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永登——红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永登惨遭迫害的回忆
童僖
序篇：河西悲歌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万里长征画上了沉重的句号。然而，中华民族的苦难远未终结。为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五军、第九军、第三十军及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部，共两万一千八百余人，于十月二十五日西渡黄河，踏上了西征的悲壮征程。这支部队，便是后来彪炳史册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河西走廊，这条绵延千余里的狭长通道，南倚祁连雪山，北临大漠戈壁，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此时盘踞于此的，是青海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兄弟的"二马"部队。他们视地盘如性命，对入境的红军竭尽围剿之能事。马家军以骑兵为主，凶悍骁勇，熟悉地形，又有国民党南京政府源源不断的军械补给；而西路军孤军深入，无后方依托，无兵员补充，寒冬腊月仍着单衣草鞋，在冰天雪地中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殊死搏斗。
从一条山经永登县管辖的干柴屲（今属古浪）到古浪县，从永昌到山丹县，从高台到临泽县，西路军将士一路血战，一路牺牲。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血洒高台；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西路军在倪家营子、梨园口一带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归于失败。两万余将士，或战死沙场，或被俘罹难，或流落民间，仅有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四百余人历尽艰险抵达新疆。
大批被俘的西路军将士，从此开始了比战场更为惨烈的炼狱生涯。
一、永登：河西东去的第一道鬼门关
永登，古称庄浪（明朝）、平番（清朝雍正二年改为平番），地处河西走廊东端门户，是由河西走廊通往省会兰州的咽喉要道。这座小小的县城，西接古浪天祝，南邻兰州，北靠景泰，自古便是丝路重镇、兵家必争。对于被俘的西路军将士而言，永登是他们从河西走廊被押解东去的第一站，也是无数人生命的终点。
从一九三六年冬天起，永登县城便笼罩在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之中。国民党军队开始成批成批地遣送西路军被俘人员，沿着甘新公路一线，由西向东，源源不断地经过永登押往西宁。这些被俘人员中，有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战士，有刚参军不久的红小鬼，有扛枪打仗的男兵，也有卫生队、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他们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最小的不过十二三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
押解的方式极其野蛮。有的被俘人员被汽车拉到永登县城西关的方盛马车店——这是县城西门外最大的一家车马大店，平日里南来北往的客商、马帮都在此落脚，如今却成了临时的俘虏收容所。更多的被俘人员则是被麻绳捆着，一串一串地徒步押解而来。他们的双手被反绑在背后，绳子从手腕一直勒到胳膊肘，一串人连在一起，稍有迟缓，押解的士兵便用枪托砸、用皮鞭抽。
还有一部分被俘人员被关押在当时县政府内的土主庙里。那是一座破旧的土坯庙，原本供奉着土地神，此时神像被挪到了角落，庙内庙外挤满了被俘的红军战士。
目睹这一切的永登百姓，无不暗自垂泪。
那些伤残的红军战士，衣服褴褛得不成样子，有的棉衣被炮弹炸得开花，露出里面发黑的棉絮；有的干脆只剩下单衣短衫，在西北凛冽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他们个个形容枯槁，面色蜡黄，颧骨高高凸起，眼窝深深凹陷，头发又长又乱，活像一群从地狱里爬出来的人。重伤员更是奄奄一息，有的腿被炸断了，用破布随便缠着，血渗出来，冻成了黑红色的冰壳；有的头部负伤，脸上血肉模糊，连眼睛都睁不开。
惨不忍睹。
按照押解的规矩，被俘人员在永登只留宿一夜。第二天，伤势较轻、还能走路的，便继续被押往兰州；而那些重伤员，走不动路的，就被"留下"了。
"留下"，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字眼。
后来人们才知道，马步芳曾有过密令："把不能走的伤病员就地处理。"
