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许多人可能都认为火药发源于中国，但火药武器是近代欧洲才发展起来的，中国在这方面一直落后于欧洲，中国的火药技术也只会应用于鞭炮的制作等等。
上述这些观点，有些是事实，有些就是想当然了。
看历史，要辩证性地去看。一段历史的发展，不能只看结果便以此推断它的全部发展阶段。
火药发源于中国是事实，中国近代的火药武器发展落后于欧洲近代也是事实，但不能就以此推断中国古代的火药武器发展一直落后于欧洲。中国的火药技术只会应用于鞭炮更是想当然的无稽之谈，只是用来进行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进行的谣言。这个和李商隐在诗词里、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说的那些东西一样都是虚构的，但后世很多人偏偏就把这些当成了真事，认为汉文帝见了贾谊之后真是“不问苍生问鬼神”，认为冯小怜的“玉体横陈”实有其事，相信武则天真杀了女儿和满清完全靠弓马骑射打天下。
在弘治元年（1488年）欧洲发明经典火炮之前，中国的火药武器技术一直遥遥领先于欧洲，此后直至18世纪初期，东西方处于并驾齐驱的发展阶段，只有到了军事大分流之后的19世纪，西方的火器技术才彻底跑在了前面。
至元十七年（1280年），扬州的官方武库辞退了一批很有经验的调配火药的老手技师，原因是这些技师全是南方人，官方信不过，所以干脆就简单粗暴地全部开除掉，又请了一些北方人进来工作。
不过这些北方人全是没有什么从业经验的新人。殊不知，调配火药是一件很危险的工作，那些新人工作时又太过疏忽大意，研磨硫磺时像溅口水一样搞得火星四溅而不管。终于在某一天溅出了大祸，火星点燃了附近的火枪，这些火枪又点燃了别的火枪，别的火枪又点燃了一些火炮，火炮又点燃了别的火炮，整个武库一时之间竟是发生了大爆炸！
这场大爆炸威力巨大犹如火山爆发般，几乎炸动了整个扬州。城中人们以为打仗了，纷纷慌乱逃出，有的甚至逃到了百里之外。城中军队也是匆忙出动，四处戒严。这场释放了山崩海啸般能量的大爆炸以及导致的后续巨大骚动，折腾了扬州城一天一夜才停歇。
宋末元初的词人周密撰写的《癸辛杂识・前集》将此次事故称之为“炮祸”，书中曾有如此描述：“赵南仲承相溧阳私第常作圈，豢四虎于火药库之侧。一日焙药火作，众炮倏发，声如震霆，地动屋倾，四虎悉毙，时盛传以为骇异。至元庚辰岁维扬炮库之变为尤酷。盖初焉制造皆南人囊橐为奸，遂尽易北人，而不谙药性，碾硫之际，光焰倏起；既而延燎火枪，奋起迅如惊蛇，方玩以为笑，未几透入炮房，诸炮并发，大声如山崩海啸，倾城骇恐，以为急兵至矣，仓皇莫知所为。远至百里外，屋瓦皆震，号火四举，诸军皆戒严。纷扰凡一昼夜。事定按视，则守兵百人皆糜碎无余，楹栋悉寸裂，或为炮风扇至十余里外。平地皆至坑谷，至深丈余，四比居民二百余家，悉罹奇祸，此亦非常之变也。”书中“火枪”、“炮风”等字眼明显可见，由此说明，中国的火药武器，早在宋元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
所谓满清王朝“骑射为根本”，其实是一种到最后连自己都信了的政治宣传而已。清帝国除了早期缺乏火器外，其实一直重视火器的运用，本质上是一个火器帝国。那么，清军到底是如何重视和使用火器的呢？
为了表彰枪械为大清江山立下的汗马功劳，康熙皇帝曾拿起御笔，亲自写下了一篇《鸟枪铭》：“一器也。体类戈戟，功逾矢炮，当机迅发则星驰而电，激落云之劲翮，殛林莽之轶材，洵武功之良具，更无所施而不宜。”
