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建立之初的数十年间，“承齐、梁诗之后，有两种不同的诗人：一是反对齐、梁的，一是继承齐、梁的。前者以王绩与陈子昂二人为代表。后者以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沈（佺期）宋（之问）及杜审言七人为代表。”
由于地位和使命的不同，四杰在继承齐、梁诗风，吸收当时宫廷诗歌创作某些成果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时代背景，使唐代诗坛出现了一种推陈出新的局面。“正如宫体诗在卢、骆后里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和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絺句绘章，揣合低昂’。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
“四杰”以他们特有的天分和胆识进行文学创作，特别是在边塞诗方面的创新与发展，突破了宫体诗的层层阻隔，将诗歌“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四杰的边塞诗以矫健激昂的笔触抒写立功边塞的强烈愿望，表达文人走出书房，到边塞去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勇气和信心，为初唐边塞诗的发展建立了第一个里程碑。
“初唐四杰”，是指活动于高宗、武后时期的唐代四位杰出诗人，他们分别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和杨炯。如果以年龄来论的话，卢照邻（约630-680后）、骆宾王（约638-？）大约比王勃（约650-676）、杨炯（650-693后）年长二十岁左右，应该称“卢骆王杨”更合适。但据《旧唐书》记，“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因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这里也按“王杨卢骆”的顺序来考察一下他们的边塞诗。
据笔者统计，王勃现存诗106首又1句。分别是《全唐诗》收录诗二卷76条90首，《全唐诗补编》录诗16首又1句（《补全唐诗》2首，《全唐诗续补遗》12首又1句，《全唐诗续拾》2首）。王勃的边塞诗数量并不多，如《秋夜长》、《采莲曲》和《陇西行》等，作为“初唐四杰”之冠，王勃的诗文创作格调高华，气势宏大，直接开启了一代文风。他的边塞诗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潇洒飘逸，格调昂扬奋发，抒发了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志。
杨炯现存诗35首。分别是《全唐诗》录一卷33首，《全唐诗补编》收诗2首。其中边塞诗9首，以《从军行》、《出塞》、《紫骝马》等为代表，其价值意义在于：他把初唐逐渐出现的任侠尚武、崇尚功名、慷慨昂扬的时代精神凝注到边塞诗中。
卢照邻现存诗都在《全唐诗》，共二卷95条106首，其中边塞诗15首。包括《关山月》、《上之回》、《紫骝马》、《战城南》等。以边塞的悲凉景色来写边塞战争的困苦和官兵生活的艰辛，进一步歌颂将士们甘于奉献，建功报国的豪迈英雄气概。
骆宾王现存诗都在《全唐诗》，共三卷120条126首，其中边塞诗16首。包括《从军行》、《夕次蒲类津》、《边庭落日》等。据专家考证，“四杰”中真正从军到过边塞的只有骆宾王一人，他曾三度从军，先是跟随薛仁贵的大军西征吐蕃，接着又奉旨檄姚州，再北上幽燕。在随军征战过程中，他的本职工作是负责撰写军事文书，战争之余他也以文人的眼光观察和思考边塞的风光和战争，多年的亲身经历和深入的分析与思考，在他的边塞诗中渴望风云际会、建立奇勋的雄心壮志表现的尤为强烈和突出。
“四杰”边塞诗中表现出来的走出家门、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和誓死报国、不怕牺牲的悲壮气概以及对奇伟如画的边塞风景和波澜壮阔军旅生活的细腻描写，不仅是对六朝浮靡流弊的有效革新，为初唐以宫廷应制为美的诗坛吹来了一股雄强刚健的新风，又为盛唐边塞诗的繁盛做了很好的开拓和铺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