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之死》是中信出版社的“见识丛书”系列第34本。该书作者托马斯.M.尼克尔斯（Thomas M. Nichols）是美国海战学院的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同时还身兼其他高校、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教授和顾问角色。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影响”。作者意在批判美国人对专家的排斥、蔑视、不信任等态度，认为其本质上是在将“无知当美德”、是一种“反智主义”。大众在对抗专业知识的过程中，透露着自以为是和狂热，当然也包含各种逻辑错误。反智主义虽还没导致专家死亡，但让专家岌岌可危了。
该书逻辑层次清晰，论理和例证适当，引文出处明晰，可读性很好。作者按照以下思路成书：什么是“专家”，他和普通人的区别在哪里？专家和普通人、普通人之间的沟通障碍是什么？教育、互联网、新闻在促成“专家之死”上发挥了哪些作用？专家犯错了怎么办？如何认识专家犯错？最后是专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即美国社会中专家和民主之间的平衡问题。
虽是域外批判，社科领域里的通识对我们依然具有启发价值。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也在高速发展，难免会遇到类似的“反专家”思维。现实生活中，身边也不乏基于有知、无知、一知半解甚至娱乐心态嘲讽“专家言论”的；“你是专家”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带些戏谑味道。《专家之死》引申出的严肃思考及其背后的问题，也值得我们警惕。
我结合读来的“要点”和“心得”归纳了九个“不要”，愿和朋友们共同进步！^_^
第一，不要认为自己“足够聪明”
社会分工日趋复杂，当人们感到难以适应的时候往往会对“精英”产生不满，同时又会坚持认为固有的文化、一般的常识在复杂形势下仍可解决新问题。人们会认为，坚持“自我”，拒绝“精英”，是一种文化多层次的表现。这些时候，如果出现一些“专家失误”，则会进一步增强公众“无视专家意见”的信心。
实际上，“每个人的时间和才能都是有限的，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束缚”。我们要在承认自己有限性的基础上，尊重那些在日趋复杂的社会分工中的某一环精耕的专业人士。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自身的能力不足以为自己包揽所有决定。合理的怀疑，对科学和健全的民主都至关重要，但强烈坚持的观点却不能等同于事实。
“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我们可能通过各种途径，对自己关注的问题有所了解，甚至通过努力“钻研”读些相关著作，可以解决自己的基本认知问题。但是，“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分析，专业知识不是消遣的游戏。一些想要迅速进入一个复杂领域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多么苍白。”
作者批判美国公众对专家积极憎恨的态度，已经远非善意的怀疑，其背后是这样的逻辑：我们不仅认为谁都不比别人更聪明，还都认为我们是最聪明的一代人。
第二，不要认为“常识”可以解决复杂问题
书中谈到了“邓宁-克鲁格效应”，又称“达克效应”。此前看《社会性动物》中也谈到过这个效应，其大体是说：越是愚蠢的人，越不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越是会高估自己。越是低能的人，越是无法认识到自己是错的，或别人是对的，也越有可能试图去掩饰伪装，越是学不进去任何东西。
专家谈到的很多专业性问题，往往需要对其真实性进行核查——实际上就是对专家观点的检验。有的属于科学技术层面的内容要通过可重复的实验进行核查，有的属于社会科学类的内容要通过外部专家的“双盲”评审进行核查。这种核查具有严格标准，也是非常谨慎的，需要依靠切实的“证据”进行论证。
“奥卡姆剃刀原则”告诉我们，直接有用的解释摆在面前不必舍近求远。作者也谈到“大多数时候……日常事务中常识已经够了，而且往往比不必要的复杂解释更好用。但是如果要解开更复杂的问题，常识就不够了，因果关系，证据属性和统计频率错综复杂，远非常识可以处理，很多最棘手的研究问题通常会得出违反直觉的答案，这一点就决定了常识无济于事。”
也就是说，常识可以解决日常问题，但不要用常识、用“想当然”去解决复杂问题，普通人更应避免在复杂问题面前用自己有限的常识去对抗专家。
第三，不要陷入“证实性偏见”中不能自拔
现在的网络世界里，大家争论的事情往往没有什么核查机制，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最终想记住什么就记住什么，往往会陷入“证实性偏见”——我认为什么是对的，我就可以找到“例子”。一切反对的证据为无关紧要的，所以我的证据总是铁律，你的证据总是错误或者例外。
作者也谈到证实性偏见最典型的就是“阴谋论”，其特点在于“阴谋论操纵一切存在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解释，但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没有证据当作更有力的佐证，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切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
阴谋论尤其能吸引那些难以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又没有耐心去听一些平淡的解释的人——自身境况百思不得其解，归结为背后有阴谋并且听任围绕阴谋兜兜转转的话就都显得“有道理”了。甚至，即便自己不理解、不明白也不用面对被指为“智商不足”的压力了——因为阴谋本来就不想让人轻易懂。
我们通常说的不要“一概而论”并不是说凡事都没有定论，都有不同的“证据”支持；我们实际说的是不要有“刻板印象”。作者指出二者之间的差别：“刻板印象是一个社会陋习，但概括却是任一科学的立身之本”。刻板印象的关键在于其对事实检验结果无动于衷。刻板印象不受任何现实的干扰，而且能巧妙利用证实性偏见，把一切特例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
所以，当我们说“这个不能一概而论”的时候，要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已经“先入为主”了。当然，比“先入为主”更为让人难过的是：一无所知——反正我就认为“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第四，不要将“文凭”和“良好的教育”划等号