所谓"就地处理"，便是活埋。
地点就在永登县城马家军兵营的后花园里。夜深人静之时，士兵们将重伤员抬到后花园，推入坑中，一锹一锹的黄土便掩埋了这些年轻的生命。他们有的还在呻吟，有的还在微弱地呼喊着"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但很快，声音便被黄土覆盖，被黑夜吞噬。
这些事，都是反动派在深夜里秘密干的。白天，街上依旧人来人往，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只有兵营后花园那片新翻过的泥土，在月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无声地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
二、步兵第三团：一千二百人的苦役营
一九三七年四月，春风尚未吹到河西走廊，祁连山的积雪还未消融。就在这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到永登。
这一月，马步青的骑五师师部从武威押解来了约一千二百名西路军被俘人员，交给驻扎在永登的骑五师补充旅接收。这是西路军失败后，成建制押解到永登的最大一批被俘人员。
补充旅将这一千二百人重新编队，组成了"步兵第三团"。团下设三个营，每营编制四百五十人。第三营因为人数不足，只编了一个连。名义上是"团"，实际上是一座大型苦役营。这些曾经为理想而战的红军战士，从此沦为马家军的奴隶劳工。
他们在这里遭受的虐待，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饮食上，每天只有两顿稀粥，粥稀得能照见人影，里面掺杂着沙子和霉米。菜就是一碗盐水，有时候连盐水都没有。战士们饿得前胸贴后背，走路都打晃，却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挖野菜、剥树皮充饥，被发现后又是一顿毒打。
住宿上，夜晚宿在帐篷里，没有铺盖，没有被褥。西北的春夜，气温仍在零度以下，寒风从帐篷缝隙里灌进来，像刀子一样割在身上。战士们只能挤在一起，用彼此的体温取暖。他们穿的都是短衫和单裤，有的还是被俘时穿的那身，早已破烂不堪，根本挡不住风寒。每天早上起来，都有人冻得再也醒不过来。
劳作上，他们凌晨三点就要起床，天还没亮，就被吆喝着集合出操。一天两次操，上午一次，下午一次，说是"出操"，实际上是变相折磨。稍有动作不规范，便是拳打脚踢。大部分时间，他们被押往苦水到县城一线，修筑甘新公路。
甘新公路，即甘肃至新疆的公路，是当时连接内地与西北边疆的重要交通线。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建设西北"，实际上是为了加强对西北的控制，同时也为"围剿"红军提供交通便利。修筑公路是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开山、炸石、挖土、填方、铺路……全靠人力，没有任何机械。被俘的红军战士们，饿着肚子，穿着单衣，在马家军士兵的枪口和皮鞭下，日复一日地劳作。
他们的手上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成厚厚的茧；他们的肩膀被扁担压得红肿，红肿消了，留下一道道紫色的印痕。有人累倒在工地上，士兵们不仅不救治，反而用脚踢，用枪托砸，骂他们"装死"。许多人就这样活活累死在工地上，尸体被草草掩埋在路旁，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人身自由上，马家军对他们看管极严，不许他们和当地群众接触，不许他们说话，不许他们东张西望。上厕所都要报告，有士兵跟着。谁要是敢和老百姓说一句话，回来就是一顿毒打，甚至被关禁闭。他们被完全隔绝在社会之外，成了会说话的劳动工具。
比饥饿、寒冷、劳累更可怕的，是肆意的屠杀。
马家军的军官们，根本不把这些被俘红军的性命当回事。看不顺眼了，杀；干活慢了，杀；怀疑你要逃跑，杀；甚至军官们打赌、泄愤，也拿俘虏的性命取乐。
在永登县城东关的纪家岔，以及马家军营房的后面，都进行过大屠杀。纪家岔是县城东门外的一条荒沟，沟深坡陡，平日里人迹罕至，是杀人灭口的绝佳场所。士兵们将"犯人"押到万人坑边，从背后一枪，尸体便跌入坑中，然后填上几锹土，就算了事。
据后来人们回忆和统计，在永登被杀害的西路军被俘人员，共有九十多人。这还只是有据可查的数字，那些被秘密活埋的、被抛尸荒野的、累死在工地上的，又有多少，恐怕永远也无法统计了。
有一件事，永登的老人们至今提起来还唏嘘不已。一九三八年二月，也就是这批被俘人员被押到永登将近一年的时候，因为营房后面要修建什么工事，动土开挖，结果一锹下去，竟挖出了成堆的尸骨。清点下来，共有二十九具尸体，都是西路军被俘人员的遗骸。他们有的还保持着挣扎的姿势，有的双手被反绑着，有的头骨上有明显的弹孔……那景象，惨不忍睹。
二十九具尸骨，二十九缕冤魂，他们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的父母妻儿是否还在等他们回家？没有人知道。他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长眠在永登这片陌生的土地下，用年轻的生命，为西路军的悲壮史诗，添上了最沉重的一笔。
