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是《这些年泼在公主身上的脏水》系列的第三篇，前两篇我们分别讲到了“松州之战的刀锋下，文成公主被迫和亲”，以及“唐朝公主和亲的政治性选择”两个问题，今天我们就来来扒一扒所谓“文成公主和禄东赞之间的风流韵事！”

这个传说故事在安多地区流传甚广，可能会多人都听说过，但它是不是真的呢？

别着急，我们先来说禄东赞是何许人也。

禄东赞第一次出现在史料里是在《旧唐书》中，“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自余宝玩数百事。”

需要注意一点，各地史料对松赞干布的称呼不尽相同。

敦煌古藏文文献称之为“墀松赞”，其中“墀”是敬语同“赤”，唐史一般记做“弃宗弄赞、弃宗农”，《旧唐书》里的“弄赞”就是松赞干布的简称。

“弄赞乃遣其相禄东赞致礼”这句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禄东赞当时已经是大相了，而且当时吐蕃王朝采用的是“独相制”，禄东赞是朝里唯一的相。

第二，禄东赞受赞普之命，赶赴长安“携金宝前来致礼”。

正是因为有这条“携金宝致礼”的记载，几乎所有人都以为禄东赞是来长安求亲的。

为此，藏区还衍生出与之配套的传说，所谓“松赞干布事先准备了三个锦囊，每次李世民问到问题，禄东赞就打开一个，锦囊里的话把李世民吓得半死”，以及所谓“面对各国求婚使，禄东赞机智的通过了李世民的六难婚使和他考验公主”云云。

这些传说故事从根上就有问题，禄东赞根本就不是“求婚使”，而是“迎亲使”。

在两唐书（新旧唐书）禄东赞来长安之前，都写了这样一句话，“因复请婚，太宗许之”。

这就意味着禄东赞之前，至少还有两批使臣前来求婚，第一次是在唐贞观十年（636年）左右，李世民拒绝了。

随后，松州之战爆发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七月，第二批求婚使到达长安的时间是贞观十三年（639年）。

在使臣返回，得到太宗允婚的消息后，禄东赞才带着“金宝前来致礼”，到达长安的时间是在贞观十四年（640年）。

随后，文成公主于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出嫁。

这是文成出嫁前准备期，一个完整的时间链条。每次使臣到来相隔一年，因为当时往返两国一次，需耗时十个月左右。

藏族史料和传说里，将往返三次的求婚过程精简成了禄东赞一次便完成，这完全不符合中原王朝婚嫁的惯有规矩，还别说是帝王公主涉及国家颜面，就是一般富裕人家嫁女儿还要“三媒六证”呢。

在古代想要求婚如果不交定金（“纳彩”），您连问姑娘名字的权力都没有（“问名”）。

所以，根本不可能禄东赞带着彩礼到长安，李世民说“行呀”，就把文成公主带走了。

因此，禄东赞的真实身份只可能是“迎亲使”，这样前述所有的传说故事都站不住脚了。

关于这一点，《旧唐书·太宗纪》里面写的非常清晰，“吐蕃遣其国相禄东赞来逆女”，“逆女”是古代“迎亲”的别称。

传说故事就是故事，别把故事当成历史看待。

再说了，所谓“三个锦囊”的故事，在尼泊尔赤尊公主求婚时也一模一样的用过，唯一的区别就是求亲使换成了吞米·桑布扎，李世民换成了泥婆罗王（尼泊尔）。（《柱间史》阿底峡尊者伏藏整理、《西藏王统记》索南坚赞著述）

另外，“三个锦囊”故事里，李世民询问的三个问题分别是“有无十善法”、“有无寺院、上师供养”、“有无财货供应”。

大概后世书写教法史料的高僧们坚信，吐蕃推行了以佛教思想为基础的“十善法”，那别的国家（大唐、尼泊尔）用的也一定是“十善法”。

可惜，中原从始至终都是世俗社会，掌控话语权的是士绅（儒生）集团，从来不是宗教集团。

李世民怎么会连续问两个有关宗教的问题呢？

“六难婚使”就更荒诞了，且不说李世民会不会吃饱撑的，考验一下诸位求亲使“鞣制羊皮的能力”和“给马驹找妈妈”。

“各国求亲使一起竞争”，就完全不符合逻辑。

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和亲与否、与谁和亲”，完全是政治取舍的问题。

怎么可能放出话来，“我有一个公主你们都来竞争”，把娶公主当成工程招标了吧？

另外，所谓“第一次吐蕃求亲被吐谷浑搅黄了”，根本就是为出兵征伐找借口。

唐朝又不是只有一个公主（嫁给吐谷浑王的弘化公主也是宗室女，详见上篇文章中“唐朝和亲公主一览表”），吐谷浑娶吐谷浑的，吐蕃娶吐蕃的，吐谷浑使臣吃饱了撑的搅合吐蕃的事儿？

我之所以写上面传说故事的内容是想告诉大家，故事不能尽信，还别说故事，就是写在史书里的记载都不能尽信（“尽信书不如无书”），更何况是口口相传的故事呢？

而下面有关“文成公主和禄东赞之间不可不说的故事”，也是一个故事，因为藏族史料上都没记载。

这个“不得不说”故事的梗概大概是这样的，“文成公主入藏的路程艰辛，历时三年，期间公主被禄东赞勾引，与其生下残疾孩子。赞普得知后，二人逃至安多地区，再后来孩子去世，赞普宽恕禄东赞，他们才回到拉萨，松赞干布娶了文成公主，经过这些波折，公主才与松赞仅生活三年。”

