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丹麦的第三天，也是是我第一次在一个课堂上，很激烈又很尊重地与丹麦教育者以及来丹麦学习的其他国内教育同行，关于playful 学习法交流和争论最大的一次。
playful， 在英文字面上解释是full of fun，充满乐趣地，丹麦的教育强调playful，强调学生的选择权，强调通过玩、通过兴趣的方式激发孩子们内心真正的喜好，从而去自我驱动地、体验快乐地追求内心自我选择的目标！
其实，这也是国内一直读解地西方快乐式教学法。很多西方教育者，或者国内教育者也以此来批评中国的教育现状，缺乏给孩子play 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无法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这种观点积极的一面，是的确揭示出中国当代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孩子往往是高压式学习，被动式学习，没有自己学习的主动性和快乐性。
但西方的教育中同样还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万小时定律。其是来自于一个美国畅销作家格拉德威尔，他在《异类》一书中指出的定律。“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他将此称为“一万小时定律”。
也就是任何一种作为天才，没有经过刻苦、不懈的努力，是无法真正成才的。
很巧今天我们在日本丹麦文化交流中心中，一位丹麦的令人尊重的教育长者，也是这个中心的老校长，不顾高龄，一直站着演讲给我们分享丹麦教育如何强调快乐的理念，同时有当地的华侨在翻译时也不断强调中国当代教育缺乏playful，压抑了孩子们的天性和选择。而在丹麦，孩子们可以一段时间不想学习也可以，家长没必要逼迫他。当孩子想通了，什么时候去学习都不晚。他们所提到的，的确是中国教育的问题。我真的很尊重长者和华侨的分享，但在要求大家提问时，我还是很耿直地提出我的观点。在我看来，去用快乐、玩的方式，引导孩子主动学习东西，是没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强调快乐学习就是教育的核心，因为快乐学习并不能就完全解决学校结果的问题。你还需要告诉孩子们，除了playful，我们还需要告诉孩子们必须work very hard！否则，会偏颇，同样会误导孩子的。因为真正不论在学科、还是职业生涯，你要想真正游刃有余，出类拔萃，不说成为领先者，哪怕是一个真正的胜任者，必须要遵循1万小时定律。而在这1万小时定律，坦白说，它并不都是和快乐共生的，而且往往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很痛苦的。
我拿我从7岁小学一年级接受的校田径队训练为例。我从幼儿园就的确喜欢蹦蹦跳跳，喜欢运动。当小学一年级，入选校田径队领到队服的那一刹那，我特别开心，既好玩，又因被全校同学羡慕而开心（我们小学有2000多人，但田径队只有十几个人，我们一年级的新生只有四个男生，我现在还能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 于是7岁的我，在北方的严冬，也要每天早上5:15起床爬出温暖的被窝，每次爬出被窝的一瞬间，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因为那时没有暖气，屋子里冻得狠，每次出窝都是要咬着牙，觉得是被逼无奈地出行。
5:45开始在田径场训练，那时都是伴着星星和月亮，还有美丽的街灯，但路上只是冻得一个劲地哆嗦。先是四个四百米的热身，然后拉韧带，然后蛙跳、车轮步的力量训练，最后是50米，100米的冲洗训练，每次练完，回家路上，会走着走着，腿一软，跪到地上。刚开始我练的是短跑，曾经一段时间成绩提高很快，但有一段时间教练回老家，我们自己由队长带着练，我一偷懒，成绩下得很快。等教练回来后，我被呵斥转到中长跑。我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吧，每天各种热身、力量训练后，改为10圈400米，相当于一个九岁的孩子每天早上四公里越野。说实话，不仅是极大地考验耐力，而且因为缺乏很好的运动保护设备，我们的脚和手上经常有冻疮，耳洞有时冻得流脓了。有一次，还出现生命危险，因为早上训练太早，有的路没有街灯，跑越野时撞上铁丝网，差点把眼睛撞上，只差那么一点，但头被撞流血了。
说实话，我因伤缺席训练时，真得很是动摇想退出田径队，太累、太苦、太枯燥，已经无法体验最初运动的乐趣。但我不敢，因为我们的教练不仅严厉，而且是副校长，我们当时一方面很爱他（因为他私下对我们很好），另一方面因为他场上训练的严格、甚至“残酷”，让我们受不了甚至怕他。于是，我犹豫了一周后，伤一好，基于教练的威严，还是本能回队训练了。但这种威严后来证明了给我带来一生的财富！这种严格、甚至不讲情理的枯燥的训练，不仅给我带来了体育成绩，小学四年级就在市里的5公里越野比赛进入前十名（几名不少都是五、六年级的），最关键的是让我吃了同龄人无法想象的“苦”！再后来，不论是学习、工作、创业，我都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做什么都全力以赴，似乎拥有别人羡慕的永不言败的拚劲！有的时候，朋友开玩笑“老毕，你这么辛苦，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吗？” 我的确很自然、轻松地回答“这点算什么，和我小学三年级前训练受到的苦，这真的是不足一提！”
