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宋——东线平叛（093）

南北朝—宋——东线平叛（093）
话说公元466年，一场因皇位之争引起的战争正在进行，战争初期，形势对建康的宋明帝刘彧来说，极为不利。刘彧手底下有沈怀明、张永、萧道成等一批能打的将领。这几个人率领朝廷军在九里西（今江苏丹阳以西）一带布防，与支持刘子勋的东军僵持着。这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了：朝廷军将领吴喜等人，在义兴那边打了一场胜仗，立刻在东军中引起了震动。
刘彧赶紧派积射将军江方兴和御史王道隆到晋陵（今江苏常州）前线视察军情。王道隆和诸将仔细观察后发现，程扞宗负责的那个城堡，工事还不太牢固，是个可以下手的突破口。他跟大家一合计，说：“程扞宗这城寨还没完全弄好，这就是咱们的机会啊！拿下它，既符合皇上的意思，也能提振咱们的士气，一举两得！” 大伙一听，有道理。于是王道隆亲自率领部下，发动了急攻，程扞宗的城寨很快就被突破，他本人也丢了脑袋。
首战告捷，朝廷军士气大振。张永、沈怀明等人趁胜进攻孙昙瓘等其他几个城堡。第二天，孙昙瓘顶不住了，和另一个守将袁村一起，弃城逃跑。就这样，战略要地晋陵，被朝廷军成功收复。
就在晋陵方向激战正酣的时候，另一路朝廷军在吴喜的带领下，势如破竹，一直推进到义乡（今浙江长兴西北）一带。听说吴喜已经快打到跟前了，孔璪等人吓得魂飞魄散，说：“朝廷悬赏捉拿的，主要就是我啊！现在不赶紧跑，等着被人当功劳抓去领赏吗？”他也顾不上什么体面和责任了，立刻和王昙生一起，仓皇向钱唐方向逃窜。
吴喜几乎没费什么力气就进入了吴兴郡城。与此同时，他手下的将领任农夫进攻吴郡。吴郡守将顾琛一看这架势，干脆放弃了郡城，逃往会稽（今浙江绍兴）。短短时间内，义兴、吴兴、吴郡这几个东部大郡相继平定。
刘彧收到捷报，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东面的威胁基本解除，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其他方向的敌人了。于是，他调整了部署：留下能干的吴喜，让他统一指挥沈怀明等将领，继续向东进攻会稽郡；同时把张永等人调到北线，去攻打彭城（今江苏徐州）那边的叛军；江方兴等人则派往南线，对付寻阳的大本营。
吴喜接到命令后，继续向东追击。他的大军抵达钱唐。之前逃到这里的孔璪和王昙生，如同惊弓之鸟，连钱唐也不敢待了，继续往浙东地区流窜。吴喜派猛将任农夫进攻黄山浦（应在钱塘江边）。东军虽然占据岸边修筑了营寨，但在朝廷军的猛攻下，很快又被击溃。吴喜自己则从柳浦（今杭州凤凰山麓）渡江，攻取了西陵（今杭州萧山西兴），斩杀了守将庚业。
这一连串的失败，让会稽郡（今浙江绍兴）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会稽是支持刘子勋的重要基地，由孔凯坐镇。但此刻，他手下的将士们眼看大势已去，纷纷开小差逃亡，孔凯根本控制不住局面。雪上加霜的是，内部也出了问题。会稽下属的上虞县令王晏，突然起兵造反，攻打郡城！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孔凯在内忧外患之下，彻底绝望，弃城逃往嵴山（今浙江绍兴附近）。
至此，会稽郡的核心人物非死即降。顾琛、王昙生、袁标等人纷纷跑到吴喜那里请罪。吴喜采取了比较宽大的策略，赦免了他们，以尽快稳定地方秩序。对于俘虏的东军各级军官共七十六人，吴喜在阵前斩杀了其中十七个罪大恶极的，其余的全部赦免。这一手硬一手软，既显示了权威，也安抚了人心，体现了吴喜的政治手腕。东部战场，基本平定。