三、流落永登：隐姓埋名的岁月
除了成批被俘、被集中看押的人员外，还有许多零星失散的西路军将士，在失败后沿着祁连山麓，一路乞讨，一路躲藏，络绎不绝地流落到了永登。他们有的是在战斗中被打散的，有的是从俘虏营里逃出来的，有的是拖着伤残的身体，凭着惊人的毅力，一步步走到了永登。
这些流落的红军战士，是西路军悲壮历史中又一个令人心酸的群体。
据解放初期永登县人民政府民政科的登记，流落在城关镇的有：杨双荣、柴芨桂（女）、豆国庆（女）、陈桂英（女）、李有德、郁少前、李国章、杨荣盛、高少聊、尹子诚、周跃顺；
流落在镇武区（今坪城乡）的有：王民位、牟炳贞（女）；
流落在窑街的有：马少贵、张引才、冯梅英（女）、阎秀英（女）、陈得三、何兴发、陈学秀（女）、王国芸、蒲长和、王国英（女）、杜芸田（女）、王子俊（女）、李保信、黄秀英（女）、莆永莲（女）；
流落在东山区（今属古浪县的干城裴家营）的有：田自由、白文英、陈富国、张英武、刘来富、何文玉、黄长吉、刘万寿（女）、王桂英（女）、陈米大等。
除了登记在册的，还有许多没有登记的。据了解，陆续流落到永登的还有：杨永生、李向前、杨建孔、杨秀珍、何金香、张玉清、张兴俊、杨正坤、蒋中华、李远复、谢克明、马少武、邵经煜等。
红五军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后来成为驻永登满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十五师师长，也曾在永登古山区四泉村流落过；红五军团总务科长郭福海，同样在永登有过一段流落生涯。从团长到普通战士，从科长到卫生员，他们都曾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最艰难的岁月。
这些流落的红军战士，在永登是怎样生活的呢？
有的做了小买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卖些针头线脑、糖果瓜子，勉强糊口；有的当了工匠，木匠、铁匠、石匠、碗匠、泥瓦匠，靠手艺吃饭；有的务农，给地主家扛长工、打短工，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有的沿街乞讨，受尽白眼和欺凌。
而女同志的命运，尤为悲惨。
流落到永登的西路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被逼迫嫁给了马步青部的官兵。有的被军官看中，收做姨太太；有的被许给了士兵，做了老婆；还有的被卖来卖去，像牲口一样。她们没有选择的权利，没有人身自由，在屈辱和泪水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她们中，有的原本是红军妇女独立团的战士，扛过枪、打过仗，是英姿飒爽的巾帼英雄；有的是卫生队的护士，在战场上救死扶伤，是白衣天使；有的是宣传队的队员，唱歌跳舞，鼓舞士气，是军中的百灵鸟。而如今，她们被迫脱下军装，换上粗布衣裳，隐姓埋名，在陌生的土地上，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她们不敢说自己是红军，不敢说自己的真实姓名，不敢和家乡的亲人联系。她们把对革命的信仰、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白天，她们强颜欢笑，操持家务；夜晚，望着窗外的月亮，默默流泪。
所有流落的西路军将士，都在永登这片土地上，隐姓埋名，备受欺凌，艰苦备尝。他们像一颗颗被风吹散的种子，落在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顽强地生根、发芽。他们相信，革命总有一天会胜利，红军总有一天会回来。
他们的信念没有错。
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挥师西进，解放兰州，继而解放河西走廊。九月，永登宣告解放。
那些流落了十几年、甚至更久的西路军将士们，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们走出家门，走上街头，眼含热泪，迎接解放军的到来。有的人找到了老部队，重新参军入伍；有的人被政府安置，有了正式的工作和身份；有的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与亲人团聚；也有的人，已经在永登成家立业，扎根在了这片他们曾经流过血、流过泪的土地上。
他们的苦难，终于走到了尽头。
尾声：铭记与传承
岁月悠悠，山河无恙。
当年那些在永登遭受迫害、流落他乡的西路军将士，如今大多已经作古。他们的名字，有的被刻在了纪念碑上，有的被写进了地方志里，还有的，永远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但他们的故事，不应该被遗忘。
永登这片土地，见证了西路军的苦难与屈辱，也见证了他们的坚韧与不屈。那些被活埋在兵营后花园的重伤员，那些被屠杀在纪家岔的无辜生命，那些累死在甘新公路工地上的无名战士，那些隐姓埋名、流落民间的红军将士……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都是中国革命史上不该被忘却的丰碑。