关乎这个故事的出处，我遍寻各种教法史料，都没看到相关记载，不但如此，就连公主路上走了三年的记载，我也没查到。

那文成公主到底走了几年呢？

文成公主出发的日期很清楚，唐贞观十五年（641年）正月丁丑（18日），公主到达西藏记载在藏文史料《敦煌本吐蕃古藏文文献——吐蕃大事记年》中，松赞干布亡故前九年的条目里。

需要注意的是《吐蕃大事记年》是编年体的史料，每年发生的事件分别列出。

现已确知，松赞干布亡于公元649年（贞观二十三年），可以反推出文成公主于641年达到吐蕃，我们只是不确知公主到达的具体季节和月份。

换言之，文成公主正月从长安出发，当年便到达吐蕃，耗时不到一年。这也和两国使臣往返所用的时间基本吻合。

另外，松赞亲自赶赴“柏海”迎亲，“弄赞率兵次柏海亲迎。（《新唐书·吐蕃传》）”

“柏海”据学者研究，便是今黄河源头扎陵湖、鄂陵湖地区，大约在长安至拉萨唐蕃古道的中间位置。

这也就意味着，如二人之间却有私情，只能发生在道路前半段，而这段时间不足六个月，如何来得及生下孩子？

在我查阅藏史记录时，还发现了这么一个有趣的记载。

这是《西藏王统记》（索南坚赞著述）里的记载，我特意截了一张图，文中的“伦布噶”就是禄东赞。

按这本藏文资料记载，“公主离京时，禄东赞被扣在长安做人质，后经种种手段逃脱，追上送亲队伍已过去了五个月。”

类似内容在《新红史》（班钦·索南查巴著述）里也有，记载的几乎一般无二。

如果上述两个记载属实的话，那二人在一起只有一个月，这点时间撒种子都不一定够！

当然了，上述史料记述禄东赞被扣为人质一事，也不见得属实。因为，《西藏王统记》在其后写到禄东赞为了脱身，给唐朝挖了种匪夷所思的坑。

例如，让李世民用炒熟的麦种播种，导致唐朝发生饥荒等等事件，实在太过离奇。

我相信，李世民即便没种过地，也不至于傻到这个地步。

唐史里还有另外一个记载，可以说明禄东赞如果想要娶个唐朝公主，完全有更好的机会，根本用不着偷偷摸摸的。

上面这段记载说的是，李世民招禄东赞殿上问对，发现他是个人才，除赐官右卫大将军外，还想赐婚“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给他。

那这个“琅邪长公主外孙女段氏”又是何许人也，她的身份地位和文成公主相比如何呢？

此处的“琅邪公主”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高密长公主”，太宗李渊第八女，李世民的亲姐姐，先嫁长孙孝政，后改嫁段纶。

段纶是前隋兵部尚书段文振之子，隋乱时，段纶散尽家财，领万人随李渊起兵，有从龙之功，官至蜀郡太守、剑南道招慰大使、礼部尚书、工部尚书，封爵纪国公，死后追封晋昌郡王。

其子段俨娶李元吉之女文安县主为妻，其女嫁长孙皇后族叔长孙顺德之子。

从这一大串显赫的世家名头便可得知，段氏之女也是唐朝宗室之女，其地位并不比文成公主稍差，唯一欠缺的不过是个公主头衔而已。

至于公主的头衔，其实也不是一定搞不到。

太宗时期和亲的前四位，均是因功赐婚的异族归附大将，执失思力（突厥人）、阿史那忠（突厥人）、契芯何力（铁勒族契苾部人）、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其中二位赐封了公主。

而禄东赞本人有勇有谋，不论运筹帷幄，还是决胜战场，都是把好手。两唐书和资治通鉴对他的评价极高，“性明毅严重，讲兵训师，雅有节制”，并认为吐蕃兼并诸羌，多是他的谋划（“多其谋也”）。

所以，要是跟着李世民干，未必不能封妻荫子。

既然是这样，禄东赞如果想要娶个唐朝公主，皇帝赐婚明媒正娶风光大办，岂不比私通好的多？

再说了，旁边还有李道宗守着，能不能通得着，还不一定呢！

再有一点，李世民如此看重于他，又赐官又许婚。估计已有了挖人的念头，如果能将他收入囊中，无疑是日后对付吐蕃的最佳臂助。

即便挖不着人，如果禄东赞答应了许婚，也能起到吐蕃君臣的目的，这才是帝王心术。

好在，禄东赞也不是凡品，机敏的从太宗挖好的坑边溜达过去了。而且，理由非常充分，赞普还没娶公主呢，我哪能先娶呀！（“且赞普未谒公主，陪臣安敢辄娶”）

由此分析，太宗扣留禄东赞为人质的可能性很小，一方面两国关系正在修睦和好的上升期，没必要为一个良臣破坏氛围。

另外，既已刻意推恩在前，何必又扣为人质在后，岂不自相矛盾？

所以，从正常逻辑上说，二人根本不可能有“不得不说的故事”，既没必要，也没可能。

如果李道宗真是文成公主父亲的话，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放纵女儿如此。

就算不是自己女儿，在送亲路上出此惊天之事，即便唐朝风气开放，至少也是杀头之罪。

李道宗又不傻，你们之间有没有爱情，和我有关系吗？！

下一篇我将斗胆来讨论一个争议更多的问题，“松赞干布到底活了多久？”，以及“文成究竟嫁给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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