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写一写老师的冲动，是最近连续听蒋勋讲课引起的。正逢教师节，于是心动不如行动。心下数一数，遇见过这么多好老师，倒有点不知从哪里说起了。只说几个与众不同的老师，更确切一点地说，是他们曾带给我与众不同的感受。

如果从最年幼的时候说起，应该是托儿所的莫老师吧？对于两三岁时候的记忆早已模糊不清，唯一记得的是莫老师。莫老师不是我的班主任，但她经常会抱着我，我看到她额上的胎记，像一块墨汁，天真的将她认作墨老师。上大学之后去看她，别的老师都无法相认，只有莫老师可以亲切地唤我乳名，提醒其他老师说：“就是这个吃素的小囡呀，你们怎么不记得啦？”

那么是了，我的挑食一定让老师们头痛过，但莫老师一定是对我特别照顾的。经常会听到一些人评论某某小孩，被父母宠坏了，要放到托儿所去给老师做规矩云云。还好莫老师不是那种粗暴，她有耐心照顾到孩子不同的天性，这是她心中有爱。学校不是军队，把一个班管成一个人一样，只是方便了老师，对孩子的成长或许是种挫伤。

从小学到中学，与许多老师建立了师生情谊，也曾经在一些文字中提及。但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堂课是进入高考提高班后的第一堂化学课。年轻的瞿钧瞿先生从实验室被调来给我们上课，大概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水平，他出了几个化学分子式的题目。教室里鸦雀无声，谁都不知道答案。我举手只是想打破尴尬，硬着头皮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猜测。瞿先生问：“大家觉得对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他随即让说不对的同学上台，在黑板上写下对的答案，并说明理由。然后又问大家对不对，谁说不对再上去写......课堂的气氛被调动起来，原来说错也没关系，在各抒己见的讨论中，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同时记住了正确答案。

这是我学生生涯中从未有过的被人集体挑错的一次体验，从一开始的窘迫到后来享受其中，发现讨论真的能够打开思路，找到正确的答案。中国传统的讲课方式就是填鸭式的老师讲学生听，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瞿先生的这堂课教给了我们一种健康生动的学习方法，对我之后的学习甚至教学都大有裨益。

进入大学时代，犹如一下子跳进知识的海洋，非常幸运有许多特别敬业的老师领航。之前曾经也写过几位，其实有学问且讲课认真的老师不胜枚举。后来在美国读研期间也遇上许多令人难忘的非常出色的教授。但今天，我的记忆穿越过这些鲜明的形象，捕捉到一位只修过他一门课的教授，我甚至忘了他的名字，哥伦比亚教育学院的一位系主任。如果我在教育学院时间长一些，一定会多多修他的课，不为别的，只为他讲课的风度。

大学教授一般不拘小节，对他们来说内容重于形式，说话带口音比比皆是。美国更是如此，大部分教授都是外国人。碰到一个华裔教授算你运气好，中国腔英文还比较熟悉，遇上印度裔教授或者希腊裔教授就惨了，他们语速还特别快，叫你根本听不明白。每当这种时候，就会想起这位教育学院的教授。猜想因为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需要这样的言传身教吧？教育学院的教授个个都有范，这位系主任的课更是令人为之倾倒。

他的课是上午9点开始。每次都会让秘书煮好咖啡，他自己带来两大盒donkin donuts。我们用一个quater 换一个donut加一杯咖啡，边听课边吃早餐，课上的秩序一点不会受影响。他身材高大，头发略略花白，始终面带笑容。他喜欢穿长长的外套，左手撩开衣襟半插裤子口袋，显得很随意。他的语音非常好听，不急不慢，我刚到美国，英语很烂，但听他的课基本没有问题。他讲课思维清晰，逻辑缜密，没有一句废话，也不会说半句吞半句，后来回想起来，他的每一节课都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想起这位教授与蒋勋有关，因为蒋勋讲课也是娓娓道来。如果仅仅凭耳朵，从蒋勋的语音，咬字，还有语气，完全没有一个大教授的高高在上，有些时候甚至更像一个学生的谦逊。当我们听惯那些夸夸其谈，那些不可一世，那些唯我独醒，突然听到一个平等的声音，如清泉淙淙趟过燥热的心，怎么不满怀欣喜和期待？

听过他说梵高、唐诗宋词、金刚经，又开始听他说红楼。不在乎那些关于他的批评，文学和美学，每个人可以有不一样的看法。蒋勋的视角、观点、以及对很多事情的领悟，都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从这意义上，他真的是与众不同的一位好老师。

“忙这个字我对它的解读，我觉得是心灵的死亡。”蒋勋老师的说话方式就是这样，从容坦然的表明这是自己的感觉。而他的感觉至少我是非常认同。每个礼拜一定要给自己片刻的独处，什么都不做，就是让心灵稍稍复苏。然后又忍不住写了这些，放弃了难得的早睡。这就像蒋勋所说的执着，很多东西放不下。放不下就只好放任自己，这就是人生的一个阶段，硬让自己放下，不也是一种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