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
导语
美国的飞船跑到了人类的最远处……
坏人也想要高科技，可惜的是他们做不到。
你注意到一个现象没有：黑社会搞“黄赌毒”，但没人碰高科技？为什么？
包装成国家的“黑社会”同样搞不了，不信你环顾一下地球上的流氓国家。
有人以为，科技是“钱堆出来”的，这完全是错觉。
科技，从来不是“钱堆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而它只会生长在一种地方：有秩序的土壤中。
秩序的根基，不在人，不在权力和资源，而在“道”。
离开了“道”，再多资源与力量，也无法支撑真正的文明与科技。
本文，将从经济学及第一性原理阐明这个道理。
一、为什么“金字塔不可能是奴隶建造的？”
先讲个故事。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这样理解古埃及：
金字塔 = 奴隶劳作的结果
但早就有人对此怀疑，就一个原因：
如此复杂的工程，不可能仅靠强制完成！
金字塔不同于简单的长城，它极其精密，为此需要：
• 稳定的组织
• 明确的分工
• 基本的激励与保障
• 持续的协作秩序
暴力可以驱赶人，但不能组织复杂秩序，也因此不可能建造金字塔。
最终，现代考古研究修正了传统的认知，发现：
• 金字塔的确并非由单纯奴隶建造，而是由：
o 有组织的工人
o 专业分工的团队
o 有供给、有管理的体系建造的
二、另一个更微妙的故事：被强迫的钟表匠
一个技艺精湛的钟表匠，当他被强迫劳动时，他仍然有技术，也有工具，但奇怪的是：
他再也做不出原来那样精准的钟表。
为什么？因为精密制造不仅依赖技术，还依赖：
• 内在专注
• 自由意志
• 完美追求
而这些，在强制命令下有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钟表匠感叹：
“一个钟表匠在不满与愤懑中，要想完满地完成制作钟表的 1200 道工序，是不可能的；在对抗和憎恨中，要精确地磨锉出一块钟表所需要的 254 个零件，更是比登天还难。”
我无法核查此故事的真实。但类似的逻辑，在现代苏联的“沙拉什卡”（Sharashka）——秘密科研监狱中，得到了极为真实的呈现。
在那里(主要在 1930s–1950s 大清洗及之后），一批顶级科学家与工程师被囚禁在设备完善的实验室中，被迫为国家完成关键技术任务。
他们拥有工具、时间，甚至明确的目标，但缺少一件更关键的东西：自由。
令人深思的是：
这些科学家在压力下仍然做出了一些重大成果，比如飞机设计、火箭研究，却始终难以形成持续的创新体系。
原因不难想到：
科学变成了任务，技术变成了命令，人才变成了工具，创造，于是变得稀缺。
我小时候，“人民公社”等三面红旗上天，但劳动效率极低，而一旦包产到户，恢复自由生产，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足以证明：没有自由，连低端生产效率都保障不了，更遑论创新的持续繁荣了。
这也揭示了一个更深的制度事实：
暴力可以组织生产，却难以孕育创新；强权可以驱动技术，却无法生成科学。
技术可以被强权使用，但人的创新无法被强制产生。
三、从故事到定理：科技依赖怎样的秩序？
从黑社会，到金字塔，再到被强迫的钟表匠，这些看似分散的现象，其实都指向同一个更深的结论：
科技不是“权力的产物”，而是“秩序的果实”。
我们因此也需要进一步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这种“秩序”，从何而来？
如果把视野拉长到文明史，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
现代科学，并非随机诞生，而是首先在特定文明中系统性爆发。
历史上，几乎所有科学革命的奠基者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思想背景中：基督教世界观。
为什么？因为这一世界观提供了科学得以成立的几个关键前提：
1.宇宙是有序的（反对混沌与偶然）
基督教认为：
世界不是神的化身，也不是混乱的集合，而是由一位理性的创造者所创造。
这意味着：
• 自然界有规律
• 规律稳定存在
• 可以被人理解
2.世界是“客体”，可以被研究（反对神秘化自然）
在泛灵论或某些传统观念中：
• 山有神
• 水有灵
• 自然不可冒犯
而基督教则明确区分：
• 神是神，是造物主
• 世界是被造物，是客体
这带来一个革命性变化：
自然不再是神圣禁区，而成为可以研究的对象。
3.人具有理性，可以认识世界（反对认知虚无）
基督教认为：
人按上帝的形象被造
因此：
• 人的理性不是幻觉
• 人可以理解宇宙的秩序
这就建立了一个关键桥梁：
人心的理性，与宇宙的秩序，是可对应的。
4.真理高于权力（反对“结论先行”）
科学最根本的前提之一是：
结论必须服从事实，而不是权力
而这一点，在宗教改革之后得到强化：
• 良心自由
• 个人对真理的责任
• 对权威的有限质疑
这直接导致：
• 学术自由
• 可验证性
• 可批判性
科学史表明，科学不是从无知中诞生的，而是从“对真理的敬畏”中诞生的。
