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样做事的”，
“他把我气疯了”，
“我根本没时间做”，
“要是我妻子能更耐心一点就好了”，
“我只能这样做”……是的。
这些话在我们的生活中，如漫天繁星一样的常见。也许你已经意识到这些繁星很“消极”，你也一定知道消极不好。可为什么生活中会有那么多“消极”呢？是因为“生活太残酷”吗？
敲黑板了、我有必要提醒你，这个答案本身，也很“消极”。有人立刻站起来反驳：“我说事实算是消极吗？我确实是办不到，他确实让我怒不可遏，我确实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我。如果积极是让我假装开心，我可以。”可是，这真的是事实吗？他说了不客气的话是事实，时间紧张是事实，你的妻子不够耐心也许也是事实。但是，这些事实让你没有了选择，所以不得不这么做，却未必是事实。
因为这是推卸责任的“环境决定论”：我没有责任，责任在他，责任在时间，责任在我妻子，是命运、基因、环境决定了现状，让我没得选择。
以上都是“刺激—回应”作为理论基础，就像巴普洛夫（Pavlov，1849-1936，曾1904年生理学医学奖）关于狗刺激与回应的实验。其主要观点、我们会受条件左右，本能的作出回应（情绪脑自动反应）。
真的就没有选择吗？
《活出生命的意义》的作者，维克多·费兰克尔（Victor Frankl，1905-1997，出生奥地利的美国神经与精神病学教授）二战期间，弗兰克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大家知道，被关进纳粹集中营，那几乎就意味着死刑。弗兰克当然很痛苦。很多犹太人都从“为什么”的愤怒和恐惧，逐渐变成“这就是命”的消极接受，最终精神彻底崩溃，死在集中营里。在必死面前，应该算是没有选择了吧？其实并不是。弗兰克看到，还有另一些人非但活了下来，而且变得更坚强。他们居然每天用玻璃片把胡子刮干净，高贵地面对苦难。他深受感染，决定“选择”用积极的态度生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通过搞些唱诗班、联谊活动，和集中营中的囚徒们一起，渡过难关。战争结束后，弗兰克也最终走出了地狱。
其实“选择态度”的自由，是人可以拥有的最后一项自由。
如果人类也活的像动物一样，听命于本能和后天环境，随大流，最终也就那样了。
运用：如何积极地获得主动权？
怎样才能不让外部环境，或者别人左右你，积极地获得主动权呢？史蒂芬在书中介绍了几个方法。第一，在刺激和回应之间，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别人提了一个大胆的提案，你脱口而出“不可能”。他的提案是个刺激，“不可能”是你的回应。但真的不可能吗？先别着急下定论，至少在刺激和回应之间，给自己30秒时间想一想。别小看这短短30秒，它帮你从你的情绪手中，一把夺回“选择权”，然后交给理性和价值观。第二，用积极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语言。你的语言代表你的心声。你说：我就是这样做事的。你心里其实在想：我这辈子改不了了。你把改不了的责任推卸给命运。试着选择积极的语言替代，比如：我可以选择不同的作风。你说：他把我气疯了。你心里其实是在想：是他的责任，他控制了我的情绪。你把生气的责任推卸给别人。试着选择说：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第三，减小关注圈，扩大影响圈。你关心健康、事业、甚至世界局势，这是“关注圈”。但关注圈中有些事，是你无法影响的，比如谁当选美国总统。关注圈中，那些你可以影响和控制的小圈，叫做“影响圈”。比如，我不能影响上海的房价，但是我可以增加能力，赚更多钱；我不能影响老板的脾气，但我可以学习向上管理，增强有效沟通；我不能让一天变成25小时，但我可以加强自我管理，拒绝不重要、不紧急的事情。
小结：
积极主动是一个人从依赖期走向独立期，最重要的一个习惯，就是不把责任推给命运、基因、环境，积极掌握主动性，用“选择的自由”，对自己负全责。
怎么做？
第一，在刺激和回应之间，给自己思考的时间；
第二，用积极的语言，替代消极的语言；
第三，减小关注圈，扩大影响圈。
周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