈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过密集的谈判，中欧双方已就文本中不少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保护方面的重要条款达成了一致。并即将就投资市场准入方面的清单出价进行实质性谈判。
26.推进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当有新作为，其中之一就是加快构建包括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年金、企业年金和商业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一是加快制定科学的顶层设计，明确不同层次养老保险的结构与功能定位。第一层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整个养老保险体系的主体和基础；第二层次的职业年金、企业年金是补充保障；第三层次的商业养老保险着眼于满足个性化养老需求。二是加快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其他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定型和发展提供基础条件。三是通过完善竞争机制激发保险公司等市场主体发展养老金业务的内生动力，提升其市场开拓能力以及养老金产品创新能力。
27.“枫桥经验”。
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枫桥经验”之一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
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 此外，枫桥镇在健全普法工作网络的基础上，每年投入20多万元用于法制宣传教育，并对曾经有过违法行为的人员，坚持“不推一把拉一把，不帮一时帮一世”的原则。
“枫桥经验”之二
帮扶刑满释放人员。
五年来，枫桥200多名刑满释放人员中，绝大部分人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好率达99.15%，有的人成了致富能手，有的人还入了党，当上了村干部。
“枫桥经验”之三
外来务工人员管理新模式。
随着经济发展，枫桥镇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推出新的管理模式，统一为外来员工解决住房和子女入学等问题，每年还评比“十佳外来优秀青年”，授予中高级人才以“荣誉镇民”称号。
28.加强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要落实到国家安全能力建设上。观念体系的变革，对能力建设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制度体系的完善，为能力增强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基础。国家安全能力是一种系统能力，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国家安全制度体系为基础的总体安全能力，要体现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实践中，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效果中。
29.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社会治安的“立体化”防控，主要体现在多维度和多层次两个方面，即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可以理解为多维度的防控和多层次的防控。多维度主要体现在时间上的全时段防控、空间上的人类活动地域全覆盖、观念上的社会公众自我防范意识提升、社会关系上的社区居民协同防控及邻里守望；多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现实社会和虚拟社会层面，既要重视传统的现实社会防控体系建设，也要加强网络环境下的虚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二是国家和地方层面，以系统论为指导，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构建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相统一、相协调的防控体系；三是从主体上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加入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中来，尤其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形式，建立多元主体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要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拓宽群众参与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渠道，依法保障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和建议权；四是城市和乡村层面，不仅要关注城市的社会治安治理，而且要多加关注乡村地区的社会治安防控基础设施和基本制度建设，实现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上的城市与乡村协调共进。总之，立体化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治理违法犯罪、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系统工程。
30.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多边主义：
一般来说，多边主义是指国家之间进行合作，来解决国际问题、处理国际冲突，在广义的行动原则基础上协调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与合作，是多边主义的基本特征。它成为多方参与的全球共治，以预先协调的方式处理一些公共性问题，为此提供有效性和合法性。
多边主义主要包括全球多边主义、区域多边主义，以及国家多边主义。
一些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及世界贸易组织，都是奉行多边主义的机构。
多边主义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多边主义的独特性，不仅仅在于其协调多方组成的载体的政策，同时也在于它是在调整多方面关系的、在一定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协调活动。
第二，多边主义有普遍的行为准则，这种原则规定合适的行动，并不考虑在任何特定事件条件下各方特殊的利益。
第三，多边主义的一般制度形式不同于帝国主义的制度形式，它不是通过内部压制而是通过平等性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禁止排他性、歧视性，而倡导开放性、民主性、透明性、非强制性和合作性。
第四，逻辑上，广义的组织原则必须提出集团成员行动范围上的不可分割性的问题。决议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少数成员无法阻止组织做出决议，一旦行动在多边主义框架内开始执行，其成本和收益在地理和功能上具有确定的扩散范围。
第五，多边主义具有较强的实践取向。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多边主义例子，可在其成员中导致出现基欧汉所谓的对“扩散的互惠性”的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量上给它们带来大致平等的收益，这种收益往往是长远的、涉及面广的。
与之相对应的是单边主义，指某些大国，不考虑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愿望，单独或带头挑战已制订或商议好了的维护国际性、地区性、集体性和平、发展、进步的规则和制度，并对全局或局部的和平、发展、进步有破坏性的影响和后果的行为与倾向。
31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智能+”和“互联网+”
2019年， “智能+”作为一个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同时出现的还有“互联网+”。早在2015年7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就明确了未来3年和10年的发展目标，“互联网+”正式从概念上升为行动。
所谓“互联网+”，其本质是通过信息化技术，促进各领域各产业融合，提高产业自动化和经营水平，全面提高产业竞争力。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正如全国人大代表马化腾所说，互联网有望全面渗透到各个产业价值链，对其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环节进行改造升级，从而极大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对实体经济产生全方位、深层次、革命性的影响。
报告中首次提及的“智能+”。事实上关于“人工智能”的概念，近年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屡有提及。2017年，“人工智能”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推进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2018年，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发展智能产业，拓展智能生活，建设智能社会。直到2019年，报告首提“智能+”。
关于“智能+”，报告提到，要围绕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工业基础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拓展“智能+”，为制造业转型升级赋能。
可以看出，拓展“智能+”，与推动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转型密不可分。与“互联网+”一样，“智能+”旨在将技术与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相融合，利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从而实现降本增效。这在外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内部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意义尤为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