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过年，孩童应该是最快乐的，“穿新衣、戴新帽、走街串巷、放鞭炮。”仪式感满满。当然，我说的是我们儿时过年的样子。
离今年春节还有半个来月，可能是受疫情影响，无论街上还是家里，“年”的味道淡淡的，这让我无比怀念儿时的年味儿。
犹记得那时，腊月一到，各家各户就预计着置办年货，街上便到处人头攒动，吆喝声此起彼伏。糖果、瓜子、罐头、茶……这些商铺前最热闹，因为不管家里有多拮据，这些年货多少得买回一些，才算得上过年。当然，为家里大人小孩添置新衣新帽是必然的，或在商铺购买；或找裁缝做；或买毛线自己织；也有买布匹自己缝的。一年到头总要来点新的，寓意才好。我妈是方圆几里出了名的织毛衣能手，所以我们几姐妹小时候过年的新衣都是毛衣，当然新衣是必须正月初一才能穿的，这也算有仪式感吧。
腊月中旬，家家户户开始忙着宰杀年猪。几个大汉从圈里拉出黑的或白的大肥猪，抬上石板或者几条长凳组合的凳子上，屠夫见机成熟，一刀子下去，肥猪挣扎几下奄奄一息，接着烫毛、刮毛、开肚、切割。可能是因为知道有肉吃，所以我们当小孩的时候没觉得这个场面有多血腥，反而围着肥猪唱唱跳跳。杀猪的那家是要邀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吃“刨猪汤”的，然后就是这家吃一天，那家一天；这边三桌，那边五桌。后半个腊月就在这种吃喝中度过。记得大人们在桌上最爱说的就是：“杀猪过年，样样有点，大家不要客气，要吃饱哦！”然后再把剩下的肉一块块串起挂在灶上悬梁上，腊肉的熏制自然而然就完成了，“年味儿”也就越来越浓了。
自制米花糖也是过年的必需品，不过工序比较麻烦。得先选好材料：红薯条，糯米，花生，芝麻，麦芽糖……糯米、红薯得经过蒸、晾、炒；麦芽糖熬到浓稠（当然，这时火候必须掌控好，防止糖焦了就不好吃了）；将材料混在一起搅拌均匀；再把它们倒入模具里，最后用上滚筒把它压紧，用尺子比着切成相同大小的小块。小朋友偶尔也逞逞强，拿过圆滚木头使出浑身劲儿想学着大人样，可终究力气太小，不够严实，大人们还得重新压一次。米花糖做好后是要放在柜子里或者缸里，一方面是因为防潮，另一方面是因为防小朋友嘴馋偷吃。我最喜欢的是刚出炉的米花糖，那种热乎乎、甜糯糯的味道至今也记忆犹新。
到了春节前几天，房前屋后是要进行大扫除的。大人小孩全上阵，拿着竹杆绑好的扫帚，扫屋顶、扫墙壁，每个旮旯都不放过，因为一年难得打扫一次，必须得彻底，还有一个说法，“厨房必须打扫干净，来年灶王爷才会让锅里装满东西。”所以打扫厨房更得卖力。
大年三十晚上，一大家子是要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的，桌上菜品也是一年里最为丰盛的。大人们划拳声、聊天声，小朋友们的嬉闹声，场坝里的鞭炮声，交织在一起，“年味儿”愈发更浓。
我很幸运，出生在八十年代，未受过生活过多的苦。当然对过年是充满期盼和憧憬，幸福如斯，在浓浓的“年味儿”中感受着幸福。
我有时在想，今天的孩子们能体会到“年味儿”吗？在他们成年后是怎么回忆儿时的春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