在清圣祖的笔下，鸟枪的威力显得极其强大，其功效不但超过了清朝引以为豪的弓箭，甚至超过了大炮。古人惯用夸张的修辞，但鸟枪确实是当时清军克敌制胜的利器。比如，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间的“三藩之乱”，清军与其敌对势力都大量使用了鸟枪。
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十三，清军与吴三桂的军队在广西梧州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双方是水陆并进，从早到晚，打了整整一昼夜。死了多少人，已经不得而知，但却消耗了大量弹药。
据清朝的广西巡抚傅弘烈奏报，清军消耗了“火药铅弹不下两万余斤”！一日之内，一场局部战斗，光是清军一方就消耗了2万多斤弹药，而蔓延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持续了整整八年，各方消耗的弹药之巨，可见一斑。而消耗这2万多斤弹药的不止大炮，也少不了枪械。毕竟，傅弘烈当时麾下就有“交枪手一万五千余人”！
所谓“交枪”、“交铳”、“鸟枪”、“鸟铳”，就是当时中国人对火绳枪的称呼。“交”就是越南的意思。当时越南（安南）的火绳枪做得比较好，有不少传进中国。
当然了，不一定“交枪”都是从越南进口的。而“鸟”字的来源两种解释，一种是说火绳枪命中率高，鸟都能打中；另一说是火绳枪的形状像鸟。无论是叫“交枪”，还是“鸟枪”，其形状与射击姿势都与后来的步枪极其相似，相较于过去的“火门枪”（如三眼铳），有了很大的改进。
当然，要是放在现在来看，鸟枪、交枪那是相当原始了，打一枪不但要装火药、塞弹丸，拿根棍往里使劲捅，还要点火绳，这一步是最麻烦的，但没有这一步就开不了火。那时候的扳机也叫“蛇杆”，和火绳、火药盖都是连着的。当兵的抠一下，火绳着火那头就碰上火药了，然后把弹丸崩出去。而且，火绳的防水性能特别差，遇到下雨天歇菜那是经常的事。为此，也有人试图改良。例如，尚可喜到了广州后，就改用榕树根的须子做火绳，据说效果非常棒，“风雨不熄”。但不知这是不是夸大之词。
今天看火绳枪非常不便。但凡事都有个比较，在那个年月，这就算“高科技”了。漫说是中国，就是在17世纪的欧洲，一般的大头兵也得用这种火绳枪。不用点火的燧发枪、簧轮枪还没有彻底普及。
当然，“三藩之乱”的时代还远远没有淘汰冷兵器，“大片刀”、“红缨枪”这样的冷兵器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但枪炮也不再停留于配角地位了。傅弘烈就跟清圣祖说过：“逆贼狂逞，全以火器为长技。我兵剿御，亦必以火器为急需”。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至于清圣祖本人，别看他嘴上说什么“治天下之道，在政事之得失，与火器何舆”，但身体却很诚实，不但加紧铸炮，也没少往前线调枪。比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九月谕：“着工部精简交枪二千五百杆，遣贤能官员二人驰驿速送荆州军前”；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谕：“总河靳辅、山东巡抚赵祥星其各发标下兵善交枪、鸟枪者千人，河南巡抚董国兴发河南兵善鸟枪者亦千人，前赴福建。”十二月又应顺承郡王所请所请，谕：“兵丁所需交枪，令兵部选发。”此外，还号召官民“捐助鸟枪”，并按数量给予奖励。比如，一个“富民”能捐40杆鸟枪就“给九品顶戴荣身”，50捐杆就给“八品顶戴荣身”，虽说没有实权，但也算是个官了；要是“生员”能捐40杆，就可以去国子监读书。