在北线，薛索儿（支持刘子勋的将领）正在围攻申阐驻守的城池，久攻不下。于是他想了个歪招，派申令孙（可能是申阐的族人）进入睢陵城去劝降。申阐不知是计，竟然真的出城投降了。结果呢，薛索儿这家伙毫无信义，拿下城池后，把申阐和劝降的申令孙一起杀掉了。
另一路，支持刘彧的山阳王刘休祐驻扎在历阳（今安徽和县），辅国将军刘勔则进军到了小岘（今安徽含山北）。叛军首领殷琰手下任命的南汝阴太守裴季之，见风使舵，带着合肥之地投降了朝廷。北线的形势也开始向有利于朝廷的方向转变。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把镜头转向这场大战的策源地——寻阳政权内部。它的实际掌权者邓琬，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评价：“鄙暗贪吝”。意思是粗鄙昏聩、贪婪吝啬。他一旦掌握了最高权力，立刻就暴露了本性。
邓琬带着他儿子，公开地卖官鬻爵，明码标价，谁给钱就给谁官做。这还不算，他甚至让家里的奴婢、仆人都跑到街市上去做买卖，与民争利，搞得乌烟瘴气。他本人呢，则沉浸在享乐之中，天天喝酒赌博，通宵达旦。而且这家伙极其傲慢，对手下和宾客爱答不理。军国大事全交给褚灵嗣等三个亲信小人。结果这帮人作威作福，把朝政搞得一塌糊涂。当地的士人、百姓都对邓琬集团充满了怨恨。
真正的决战，还是在西线，围绕着长江沿岸的战略要地展开。邓琬派遣孙冲率领龙骧将军薛常宝、陈绍宗、焦度等将领，带兵一万作为前锋，进驻赭圻（今安徽繁昌西北）。孙冲在出发途中，还给刘子勋写信吹嘘：“战船已经准备妥当，武器装备也都整整齐齐，全军上下斗志昂扬。希望您能尽快命令陶亮各军迅速前来，与我们汇合，这样就能一举平定天下了！” 这牛皮吹得震天响。
刘子勋加封孙冲为左卫将军；同时任命陶亮为右卫将军，让他统领郢、荆、湘、梁、雍五个州的军队，总计两万人，一起顺江东下。看上去声势浩大。然而，这个陶亮却是个庸才，他听说建安王刘休仁亲自率军从上流而来，而且朝廷军名将殷孝祖也率部抵达前线，心里就害怕了，不敢继续前进，把大军驻扎在鹊洲（今安徽铜陵）观望。
再看朝廷军这边，殷孝祖确实是一员猛将，对朝廷也忠心耿耿，但他有个致命缺点：特骄傲，特跋扈，不把其他将领放在眼里。更糟糕的是，他治军严苛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部队里有不少人的父、兄在南方（寻阳政权那边），殷孝祖就怀疑他们通敌，都想抓起来治罪，搞得军中人人自危，大家都不愿意替他卖命。相比之下，宁朔将军沈攸之就显得高明多了。他一方面安抚手下的将士，另一方面也注意团结协调其他各路将领的关系，大家都挺信服他。
殷孝祖还有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每次打仗，他都喜欢把自己华丽的仪仗、伞盖带在身边，显得自己非常醒目突出。他可能觉得这样能彰显主将的威严，激励士气。但军中的士兵们私下议论都说：“现在跟敌人刀兵相见，他把自己弄得这么显眼，不就是个活靶子吗？士兵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不幸言中了。
到了三月，朝廷军各部水陆并进，开始攻打赭圻。陶亮等人赶紧率兵来救援。混战之中，殷孝祖果然因为目标太明显，被流箭射中，当场毙命。主帅突然战死，朝廷军一下子就乱了阵脚，有个叫范潜的军主，居然带着五百人投降了陶亮。朝廷军方面顿时人心惶惶，士气遭受重挫。大家都觉得，现在能稳住局面的，只有沈攸之了，应该让他来接替殷孝祖指挥。