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对待“文凭”的态度值得我们注意。一种是在崇尚物质、崇尚消费的人群中流行的“学习无用论”，有文凭的人就是“书呆子”。另一种是想方设法拿到一纸文凭——不管是哪个学校的，背后则是“文凭等价论”。作者举例说“如果你和我都有大学历史学位，为什么你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就比我的强？……我们都有同样的学位，不是吗？”
“学习无用论”和“文凭等价论”实际上都对教育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作者谈到“一张大学文凭，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哲学的，都应当表明持证的人真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掌握了某一学科，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了一个广泛的理解，这绝非易事”。也因此，当前美国的学校教育显得有些难当此任——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结业时，“他们真正掌握的知识，远不及他们所以为的那样”，他们手里拿到的“文凭”可能也就因此而变得廉价了。
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中何尝不存在？理想的本科教育可以让人获得通识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并且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意愿，为学生“成人”做好铺垫。但是，激增的学科专业导致很多文凭“最多只能说明你接受了培训，而非教育——教育和培训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更糟糕的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而“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
所以，“文凭”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真正“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知名院校的文凭和一般院校的文凭有通常的“差异”（当然不能否认，好学校也有差等生，一般的院校也可能有高材生）。因此，我们给自己的孩子选专业的时候，要认真思考下学校的水平，学校在这个专业上能提供的学术资源等，而非仅仅看学生宿舍好不好，校园风光美不美。
第五，不要将“观点”和“知识”划等号
日常生活中我们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观点。这些观点的来源却不同：有的来自道听途说，有的来自搜索引擎，有的来自朋友闲谈，有的来自新闻报刊；当然也有的来自长期的观察、不断的总结、深刻的钻研和严谨的思考，等等。因此，“观点”和“观点”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更进步一说，观点背后的“知识量”可能是不同的。所以，作者在批判美国大学生的傲慢自大时举一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一个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在讲座中表达认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关于发展一个天基导弹防御计划，一个大二的学生在提问环节进行了挑战。科学家很有耐心的解释但坚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学生意识到一个重要大学的科学家不会因为和一个大学生辩论几句就改变自己的观点，于是改口说：“嗯，你的预测也不错，跟我一样！”。科学家立即打断年轻人：“不不不”，他断然说“我的推测比你的好得多！”
为什么？钻研一个领域多年的专家和一个刚上大学的年轻人之间的“知识量”一般而言存在很大差异。科学家给年轻人更重要的教育是，大学仅仅是重要学习的起点而远非终点，而“尊重一个人的观点，不等于同等尊重这个人的知识”。当然，专家的观点，尤其是关于是否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类的重大决策持续面临争议，但“一个经验丰富的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个通常的大二学生的推测，不会是平分秋色的”。
此外，“观点”也不是任性的坚持和肆无忌惮的批评，将后两者误解为“批判性思维”是大错特错的。作者批判现代大学有一种“襁褓式”的环境，“让学生幼稚化，让他们缺失了进行有逻辑、有内涵的论证的能力”，这样的批判应该说在我们的教育环境中同样值得警惕。
第六，不要认为“互联网”是通往学识渊博的道路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看起来互联网好像是“万能”的。有什么不懂，上上网就知道了，何必听专家“聒噪”？这大约是很多人的想法。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深有体会，当我们想得到一个重要问题的确定答案时，互联网却让我们陷入了“大海捞针”般的艰难。
我们尤其要注意“信息、知识、能力”之间的差异。“互联网不仅是好奇者的吸铁石，还是轻信者的落水坑”，你认为通过互联网自己可以成为“即时专家”，认为搜索引擎给你的东西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了，沉浸其中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了，这只是一种幻想。信息不等于知识、知识不等于能力。而且，我们在互联网上还要面临大量的不实信息干扰。
互联网还有个重要的特点不容忽视，那就是谁在提供互联网的搜索服务？提供搜索服务的标准是什么？作者提示我们：“搜索引擎的背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是对用户不透明的算法。……互联网世界和现实生活一样，金钱和名气很重要”。所以，我们搜索出来的信息看起来质量参差不齐，看似合理的仿佛就是知识，我们好像从中“获益了”、“明白了”，可能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的对：真正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而是事实并非了解的那样”。