当然，这不是说鸟枪本身有多么昂贵。据康熙朝修的《大清会典》，一杆鸟枪早在顺治年间的工料也就值1.3两银子，比一张弓就贵0.3两，比一副棉甲还便宜0.7两。可见，一般的火绳枪在清初比较廉价，至少不是什么稀罕的“神兵利器”了，装备率也不低，甚至早在入关前清军就有了。
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清军攻打辽西，尚可喜带了530人，其中鸟枪85杆。到了顺治五年（1648年）的时候，清廷议定八旗步兵三分之一用鸟枪。而吴三桂造反后，清廷如此奖励官民“捐助鸟枪”，反映了前线对于单兵火器的巨大需求。比如，有些部队装备鸟枪的比重，已经不只是三分之一了。傅弘烈的就是一例。
别看他手底下已经有15000多人的交枪手，还嫌不够呢。当时不少军队从福建调归来增援两广，到了11000多人。那么多人，傅弘烈不但要为他们筹措军饷粮草，还要置办武器。当然，当兵的手上都带着家伙，但有些兵器“旧坏不堪用”。战争就是消耗嘛，这都很正常。于是，傅弘烈就给皇上列了单子：“计算造鸟枪五千杆、藤牌二千面、牌刀二千张、腰刀五千张、盔甲五千副、弓衣一千张、箭二万枝、行营炮炮十门、砂炮一百门。”
11000人的援军，配5000杆鸟枪，1000张弓。也就是说，拿枪射击的占了将近一半，射箭的不到十分之一，此外还有放炮的。可见，在傅弘烈军中的火器，尤其是枪械已经承担了“远程伤害”的主角，传统的弓箭已经退居配角了。剩下的就是肉搏战，那没办法，自动武器普及前，枪械还没法淘汰白刃战。但即便如此，这就已经非常“近代化”了。
所以，广西战场的面貌，远远不是“刀光剑影”、“箭矢如蝗”这种老话所能描述的了。傅弘烈在给皇上描述梧州守城战时，说的是“大小铳炮火器枪箭各项尽力血战”。给别人写信，说的也是“炮火交攻”、“炮火齐发”这样的话。而在旁边的广东战场，平南王尚之信在汇报雷州之战时，也用了“枪炮如雨”这样的词，来形容叛军的激烈抵抗。
傅弘烈指挥的广西战场只是一个缩影。其他战场，各方势力也都是枪炮轰鸣，不乏互相对射的大规模枪战。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吴三桂与清军在长沙的战斗。据经历过“三藩之乱”的刘献廷在《广阳杂记》记载，“逆以各路汉满官兵船只尚未逼近，惟臣驻札金口，扼彼咽喉，势所必争，是以自七月初二日起，今止，旬有余日，昼夜未曾停刻。臣惟亲列行伍，鼓励官兵，水陆督战，逆被枪炮矢石击死甚众，我兵伤亡无多。岂逆于十三日五鼓，陆路站队架梁，直迫我营；水路乘驾战沙船四十余只，顺风前来，施放枪炮，意谓我疲，若水陆拚命一战，以为死中求生之策。臣随将本标辰协、衡协等营，水陆俱分二股。其陆路令一股出营站梁逆杀，一股暗伏栅内，施放枪炮矢石；水路船兵一股抢风上逆，遏来势以便下压，一股静泊江岸，密排枪炮矢石，更番迭出，联络水陆。自五鼓鏖战至酉，逆首施放号烟，陆路约有三千余众，一齐奔我木栅，被我枪炮矢石打死、跌落陷坑甚众；余逆奔溃，被我站梁官兵掩杀回巢。其水路兵扑我泊岸船，被炮子击入逆船中火药桶内，烧逆沙船二只，沈四只，逆众大败。”“逆自十三日败后，复调存省兵万余，于十五日黎明，乘北风大起，驾沙船四十余只，夏包子亲领，直至纱帽山对江鲤鱼料地方拢岸。臣知其牵制官兵前去抵敌，乘虚攻我大营狡谋。臣密调中军前去，会合彼处驻营衡协都司剿杀，去后移时，上游烟起，贼船下奔。臣指挥沿岸及先锋营开放战船枪炮，打坏沙船二只，淹死逆兵五百余名。