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学过一篇课文《梁生宝买稻种》，课文里面写道：
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
梁生宝去小饭铺吃饭，要了5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我们都不懂。我问老师，买了一碗汤面，就该喝一碗汤面，怎么能说买了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呢？
我们搞不清什么是汤面，什么是干面，什么是面汤，对于吃糠咽菜吃不上面条的一群孩子，老师讲课也吃力。
现在轮到我给孩子们讲了，讲到“炒面”，同样很吃力，他们认为，炒面就是油炒面条。
现在的孩子没见过炒面，没吃过炒面，更不知道炒面怎么做了，如果再发生粮食危机，真要饿死人了。
炒面是用粗糠拌软枣做成的糠炒面。把粗糠软枣都倒在盆里，用手搅伴，捏成糠块，在土炕里烘熟，去石碾上碾碎。
吃的时候，往炒面里倒点水，用筷子搅一搅就能吃，很省劲。八路军来了，也没少吃王金庄的糠炒面。他们行军打仗，带上糠炒面方便多了，啥时饿了，搅上半茶缸炒面，问题解决了。
吃的时候省劲，做起来可不容易。
首先说这个软枣树，生长很缓慢，十几年几十年才能长成，不像花椒树三年就挂果。我们的软枣树大多是祖先留下的老果树，专家也搞不清，究竟起始于何年，树龄有多少。
我带着高级农艺师贺献林局长，去了小南东郊。专家发现，软枣树生长的地方，大多在堰上而没长在地里，由此推测，是否先有树后有地？有多少年代？原是野生的公树和有籽树，祖先怎样嫁接成了无核黑枣？
一串串疑问，深藏着祖先的生存智慧。软枣树，贫时救命，盛时济困。现在，不吃软枣了，都卖到了外边，成为家庭的重要收入和生活来源。可我们这一代生不逢时，挣扎在饥饿线上，当年全凭着软枣树过活，如果不是这些软枣树，如果没有软枣做成的糠炒面，我肯定活不下来。我禁不住又在地里栽种嫁接了不少软枣树。
软枣和粗糠曾经是我们的救命粮。粗糠就是打谷场里碾下的第一层糠，俗称“莠糠”。石碾碾谷时，碾子上碾出的糠才叫细糠。舍不得用细糠拌软枣，细糠还要捏窝头。
每家每户捏的糠块，在房顶上、笆子上晒干，有的贴在墙上晾晒。站在山上看村子，整个一个糠块覆盖的村庄。
晒干后，拾到篓里，一眼篓一眼篓地往土炕上背，堆得一尺多厚，然后严严实实地盖住。
土炕下的灶池里点燃圪针柴，噼里啪啦地燃烧起来，炕面的土坯烧红了，底层的糠块也就烧熟了，再把上面的糠块翻藤到下面。到了晚上，灶池换上树根树桩一类的粗柴，小火加温，因为，夜里还要上炕睡觉呀，再烧大火，趟上去烧得受不了，是烤糠圪瘩不是烤人圪瘩。第二天早晨起来，再点燃圪针柴大火烧炕。连续烘烤四、五天，直至炕熟为止。
每一家的土炕就是一个烤糠块的大锅，这个大锅可不是想象中的铁锅，炕面的土坯四指厚，烧红土坯，需要多少圪针柴，可想而知。当时，整个山头的马机圪针，被割得长不起来，刚长一、二尺高，就被人割得精光，至今王金庄人说“割柴”而不说“砍柴”，像割谷一样，只能说割谷而不能说砍谷。人穷柴也穷，连马机圪针也年年遭受着被宰割的命运。
小小土炕，彰显着祖先的生存本领。先在地上用石头垒一尺高的平台，留足四个柴灰坑，正前方垒好灶池。平台上放置泥敦，四个土坯角都搁在一个泥敦上，每个泥敦都承载着四个土坯角，一组一组连起来，直至连成一个完整的坑面，最后在土坯上抹一层泥，把各土坯之间的缝隙抹严实，不透烟。烟从土炕后边的灶洞冒出，灶洞顺着墙内通向墙外。炕面和平台之间是一个一尺高的空间，灶池里的火苗会在这个空间里灼烧炕面，
土炕作为一代人的记忆已被席梦思、慕梦思们淹没了，糠炒面也被油炒面搅混了。我像祥林嫂一样常常和儿女们讲起，他们说：“你一直是说的那个老掉牙的话题！”本来说好不再讲的，可是不由不忍，今天又讲了一遍。
哭累炒面抿节饭，是我们的祖上坚强不屈的见证，王金庄人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到今天，浸透着山民的多少苦楚，多少悲酸。
勿忘历史，勿忘祖先，踏着昨天的脚印，迈出今天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