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看一套外国人写的中国史呢？在本书序言中，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给出了非常精彩的答案。他说，中国历史就像一间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坐在屋子内，可以看清屋子里的每一个细节，但是视野受限于屋子的范围，无法从更高维度去观察中国历史，而这个工作，外国历史学家就十分适合。
这套书的英文名是《HISTORY OF IMPERIAL CHINA》，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中华帝国史，或者帝制中国史，译者将其翻译成《哈佛中国史》，在我看来就是在取名方面的恶趣味——哈佛，一听就牛逼啊，肯定会大卖。
全套书一共6本，有4位作者，分别是来自美国的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罗威廉（William T. Rowe），德国的迪特·库恩（Dieter Kuhn），加拿大的卜正民（Timothy Brook），这四位都是享誉世界的汉学大咖。他们把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王朝放到世界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独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整个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即使仅仅把书中的主要观点罗列出来，对我们更加准确、全面、系统的了解中国历史也会有莫大的帮助，萦绕在心头的很多历史谜团会有更加合理的解释。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看待中华帝国的历史的。
第一卷：《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
秦与汉对于中国，就像希腊罗马对于西方，是古典时代，这个时代形成一些特点，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后来整个的中国历史，这些时代特征分别是：
一、在帝国秩序之下式微、但并未被完全抹除的地域文化走到了尽头
战国时期，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随着知识分子的流动而得到缓和，他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波，求学求职或寻求保护，因此形成了更开阔的“天下观”，造就了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这构成了秦统一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要知道，在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各诸侯国王公们的最大追求就是建立“霸”业，对土地和人民的占有欲并没有十分强烈。
秦虽然统一了六国，但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基于原来的地域而形成的“秦人”、“楚人”、“齐人”等。想想欧洲的情况吧，那是我们春秋战国景况的一个类比，即使相互之间联系十分紧密，也不可能产生统一国家的概念。统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要一直持续到汉朝中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汉人，而不是秦人的缘故。
二、以皇帝个人为中心的政治结构得到强化
秦统一中国后，设置了新的职位“皇帝”，不同于欧洲的君主，皇帝是一个神化的概念，得名于秦国原始信仰中的四方守护神灵，皇帝的称谓，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皇帝享有比之前的“王”更大的权力，由此秦朝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国家的司法财政军事这些权力，全都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而且这个趋势，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史。 能往神圣的宫廷中心每走近一步，就意味着更多的权力和尊荣，这就是帝国的气质特征。
沿着书中的观点说点题外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发展史中，显现出随着时间推移，皇权不断集中的明显趋势。盛世汉唐，依然有外戚、宦官势力对皇权形成直接威胁，而到了明清两代，任何势力在皇权面前只能唯唯诺诺、任打任杀。例如，明朝盛产奇葩皇帝和大太监，但无一例外的是皇帝一发话，太监就玩完。而到了清朝，所有人，包括社稷重臣，在皇帝面前都只能称“奴才”，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而是身份认同的关键定位。
三、建立在表意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化教育，以及由国家操控的、巩固帝国存在的文学经典
自秦始皇“书同文、车同轨”之后，中华帝国走上了文化大一统的道路。这对文化多样性来说是个灾难，但对形成中国共同、统一的民族认同感是根本所系。从汉代开始，儒学获得了统治地位，并形成了一套以汉字为基础的、为巩固国家权力而存在的学术体系，继而发展成一整套价值体系，从政治领域，延伸到哲学、历史，以及社会行为规范。不过在汉代，这套价值体系的社会约束力还比较有限，需要后人不断的巩固和发展。
以司马迁写汉武帝被施以宫刑为标志，国家对文学的控制进入了新的阶段。文学不再是普通人表达观点的载体，逐渐演变成为由国家操控，为巩固国家统治而存在的宣传工具。
四、帝国内部的去军事化和对国家边境的边缘族群所开展的军事活动
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实行的是普遍兵役制，也就是所有国家的适龄男性都要当兵，军民一体，相互融合，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好处是兵员充足，自带给养，坏处是专业程度不高，兵员素质不强。在秦统一六国之后，帝国面临的危险由外患转为内忧，普遍兵役制就没有了继续存在的土壤。
从汉代开始，军人朝职业化发展，普遍兵役制也就永久地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而职业化后的军人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地方叛乱之外，最大的精力都投入到同以北方少数民族为主的“蛮夷”的征战之中。
顺便说一句，普遍兵役制是秦朝灭亡的直接制度原因。秦帝国建立后，在战国时期运转良好的普遍兵役制因为征发距离的极大增加和服役环境的复杂多样而濒临绝境，加之秦帝国没能及时调整统一六国前运转良好的严刑峻法，就出现了陈胜吴广“失期，法皆斩”的算计，最终导致民变蜂起，帝国坠灭。此所谓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可马上治天下也。
五、农村地区富裕的世家大族的兴旺——他们维持社会秩序，并在村落和权力中心之间建立起联系
伴随大汉帝国进入鼎盛，以原六国贵族为发端的地方大家族势力兴起，他们从中央政府防范打压的对象，一点点变成合作的同盟，并且充当中央和地方基层社会间的媒介，帝国也需要一个有效的基层组织来维护统治。但最终，地方势力不断坐大，脱出中央掌控，演变成军阀割据，直接导致了东汉的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