该将驰至杨都司营，会同密商，案兵休息，俟逆船兵尽数上岸，以便一鼓追擒，贼果移兵扛抬挡枪，率逆众布作方阵，以为冲我营盘之势。值大风猛雨，乘彼安置未定，我兵齐力一拥，推毁挡枪，平踏贼营，枪炮弓矢击死逆兵七百余人，赶落水中淹死八百余名，活擒伪总兵一员，众官二十余员，兵三百余名。夏包子奔命上船，官兵追赶去讫。臣以贼胆已丧，亲率水陆官兵，合力齐攻，昼夜不休，奋勇夺彼山梁。贼众如山崩海泻，奔溃上船，于十六日夜半，水陆逃遁去讫，至三十里外聚住。夏逢龙十六日带残兵数百，连夜逃回武昌，不得入城。十七日至黄冈县，被民擒赴振武将军瓦代军前磔死，随从止三人。十八日伪中军总兵胡耀乾等杀妖僧伪军师大员，赴军前投诚。武昌平。”
吴军用交枪射杀清军骑兵，一度处于上风。但此战清军也应该也有不少交枪。所以，赶上下雨，交枪点不着火，双方也就退兵休战了。“吴三桂据湖南，兵驻松滋久。乙丙之间，和硕安亲王统大兵自江西袁州直趋湖南，兵至长沙之东。三桂闻穆将军为战将，不敢轻敌，丙子二月，自松滋退军长沙距战。梁质人自江西为韩非有求援，三桂之意先败安王而后援吉安，订于三月初一日合围，留质人曰：‘汝于壁上观吾军容。归以语东方诸豪杰也。’官山在长沙东南，与浏阳相值。安亲王军长沙东，官山之后；三桂军长沙西，连营岳麓山，亘数十里，军容之盛，近古未有也。三桂欲自与安亲王决战，诸将苦谏而止，皆誓死以战。三桂坐浏阳门楼，质人以三桂命立城上。安亲王发兵十九路，自城北铁佛寺后布阵至城之西南，长数十里；三桂亦发兵十九路以应之。将军王绪先陷阵，清兵合围之数重，旗帜尽偃，金鼓无声，城上人尽失色，以为此军全没矣。少顷，闻交枪连发如急鼓，清兵纷纷堕骑，王绪军冲突无前，莫有撄其锋者，深入敌境，获全胜而返。伪将军吴应贵者，三桂之侄也，搏战为流矢所中，贯腮堕马，夏国相力战，救之而归。穆将军追至城下，三桂于近城设伏以防，巨象伏冈下，敌至，起而冲之，清兵披靡而走。交锋者凡三路，马宝军大捷，余杀伤略相当，呼声动天地。血战至日中，天忽大雨，交枪不得开，各敛军而退。三桂初意气吞官山，先发十九路，余军驻岳麓，留为更番地，不胜则后军继之，必平官山而后已。及见应贵伤，复值大雨，为之夺气。曰：‘天意不测。’遂入城而守，清兵亦掘濠不复出。未几，应贵死。”可见，交枪在当时非但不是配角，甚至还主导着战场节奏。
而在福建战场，枪炮更是一度把冷兵器挤到了配角位置，其中枪械有时比大炮更为耀眼。这里就要说到当时的福建总督姚启圣。他早年做过广东的香山知县。香山，也就是今天的中山、珠海，甚至在法理上也连着澳门。那时候沿海地区的治安形势极其恶劣，不但有海盗，还有沿海打鱼的“蛋（蜑）民”，被逼得起来造反。那香山尤其如此。
但姚启圣一个县太爷就搞定了数千人的“澳门贼”。他还受当时广东总督卢兴祖指派，去澳门办理贸易。当然，那时候清朝奉行海禁政策，不允许随便跟葡澳当局做买卖。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别说卢兴祖了，就是平南王尚可喜都想在澳门捞一笔。所以，姚启圣去澳门，说是办公差，很可能也连带着给上级干私活。不久东窗事发了。人家尚可喜位高权重，朝廷没有深究，可卢兴祖因为“诈贿”把命搭进去了，姚启圣也连带着罢官。“康熙二年举人，授广东香山知县，八年以擅开海禁罢任。”但姚启圣留在广东经商，为他以后重回官场打下了经济基础。
