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末，打车送孩子去棋院。
太阳明晃晃的，风拂在脸上，有些软。路边的树还是冬天的样子，枝杈伸向天空，还没有发芽的迹象。
一辆出租车已停在院门口。拉开门，车里倒收拾的干净，不过，后座并没有像寻常出租车一般，铺上白蓝相间的布垫。司机侧过半张脸，说：“垫子昨天洗了，还没干透。”
他戴着口罩，看不清楚完整的五官，脸色灰扑扑的。短头发，稀稀疏疏，贴在头皮上。身材微胖，四十岁左右，一问，八四年的，比我大一岁。穿一身灰色冲锋衣，帽扣似乎坏了，帽子耷拉在脑后。
我跟他攀谈起来。他是湖南人，最早在广州干。一零年，“还记得是九月份，快国庆了”，朋友开店，让过来送货，就这么来了。这一待就是十六年。他说到“十六年”时，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后来，不送货了，改开代驾，白天给4S店送车，晚上给喝酒的代驾。这两年才开的出租。
他说，现在干出租，不挣钱。这半年，交管更严了，加了很多摄像头，以前压个线、路边停个车，不算违规。现在都拍，拍了就罚款。前两天，在海淀桥那里，没停在出租车位上，被拍了一次。200块。照这样，真没法干。现在合同还有半年，到期就不续了。
他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语气不紧不慢。遇上一个长的红灯，他便收了声，目光虚虚地投向窗外。车窗外晃过的光，在他灰扑扑的脸上明明暗暗。
下车后，牵着孩子走了几步，只听得身后吱呀一声——副驾的车窗摇了下来。他侧着身，头往外探，声音透过口罩嗡嗡地传过来：
“发票您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