人类各文明都曾产生技术与智慧，但只有当某种世界观同时确立“秩序、理性与自由”时，现代科学才可能系统性诞生。
由此，我们提炼出科学与秩序的第一个定理。
定理一：秩序先于科技
科学之所以可能，不仅因为世界有秩序，更因为人承认并尊重这一秩序。
也因此，不尊重秩序、违背秩序，科学将衰落甚至灭亡：
• 当数据可以被修改时
科学变成表演
• 当结论可以被规定时
不再有发现
• 当权力高于真理时
科学开始死亡
科学不是在被禁止时消失，而是在“看似存在却不再真实”时死亡。
定理二：制度承载科技
信仰是创新之本，制度为创新之基。科技无法脱离制度而存在。它不仅依赖知识，更依赖一种能够保护、积累与传播知识的秩序结构。
历史反复证明下述制度对于科技创新的重要性：
1.产权与激励：没有稳定预期，就没有长期投入
在“光荣革命”（ Glorious Revolution ）之后，英国逐步确立了：
• 私有产权保护
• 稳定的契约环境
结果是“有恒产者有恒心”：
• 资本愿意长期投入
• 技术可以持续改进
• 创新不再被任意剥夺
2.法治与信任：没有规则，就没有合作
现代科学与工业体系，本质上是高度协作的结果：
• 工匠、工程师、商人、科学家分工合作
• 知识可以跨代、跨地域积累
这一切依赖于：
• 合同可执行
• 规则可预期
否则：
每一次合作，都会退回到不信任与短期行为。
3.自由与探索：没有空间，就没有创新
近代科学革命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欧洲，并非偶然。
以 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 ）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确立了一种关键原则：
“不依权威，只依证据”（Nullius in verba）
这意味着：
• 结论可以被质疑
• 事实高于权威
• 思想可以竞争
对比案例：制度缺失下的技术停滞
历史同样提供了反面例证。
在传统中国：
• 技术发明并不缺乏
• 工艺水平长期领先
但由于：
• 产权不稳
• 商业受限
• 学术依附权力
结果是：
技术存在，但难以积累；
工艺精湛，却无法演化为科学体系。
制度缺陷正是解释“李约瑟难题（为什么中国古代有先进
技术却未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以总结出一个更清晰的结构：
有产权 → 才有积累
有法治 → 才有信任
有自由 → 才有创新
进一步说：
科技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能力，而是“制度秩序”长期运作的结果。
一句话：
没有能够承载“真理与自由”的制度秩序，就不会有持续的科技文明。
定理三：自由生成创新
真正的创新，无法被命令产生。
人可以被命令去执行，却无法被命令去发现。
历史反复证明，强权体制、计划体系：
• 可以规定产量
• 可以规定指标
• 却无法规定突破
因此：
生产可以被组织，但创新只能在自由中涌现。
展开说，创新之所以可能，依赖四个基本条件：
1.独立人格 —— 允许不从众
创新往往始于对既有结论的质疑。
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问题的提出。
2.试错空间 —— 允许失败
绝大多数发现，都来自反复试错。
如果失败意味着惩罚，创新就会在起点被扼杀。
3.思想自由 —— 允许质疑
从 英国皇家科学协会提出的原则开始：
真理不服从权威
科学的前提，不是正确，而是可以被证明为错误。
4.多元竞争 —— 不止一种路径
当不同观点可以并存、竞争，错误才有机会被纠正，新路径才可能出现。
反证
当这些条件被破坏时：
• 人格被压制 → 不敢质疑
• 失败被惩罚 → 不敢尝试
• 思想被统一 → 不再探索
• 路径被垄断 → 不再进化
结果就是：
可以有执行，但没有创新；
可以有技术，但没有突破。
结论：
自由不是创新的附加条件，而是创新的前提条件。
创新不是被组织出来的，而是在自由中长出来的。
一句话
秩序若没有自由，只能维持运转；
只有自由中的秩序，才能孕育创造。
定理四：强制导致科技边界：只能产生“低阶技术”
高度强制的体系，确实可以在短期内取得技术突破。
它能够：
• 集中资源
• 压缩时间
• 突破特定工程目标
历史上，这类体系往往在以下领域表现突出：
• 军事技术
• 航天工程
• 大型基础设施
例如：
• 前苏联在冷战时期实现了：
o 人类首次进入太空（加加林）
• 纳粹德国发展了：
o V2 火箭技术
这些成就说明：强制可以推动“工程突破”。
但问题在于：
这类体系往往难以跨越一个更高层次——
从“技术”走向“科技体系”
关键差别
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层级的技术：
1.工程型技术（Engineering Breakthrough）
特点是：
• 目标明确
• 路径已知
• 可以集中资源完成
例如：造火箭、放卫星、搞核武、修大型工程等
2.文明型科技（Scientific Civilization）
特点是：
• 持续创新
• 自我纠错
