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托分封制，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顶峰，一切都达到了完美的状态。而这个周代就是一个中国贵族社会。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皇帝制度是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丞相李斯的协助上确立的，一直延续了两千年，真正一统“天下”的皇帝少说也有百八十，然则为后世民众最为热议且难于忘怀的，惟独“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三国短暂的历史跨度，留给后世国人的是一个大大的情结,这个时期虽然不是贵族社会，却也充满了贵族精神。
对于“贵族”的概念，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那什么是贵族精神呢?
《韩非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企图充当霸主，与楚国发生冲突。公元前638年，宋进攻倒向楚国的郑国，楚伐宋以救郑，两军战于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已排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宋将目夷对襄公说，敌众我寡，请乘敌人半渡之机发动进攻，宋襄公认为君子不应乘人之危，加以拒绝。等楚军渡河完毕、尚未排好阵势时，目夷再次请求出击，宋襄公仍然认为君子不应攻击未成阵势的军队，不答应出击。直到楚军排好阵势后，宋军才和楚军交战。结果宋军大败，襄公也伤了大腿，第二年伤重而死。泓水之战使宋襄公图霸的计划成为泡影。
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特别有喜感：那场战争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说，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三国演义》中，曹操败走华容道，遇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曹军亡魂丧胆，面面相觑。程昱献计说：“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着。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之，可脱此难。”曹操老于世故，闻言便向关羽哀告。关羽初时不允，不敢以私废公。曹操便以关羽熟读春秋相激：“将军深明《春秋》，岂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之事乎？”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就有放过曹操之心，正犹豫间，张辽纵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放去。
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虽然现在看来有些迂腐，却恰恰暗含着春秋义理之道，代表着公义、道义和规矩，这就是贵族精神。正如钱穆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义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在周代，“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则。
而在三国时期，曹刘孙三人不约而同地放下了秦皇汉武的刀笔酷吏，以近乎先秦王侯的风度对待士人：曹操把大将典韦看得比长子曹昂更重，为谋士郭嘉哭天喊地；刘备与关张同床共寝，摔阿斗，三顾茅庐；孙权为周瑜素服举哀，赐周泰青罗伞盖。这一时期的士人，武人不失谋略，文人也有大勇敢，如张飞写书法、荀彧冒死谏曹操，绝不在少数。关公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义”的文化符号及化身，非是偶然，而是坚守义理之道，践行义之精髓的必然结果。如果没有“国士之风”的人格风范和操守，就没有提着死尸作武器的典韦、拿身体当盾牌的周泰，更遑论“三国战将勇，数我赵子龙”。
贵族气质乃是一种信仰，假如虚构的电影唤起了人们潜藏的情结，假如这种情结里包含了我们失落已久的精神和信仰，假如这一切能回到现实，让刘关张的义气、周瑜小乔的情深或某种让你不再麻木的情感开始流动。假如真有这一天。有些东西不以意志为转移，有些东西会因人心而复活。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真的历史不仅在书卷的记载，它活在人和人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