当时，建安王刘休仁得知前线情况后，立刻派遣宁朔将军江方兴、龙骧将军刘灵遗各率三千人赶赴赭圻增援。沈攸之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认为，殷孝祖一死，陶亮那边肯定会士气大振，想乘胜追击。如果朝廷军明天不主动进攻，反而示弱，就会助长敌人的气焰。但是，现在来了个江方兴，级别和威望跟自己差不多，他肯定不愿意屈居自己之下。如果军中号令不统一，各有各的小算盘，那这仗必败无疑。
在这关键时刻，沈攸之主动带领各部将领去找江方兴，开诚布公地说：“老江啊，你看现在这形势，四面八方都在造反，朝廷能控制的，连一百里地都不到了。之前全靠殷孝祖老将军是朝廷倚重的栋梁，可这刚开打，他就阵亡了。明天这一仗要是打不赢，国家也就完了。明天这仗，有人觉得应该由我来指挥，但我才能浅薄，谋略方面不如你。所以我现在推举你来做总指挥，我们都听你的，咱们齐心协力，共渡难关！”
江方兴听了非常高兴，当即答应下来。沈攸之出来以后，他手下那些将领觉得不该把指挥权让出去。沈攸之耐心解释道：“我们出来打仗，本就是为了救国安邦，保全家族，怎么能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呢？况且，我能谦让他，他却不能谦让我，这说明我度量比他大。共同度过艰难时刻，怎么能自己内部先闹别扭呢？”
再看寻阳军那边，孙冲之对陶亮说：“殷孝祖是朝廷军的猛将，一战就被打死了，看来天下大势已定，咱们不用再费劲打了，应该直接进军攻打京城建康！” 这想法倒是挺大胆，但陶亮这个人缺乏决断，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第二天，江方兴统一指挥各路军马发起进攻。建安王刘休仁又派了军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骑校尉垣恭祖、龙骧将军段佛荣等将领，率兵三万人前来助战。这场战斗异常激烈。最终，朝廷军大获全胜，一路追击溃逃的叛军直到姥山（今安徽繁昌东北）。
与此同时，朝廷军另一将领张兴世，又攻破了孙冲之在湖口和白口修建的两座城寨。接连的胜利，彻底稳定了朝廷军的局面和士气。朝廷正式下诏，任命沈攸之为辅国将军、假节，代替殷孝祖都督前锋诸军事，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前线总指挥。
陶亮听说湖、白二城失守，更加恐惧，急忙把孙冲之从前方召回鹊尾（今安徽繁昌东北），只留下薛常宝等人防守赭圻；之前分布在姥山及各山冈的营寨也全部放弃，收缩兵力，集中退保浓湖（今安徽繁昌西），转入防御态势。战场的主动权，逐渐转移到了朝廷军手中。
这么大范围的战争，对刘彧朝廷的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国库很快就见底了。怎么办呢？朝廷想了个办法：公开卖爵位和虚衔。招募老百姓，谁如果能向朝廷捐献钱粮，就赐给他“荒县”、“荒郡”的荣誉称号或者给予从五品到三品不等的散官官阶。这说白了就是一种变相的集资，虽然有点荒唐，但在战时也不失为一种无奈之举。
相比之下，前线统帅建安王刘休仁的做法就更得人心。他亲自慰问安抚将士，与大家同甘共苦，分配物资力求公平，体恤士卒，还亲自吊唁战死的官兵，探望受伤的士兵，尽力给予抚恤和关怀。正是因为有了刘休仁这样的统帅，朝廷军这支十万之众的部队，才能在初期不利的情况下，始终保持凝聚力。
公元466年上半年的这些战事，成为“义嘉之难”的重要转折点。东线的迅速平定，消除了建康侧翼的威胁，使得朝廷能集中力量对付西线之敌。而西线的拉锯战，虽然朝廷军初期损失了主将，但凭借沈攸之等人的沉着指挥、顾全大局以及刘休仁的有效协调，最终稳住了阵脚，并转入反攻，夺取了战场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