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16年年末。

大学毕业这一年，疯狂的吸收未来职业需要获得的一些知识营养和精神食粮，忽然意识到一些事情，同时自我意识开始觉醒。

实在太晚。在荒芜的沙漠，植物生长而成的姿态，都是为了在资源匮乏的条件下生存，而热带雨林的植物，才有丰饶的资源能让它们把心思花在多种多样的形态上。小城市与大城市，中国与欧美，社会发达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关注的重心不同。当社会足够丰饶，人们才会考虑一些更形而上的问题，比如，自我人格的塑造。

我身边大多数孩子，在大学毕业之前，在走向社会之前，是没有能为自己顶天立地的独立的自我人格的。或者说，在没有被迫独自走向世界的原野，独自生存之前，父母长辈老师，并不会真正把我们当成独立的个体，我们要么是父母羽翼下的孩子，要么是“需要监护”的学生/青少年群体中的一员。我们是父母长辈的附属品，或者某一弱势群体的一员，在这个社会，我们身上青少年的标签，是象牙塔，也是束缚。

我记得关于自我人格的第一次触动，是看《亲爱的安德烈》的时候。

菲力普和我在香港生活了两年，从他的十四岁到十六岁。他对我和朋友们的谈话议题兴趣很浓。譬如和中国大陆来的记者谈中国问题，或者和美国记者谈国际局势，十五岁的他都会很专注地倾听、提问，也谈自己的看法。

有一天，一群朋友刚离开，他说，“妈，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你的华人朋友的特征？”

我说没有。

他说，“就是，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

嗄？

我其实没听懂他的意思，但是我们接着做了一次实验。就是观察下一次朋友来的时候所做的举动。结果是这样的：

教授甲进来，我介绍：“这是中文系甲教授，这是我的儿子菲力普。”

他们握手。然后，甲教授对着我问：“好俊的孩子。他会说中文吗？”

我说，“会，说得不错。”

甲教授问，“他几岁？”眼睛看着我。

我说，“十五。”

甲教授说，“他读几年级呢？”眼睛看着我。

我说，“你问他吧。”甲教授这才转过去看菲力普。但是没说几句，又转回来了，“他懂几国语言啊？”

菲力普在一旁用偷笑的眼神瞅着我。

中国的习惯，因为孩子在中国的家庭里地位非凡，如珠如宝，所以必须珍之重之，以至于不肯放开扶着他们的手。

这是一个“巨婴国”。虽然即将不是，但是现在仍然是。

什么是“我”？什么是“人”？“我”想要什么？“世界”是什么样的？“工作”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我的困惑出自何处，又怎么了解我的困惑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一定有人，有和我一样的青年人，在这自我意识要破土而出的时候，会感受到一样的困顿和烦闷。

好，现在，我们要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了。

忽然就被投掷在世界的荒原上。

在这个关头，有两道坎，一则向内，如何与自己相处，一则向外，如何与世界相处。

这些日子，一个人行走，一个人打开冷冰冰的卧室门，脑袋里一直悬着这样的念头，我这几年，要做的事情也许不过就这两件：与自己相处，与世界相处。打开卧室灯光的那一刻，脑袋里面有瞬间的恍惚，仿佛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从外部的世界，到自己的世界。

于是放下书包，把自己扔床上脸埋枕头里憋气，又猛地跳起来，内心抗拒，但是又不得不拿出笔记本，看着要做的稿子，要看的行业新闻，要刷的论坛，要看的文章，捂住脸，喉咙里压出不规则的哀鸣；看到微信上群消息私聊消息一直在动，又想把自己埋进枕头里。疲于应对这个世界，只有调戏可爱的男孩子才能放松一下心情。

与自己相处，对目前的我来说，比与世界相处更难。

性格的多变和复杂，让我内心始终有许多不同的信念在挣扎厮杀。噢，在旅途的列车上我甚至闪过刹那的怀疑，我有信念吗？我的信念是什么？

曾有一段时间我以为自己是个理性到冷酷苛求完美的女战士，神挡杀神佛挡灭佛，又有时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内向敏感笨手笨脚反应迟钝的小姑娘。

我试着做一个内敛的人。

什么是内敛呢，就是，与自己相处时感到的困顿和清欢不再公之于众，与世界相处时感到的困顿和清欢轻易不诉诸与人。像蚌一样，把砂砾藏在心中，辗转反侧，煎熬内心，磨成珍珠；像辛苦菜找到可以种植的土地的农民一样，为房子建起篱笆，侍弄自己的花园，搭起自己的谷仓，不再心无安处，不再让喜怒哀乐流浪在世间。

于是你只看到我的社交平台上看似风轻云淡的只言片语，便以为我一帆风顺生活安逸。实际上精神上的困顿折磨我已久，除了自己，没有人能扶着我走出来；而我看过的风景和享受过的欢愉，都甜蜜的沉积在心里，若有人问，我便会讲，若无人来，就妥善珍藏。

孔子，亚里士多德，他们的思想至今仍被奉为圭臬，人类面临的问题到底还是那些，也没有更高级。我们都在这条河流，但是每个人的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