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面走来一个女孩，年纪轻轻，挥舞着手机骂他神经病，一边飞快地跑开了。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他衣衫褴褛，浑身恶臭，突然接近年轻女孩，任谁都会以为别有用心。
“别玩手机。”他说。女孩已经跑远了，回了一下头，怕追。
再走不远，女孩就会恢复刚刚的样子——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手机的光亮照着脸。
不远处是他脏兮兮的行李。奇怪风格的紫色雨伞撑在一旁，编织袋，破被褥，和恶臭混在一起。
四个月前。他打包好所有的行李，来到北京。
看病。
可能是喉癌！
你到北京去看看吧，我看不准，赤脚医生说。
儿子在他的编织袋里塞下雨伞，床单，甚至还有冬天的衣服。
能不能熬到入冬还不知道。
喉管伸进去，左右探，他想呕吐。
儿子还在身边看着，不能吐。
他的儿子，快三十岁的男人，背过身去，不忍心看。
病理结果还没出来。
住院的楼在马路对面另一栋，硕大的同仁医院四个红色发光字在夜空中显眼。
从门诊楼出来，他等着过马路。行李跟着他，儿子已经去对面住院部办手续了。
当儿子过马路来接他时，也是这样，手机的光亮照在脸上。
然后就是天地黑白的一瞬。车子撞击的“嘭”的一声。
然后他就在这里安了家，同仁医院门诊部的围墙边上。他忘记取病理报告，也不知道病理报告上说低度病变。摊开被褥，撑开雨伞，翻出最厚的衣服穿上。
等着儿子来接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