• 长期积累
• 体系性演化
例如：现代科学体系、工业革命、技术生态
历史分野
强制体系往往：
✔ 能做前者
❌ 难以维持后者
原因在于：
• 信息被扭曲 → 无法纠错
• 激励被扭曲 → 创新减少
• 自由被压制 → 思想停滞
最终结果：
可以产生“奇点式突破”，却无法形成“连续性创新”。
结论：
强制可以制造工程奇迹，却难以孕育科技文明。
一句话
强制可以集中资源突破工程，但无法持续产生创新。
强制可以造出火箭，却难以持续产生科学家。
权力可以压缩时间，但无法替代秩序；可以制造突破，但无法生成文明。
定理五：失序必然走向熵增
当一个体系的秩序被扭曲时，它不会立刻崩溃，
但会进入一种更隐蔽、也更危险的过程：
熵增，进而引发科技的衰落。
这种熵增，并非物理概念，而是制度层面的退化过程，在现实中，通常表现为三种结构性失序：
1.信息失真 —— 真相无法上达
在前苏联后期：
• 产量被层层夸大
• 问题被系统性掩盖
• 失败无法真实反馈
结果是：系统逐渐失去对现实的感知能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业、工业等基本数据也都长期“报喜不报忧”，最终导致：决策建立在错误信息之上
2.激励错位 —— 努力不再指向真实
在苏联计划经济体系中：
• 完成指标，比真实效果更重要
• 创新风险大，迎合风险小
•“不出错”优于“做正确”
结果是：理性的人，选择不再探索，而是适应体系。
这直接导致：
• 科研形式化
• 创新动力下降
• 技术停滞加剧
3.官僚膨胀 —— 结构吞噬效率
随着权力集中：
• 决策层远离现实
• 执行层层层扭曲
• 责任不断上移，权力不断集中
结果是：组织规模扩大，但效率持续下降。
历史结果
尽管苏联曾在早期取得：
• 航天突破（加加林）
• 军工优势
但到了后期：
• 科技体系逐渐停滞
• 创新能力明显下降
• 整体竞争力被持续削弱
关键不是科技“失败”，而是：
秩序系统逐步失去产生新技术的能力。
结论
秩序一旦扭曲，系统不会立刻崩溃，但一定开始走向熵增；而熵增的终点，是创新枯竭与技术停滞。
一句话
科学依赖秩序而生，也在失序中死亡。
当真理让位于权力，科技就开始走向停滞。
失序不会立刻毁掉科技，但会慢慢掏空它的根基。
定理六：科技方向由秩序决定
科技并不天然指向善或恶，它的走向，取决于其所嵌入的秩序结构。
在不同秩序下，科技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方向：
1.自由秩序中的科技 —— 倾向创新与民用扩展
在强调产权保护、法治规则、思想与学术自由的环境中，科技更可能：
• 改善生活
• 提高效率
• 扩展人的能力边界
例如：
• 工业革命后的民用技术体系
• 以 Royal Society 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
其特征是：
技术不断从“少数工具”转化为“普遍能力”。
2.强制秩序中的科技 —— 倾向控制与集中应用
在高度集中、以权力为中心的体系中，科技更容易被导向：
• 军事优先
• 监控与控制
• 国家目标导向
例如：
• 前苏联的军工与航天优先结构
• 纳粹德国对火箭与武器技术的集中发展
其特征是：
技术优先服务“权力目标”，而非“社会扩展”。
需要注意的是：
• 自由秩序中也会产生军事技术
• 强制体系中也可能出现民用成果
因此关键不在“有没有”，而在：“技术优先服务什么目标”
结论
技术本身不决定方向，真正决定方向的，是其背后的秩序
结构与价值排序。
一句话
科技没有方向，方向来自秩序。
决定科技走向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一个社会认为什么“应该被做”，秩序决定它是“解放人”，还是“控制人”。
定理七：文明级科技的前提，是“有道的秩序”
真正持续产生科技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点：
承认一个超越人的“秩序根基”
在基督教传统中，这被称为：“道”（Logos）
这意味着：
• 世界有秩序
• 人可以理解
• 真理高于权力
这三者构成了科学的真正土壤。
四、最终结论：为什么“无道的坏秩序”无法产生真正科技？
走笔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了：
为什么坏人、坏秩序，无法真正产生高科技？
答案不是：
❌ “完全不能产生技术”
而是：
它们无法长期、稳定地孕育科技体系
因为它们：
• 破坏信任
• 压制自由
• 扭曲信息
• 消耗秩序
最终结果：
• 可以有短期突破
• 但无法形成文明
结语
从金字塔，到钟表匠，再到现代科学文明，历史不断重复同一个真理：
科技不是力量的产物，而是秩序的结果。
暴力可以建造奇观，但只有“有道的秩序”，才能孕育文明。
而更深的一层是：
秩序，不是人创造的，而是人是否承认“道”。
李约瑟不懂得这个原理，才有“李约瑟难题”。
因此问题从来不是：人类能造出什么技术
而是：人类是否仍然活在“道”中，是否构建出“有道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