上网查资料背后可能还有个深层心理原因，作者将其表述为“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不良信息得到纠正，或让自己珍视的理论被推翻，他们想让这个电子数据库来肯定他们的无知”。网上搜索内容多了之后，我们通常无法分清哪些一闪而过，哪些是我们真正知道的。最终可能还是会受到证实性偏见影响：只记住自己想记住的结论！
第七，不要将“主持人”当“专家”
为什么会说到“主持人”的问题？作者实际上批判的美国新闻传播是导致专家之死的一个原因。现在的新闻报道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准确、深刻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电视频道太多了，新闻也太多了。
于是，主持人们也要想方设法讨“消费者”喜欢；也于是，电视媒体上的时事新闻也好，公共政策讨论也好，重大突发事件也好……无不呈现出“娱乐化”倾向。这种情形下，“电台主持人不仅攻击既有的政治信念，他们攻击一切，把听众拽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主持人认证的事情才是事实，否则皆不可信”。
而大众者呢？面临这么多的资讯纷至沓来，如果你喜欢可以不停的换频道，不停的刷网页，不停的切换手机里的App……我们感觉自己好像知道了很多，误以为自己对那些新闻标题都理解了。“更糟糕的是，与众多媒体的日常互动，让人们不愿意去学习任何需要耗费太长时间或不够娱乐的东西”。
作者认为，一方面是新闻和传播学粗制滥造了一些对记者职业知之甚少的年轻人，象牙塔中缺乏“一个行业的习惯和常态中学习”的经历，导致他们容易处于浅层次的“提供新闻产品”；另一方面，主持人不能因为同专家拥有了“对话资格”，其见解就具备了专家水平。我们要注意避免受“晕轮效应”影响，将个体在一个领域的“成就”迁移到其他领域，即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也不代表他“事事精通”。如果主持人试图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专家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们因为名气而相信他们”，我们就要警惕了！
第八，不要把“专家”当“决策者”
弥漫在我们身边的对专家的不信任感，有时候会让我们认为：情况糟糕，完全是因为“专家意见误导”；让我们容易忽略的是，专家并不是“决策者”，但他们却常常要“背锅”。作者指出：“专家不是政策制定者。专家给国家领导人当顾问，他们的话语比普通人有影响力，但他们不是作出最终决策的人”。
多数专家学者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都会指出：研究目标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但毫无疑问，公众也好、官员也罢，他们更需要的是预测问题并加以避免，而不是事后进行解释。“一个诊断的承诺，即便带有揣测性质，也总比验尸的绝对确定性更受欢迎”，这种紧张关系就导致专家不可避免的要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去，并提供一定的“预测”。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一是专家无法保证最终结果，也即专家无法保证自己不犯错，“他们只能承诺制定规则和方法来减少犯错的概率，做到远低于普通人犯错的频率”。二是专家即便在预测上犯错也有其“特点”，即“随机的成分少一点儿，整体一致性的成分更多”；我们不应该把专家和“算命先生”进行比较，而是和基本标准比较，尤其是和其他专家的预测比较。三是专家预测的同时一般会给出“警告”，而这些警告却常常被忽略；比如“天气预报说下雨的概率有70%……如果最后天晴了，应了那30%的可能性，人们就会认为天气预报是错的”。
因此，我们不能在成功的时候赞扬“决策者”，失败的时候用一种“后见之明”让专家来担责，“那些批评听起来就好像是如果事先咨询普通民众的智慧，这种令人痛苦的选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样。”这时应注意重新审视：决策者可见的智识能力是不是真如他们宣称的那样？
第九，不要迷失在虚幻的“平等”中
“平等”总是一个诱人的词，也是一个能够激发人情绪的词。但我们应该清楚，这个词在不同场合下的实际意义。审视专家和大众的关系，二者基于不同的天赋、才智、经验、钻研等情况，在认知判断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美国的民主引导人们追求“平等”。但作者指出，这种“平等”是一种政治平等，它意味着“人人都有投票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不表明一种实际上的“平等”——并非“关于普天之下的任何话题，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样好的”；但“无知且傲慢”的人们却坚信这一点。作者举例谈到：如果人们认为疫苗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一半的预算都投入对外援助了，而你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是“不民主的”或者“精英主义的”。
对专家的失望也引诱人们愤愤不平的去坚持这份“平等”。应该说，即便专家出现预测失败，也不会剥夺其在知识上的立场，他们依然比外行懂得多。“普通人不应该妄下结论说，专家的一次判断失误就意味着所有的观点都是同等重要的（或同样无意义的）”。
作者引用了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在1930年写《大众的反叛》时发出的警告：“大众碾碎任何不一样的东西，只要是优秀、独特、合格以及出类拔萃的，大众都要毁灭。任何人，只要与众不同、思维方式独特，都有被消灭的风险。”也指出，“当愤愤不平的普通人要求所有成就的标志，包括专业知识，都要以‘民主’和‘公平’之名实现平均和平等，那民主和公平就都无望了。一切都被观点绑架，所有观点都要以平等之名拉到最低的共同标准上去”。
因此，作为普通大众的我们，还是要认真评估下自己的“段位”；带着一定程度的怀疑精神和谦逊态度去对待专家意见，不让自己迷失在虚幻的“平等”追求中——那些固执坚持的“我和你一样好”，更加容易让我们裹足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