我课堂上给丹麦的教育者提出这个案例，就想表明的是，我们可以提倡用 playful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兴趣，去选择自己发自内心喜欢的。这点上我完全同意playful，也批评当下国内教育往往填鸭式、压迫式，让学生没有时间、空间去选择自己真正喜欢的！
但是，当一旦你用自己的好玩、感兴趣的方式选择了你的选择，当你想在你的选择中作出卓越、领先时，往往并不是会像当初那样playful，不会那么好玩、有趣，更多你会发现枯燥、“痛苦”甚至坚持不下去、想中途退出。而这时候真正支持你走下去的，往往不是 playful，而是workholic（辛苦工作，甚至有些工作狂的赶脚）。比如现在，已经是丹麦时间凌晨快二点了，我今晚运动完已经很累，因为心里有感，又喜欢写作，就开始笔耕，这是快乐的事，但也是幸苦的事，哈哈，我的眼皮一直打着架，但我总想坚持写完。
同时，的确国情不同，丹麦一个国家500多万人，大学毕业生起薪2到3万人民币，房价2万一平米左右。如果被公司解雇，公司必须支付三倍的工资，如果解雇后找不到工作，有可以连续领取三个月失业补助，每月2万。这种情况下，孩子们的确可以很“任性”地playful地去学习，或者选择上大学，或者不上大学，因为他们失败的成本太低，他们可以选择快乐而有保障的生活。但中国现实的国情，对于大多数工薪阶层来讲，社会当下的高度竞争，各种较高成本，让孩子们的确“输不起”，或者输得很“落魄”。作为面向未来的教育者，我们是需要做出改变，包容也鼓励孩子有效地失败，但与此同时，也需要我们去督促、引导孩子，全力以赴地在自己的学业中专注和提升！
我想分享的案例,其实就想说明，任何一个初心的playful，都必须和一个过程的workholic结合在一起。我的分享在课堂上也赢得了来自国内的两位来自北京舞蹈教育者的认同，细一聊，他们还是原来指导过我们北航舞蹈团的大名鼎鼎的现代舞专家王梅老师的大学同学。从事舞蹈的更是这样，多少个曼妙美丽的少女因为初心的好玩、喜好，进入这个领域，但有更多的在练功过程中吃不了苦，中途而退！
同时，基于中国如此这么多的适龄学生，相对有限的优质资源，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讲，努力、勤奋，往往超越孩子在学习中的快乐本身，带给孩子们更多、更好的选择！
但这的确不代表我们的教育不需要改变。最后一个演讲的是，这个中心的创始人，一个70多岁的令人尊敬的日本老人。他在日本和丹麦学生在全球pisa考试对比分析中，给我们这样一组数据。在理解力、数学、科学三项指标中，日本分别是第8位、5位、2位，而对应的丹麦分别是18、12、18，这位长者问我们是选择happy指数在前、pisa考试指数相对落后的丹麦教育，还是选择happy 指数相对落后、但pisa考试指数领先的日本教育？
我的回答建简明有力，“why not choose third one,the balance between happines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为什么不可以把选择第三种，快乐与学术指数都平衡向前的第三种！）
这也是我今天文章的收尾。很长时间以来，当我在做中西方教育比较时，其实我发现了中国不论传统教育还是当代教育的很多优点，我特别不赞成当我们介绍西方好的教育理念时，就把我们基于现实的当代教育批得体无完肤！我更看到有很多中国当代教育者其实内心同样有很强的创新的追求和视野，只是基于一个班五、六十孩子的现状（而丹麦、芬兰中小学一个班2到10名），他们改变教育现状时面临的苦难更大！因此对于当前中国教育的发展，最需要的，坦白说不只是理念，而更需要基于中国现状的可以实施的创新的方法、课程、项目等系列创新教育解决方案！
而这个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我坚信唯有中国当代的教育者自身才能破题。去年9月份，哥伦比亚的致力于乡村创新教育的一位女士Vicky Colbert，因为通过创新教育来推动教育公平，来推动偏远、落后的确的教育发展，获得了由腾讯创始人之一陈一丹设立的“一丹奖”。这是全球最大的教育单项奖，获奖者每人3000万港元（约合人民币2513万）的奖金甚至高过诺贝尔奖。
我期望也坚信，在我们当代中国教育者，在热爱教育的中国科技者，在跨界现身教育的中国产业者中，必将出现这样的有勇气、有视野、有直面现实的，创新教育者，用中国的智慧，国际的方法，不仅解决中国当下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同时给世界贡献中国创新教育体系的智慧！
吾辈自将努力，不论路途漫漫兮，一生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