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历史上出现了两个汪直，一个是明成化年间的宦官，一个是赫赫有名的海盗头目。要说这两个人有什么关系？还真没有。唯一的相同之处就是这两个人都很厉害，前者总领京兵精锐“十二团营”，开明代禁军掌于内臣之先河；后者是火枪传入日本的事件中的关系人物，其事迹更是引得日本立像纪念。
今天我们重点说说海盗出身的汪直。汪直一生扮演海盗、商人、皇帝等角色，传奇性十足。
汪直天生聪慧过人，机智异常，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轨迹，此人定是可以通过科举谋个大好前程了。可他偏偏对呆板的经书不感兴趣，相反却热衷于世人并不看重的经商。不同于别人的小本生意，汪直一出走，就选择和同乡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
当时的明朝，海禁政策正处松缓之时。尽管如此，汪直等人的海外贸易仍属非法，非法即是走私。“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富贵险中求，在走私的暴利面前，汪直表现出少有的疯狂。他一面招兵买马，发展队伍；一面扩大贸易规模，并一跃成为东亚一个大型武装海商集团的首领。
当时的汪直自立为船主，“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规模之大可以正规军匹敌。汪直正式步入了武装走私的生涯，这在明朝看来无疑是海盗行为。而在汪直看来，建立私人武装一则可以躲避其他海盗的袭击，二则可以在私人武装的掩护下进行走私，从而搞到更多的钱。
汪直走私的地点，先是在广东沿海，然后到东南亚，最后又到日本。十六世纪中叶的日本，军阀割据，各自为战，十分混乱。凡逢乱世，必求利器。日本大名们最渴求的就是火器。而这些火器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西班牙又对东方的金丝绸缎梦寐以求，汪直看到了商机。他转而做起了转手贸易，其中暴利自不必说。
汪直的火器贸易以日本萨摩国的松浦津为基地，发展很快，渐成规模。以至到了后来，汪直在附近的平户（日本长崎县）定居，自称徽王，僭号曰宋，一副建国称王、威风无比的样子。日本大名为何容忍这样一个政权存在呢？前面我们已经交代：日本军阀割据，战乱不止；加之汪直拥有一支数量庞大、规模可观的私人武装，日本地方军阀是极为畏惧汪直的。
汪直称王期间，平户得到了很大发展，由一个海滨小城发展成为海上贸易重镇。而汪直也深受当地领主欢迎。人们感恩戴德，尊称他为“大明国的儒商”，每年都要隆重纪念。
汪直的影响力很大，盛时有数万倭寇都听命于他。而他们活动的最后目的就是“要挟官府，开港通市”。这无疑是一种强盗行为。朝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胡宗宪出任兵部左侍郎后，面对势力日盛的汪直，一心想通过招安化解倭患。汪直家有老母妻儿，思念至深，况且招安也是一条出路。两人很快达成了一致。然而，汪直上岸后骄横日纵，不经意被杭州谒巡按王本固诱捕，而后杀害。
汪直临死前说了这样一句话：“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不料，汪直死后，竟然一语成谶，很快浙江、福建东南沿海成为倭患的重灾区。
汪直一生虽然扮演多种角色，但也饱受争议。有人说他提倡通商，眼光独特而长远；有人他是日本的走狗，帮助日本人劫掠中国人的财富。但不可否认的是，汪直收编不少浪人和野武士作为部队，而他们的根仍然在中国。
只不过令人可悲的是，作为无功无名之人，汪直选择了做海盗，也选择了诏安，最后又陷入了历来诏安必有的惯性。况且从当时形势来看，皇帝要杀他，江南士绅也要杀他。汪直一定是要死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