今天的我们，站在永登的土地上，回望那段血与火的岁月，心中充满了崇敬与悲痛。我们崇敬西路军将士们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无畏的牺牲精神，我们悲痛他们所遭受的那些惨无人道的迫害与苦难。
历史不容篡改，英雄不容诋毁。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永远缅怀这些先烈，把西路军的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愿先烈安息，愿和平永存。
流落永登的西路军老战士典型代表主要有：
一、吕仁礼：
吕仁礼（1916年2月—2011年4月），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入党，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
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十三军99师连指导员、营长；1935年红三十三军与红五军合编，调任红五军三营营长，随红四方面军完成三次过草地长征。
1936年10月随西路军西渡黄河，转战景泰、大靖、山丹，临危升任红五军骑兵团团长，统领骑兵执行警戒、突击任务。
1937年1月高台战役，董振堂军长率红五军遭两万马家军重兵围困，全城浴血拼杀。吕仁礼在肉搏战中头部连中五刀，重伤昏迷倒在战友尸堆，被马家军俘获，押往青海四十里铺战俘营关押。
逃狱流落永登，1937年6月趁敌军看管松懈深夜越狱，一路乞讨向东逃生，途经大通河、连城，辗转进入永登地界：
连城喇嘛庙藏民、土族百姓冒险为其疗伤、掩护过关卡。
落脚永登秦王川四泉村，化名“杨戈”打零工谋生，在当地张姓农户家中隐匿四月，向群众宣传革命；
依靠永登百姓接济躲过马家军多次搜查，1938年5月寻路抵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重返延安归队。
新中国成立后，在陕西富平县于1952年受命组建炮兵第十五师，担任首任师长；
1954年11月，率炮兵十五师进驻永登满城营房，驻守庄浪河畔十余年：
2011年4月逝世，享年95岁。
二、牟炳贞：
1921年腊月29日，牟炳贞出生于四川省宣汉县一个贫苦农民家中，1937年流落永登定居，解放后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工作，1976年退休，1992年定居兰州。2016年10月中旬从兰州回四川成都定居。2020年2月8日上午10点在成都市新都区家中逝世，享年100岁。
2006年11月，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的女婿、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打来电话，希望在甘肃省妇联的帮助配合下，将自己多年积攒的14万元书稿费作为慰问金，一一送到每一位西路军女战士的手中，以表达一名西路军后代的深情，表达作为西路军后代对父辈们的崇敬。
牟炳贞收到了刘亚洲中将政委一万元的慰问金。
牟炳贞儿子王家源和我是高中同学。
三、陈桂香，
1916年6月出生于四川省巴州县，小时候叫陈竹女，15岁参加红军游击队，后来加入了红军保卫团，她们兄妹九人，3人参加了红军，她是姊妹中最小的，平时爱唱爱跳，红军的刘部长就介绍她去了宣传队。从此之后她就成了红四方面军总部新剧团的战士。后来她随彭德怀将军长征，过雪山、爬草地，吃了不少苦。
1936年，陈桂香随红四方面军总部由靖远渡过黄河，在古浪峡、武威、高台参加了激烈的战斗，好多战士的鲜血洒在了祁连山下。在临泽倪家营子她们被马步芳的队伍打散俘。陈桂香被当时在骑五师当司务长、老家是永昌县的马海山（永登人叫马司副）看中挑选当了媳妇。
解放后， 陈桂香随丈夫到永登县城关镇团结街定居。
2006年10月17日，原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的女婿、空军副政委刘亚洲中将给陈桂香写来一封信，信中称：陈桂香同志：昨天晚上带儿子一起看了关于西路军女战士的片子，深为感动。我一直关注着这段历史，关注着你们。从片中看到你们的生活状况，我不能为你们做更多的事，只能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钱，略表一个红军后代的心意。
落款是，晚辈 西路军后代 刘亚洲 06年10月17日。
2006年11月，当空军政治部的段玉生干事随甘肃省妇联主席陈伟、副主席徐亚荣，在永登县民政局副局长童僖陪同下来到永登县城关镇合作街马国福的家，将信件和一万元钱交到马国福的母亲陈桂香的手里时，陈桂香又激动的哭了，她连连说感谢！感谢！
2007年12月24日，平安之夜，陈桂香走完了她90年的不平凡人生历程，撒手离开了人寰，享年91岁。
注：本文根据张国良、鲁钧讲述，赵鹏翥整理资料（《兰州党史通讯》1989年第1期，内部出版。）等改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