多年的粤海经历，很可能塑造了姚启圣对于火器的重视。且别说澳门葡萄牙人精良的火器很容易刺激老姚，就是对付一般的“海寇”、“蜑贼”，也少不了火器。康熙十年（1671年）上任的香山知县申良翰，就曾动员士绅百捐款置办铳炮，防御“海寇”。“戎器之中杀敌及远，铳炮为先，海寇承潮，火攻为上”。“三藩之乱”后，姚启圣在福建捐钱捐物，不但重归体制内，而且平步青云，很快就干到了总督的位置。所谓“三藩”，清朝当时也叫“三逆”，就是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但耿精忠、尚之信都是不值一提，没多久就“反正”，帮着清圣祖打吴三桂、郑经了。
所以，清军在福建的主要对手就剩郑经了。老郑家从郑芝龙到郑成功再到郑经，历经三代的海洋世家，亦商亦盗，亦官亦王，不但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更有雄厚的资源。在军事装备上就充分体现了这点。
郑军的枪械化水平也是相当高的。吴三桂造反后，郑军也派兵攻打闽粤，其中在福建就跟清军有着激烈枪战。
康熙十八年（1679年）八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会同巡抚吴兴祚上奏皇帝，描述了福建战场的面貌，大意就是：福建这个地方依山傍海、山高林密、缺少平原，既不适合骑兵冲锋，也不方便短兵相接，所以只有“火器枪炮尚能及远”；两军对战之时，郑军“鹿铳在前，排枪在后”，而清军“俱用排枪”。
所谓“鹿铳”，可能是一种大号的火绳枪，类似于明末的“斑鸠铳”，以及后来的“赞班拉克大鸟枪”、“抬枪”。根据姚启圣的描述下，“鹿铳”的距离更远，让只有排枪的清军吃了不少亏。对此，姚启圣想到了射程比“鹿铳”还远的“荡寇铳”，并对弓兵骑兵以外的兵种做了武器配比：“每兵一百名，选二十名打荡寇铳十门，十名打线铳十门，选五十名打排枪五十门，二十名分配弓箭、藤牌、牌刀、大刀。”
可见，所谓“排枪”，与“鸟枪”、“交枪”一样都是单兵使用的火绳枪；“线铳”也是单兵武器。至于“荡寇铳”，则与后来的“抬枪”一样，都是两人操作，类似于乾隆朝赵翼说的“鸟机炮”，介乎于重武器与轻武器之间。
除了两广、福建这样的沿海省份，内陆省份也少不了枪械的身影。除了长沙之战，以及河南、山东向前线运送枪械外，西部的川陕战场也同样如此。比如吴三桂造反不久后，大学士莫洛在川陕交界的宁羌州，就被王辅臣的叛军用鸟枪打死了。
此外，还有清圣祖重用的汉将赵良栋。康熙十八年（1679年）十月，赵良栋攻打密树关。这个地方是入川的要冲。吴军修筑了战壕堡垒，架设枪炮，其火力之严密，工事之坚固，令赵良栋不敢正面进攻，而是选择了侧翼偷袭。当然，偷袭的清军也是“身背鸟铳”。占领密树关后，清军缴获的“马匹、盔甲、交枪甚多”。
当然，还是那句话，此时的枪炮远远不能淘汰冷兵器，甚至有些战场并没有留下枪战的记录。比如，尚可喜派兵攻打潮州叛将刘进忠时，在一份题本里描述到了激烈的炮战，但却没有提及枪战，汇报缴获的战利品时，也没有提及鸟枪、交枪。不过，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
即便是有些部队没有装备火绳枪，也很正常。毕竟当时仍处在冷热兵器混用的漫长阶段。人们对冷兵器的惯性以及火绳枪本身的不稳定性，都会影响枪械的持续普及。比如到了雍正年间，署理江西南赣总兵张溥就上奏提议：“每兵百名内设鸟枪五十杆”。
他理想的这枪械化比例是50%，也就是50多年前的傅弘烈与姚启圣那水平。实际上，张溥麾下的枪械化比例只能更低。但即便如此，清世宗的朱批还写着：“枪为数过多些”。不过，他也没有彻底否决张溥的提议，“现令廷臣详议，议定时自然颁行”。
3年后张溥在广东提督任上，继续呼吁清世宗增设鸟枪比重。军事技术的革命浪潮，任何人都阻挡不了。清廷有过相对的停滞、拖沓，尤其说了“骑射为根本”这种话，为后世诟病，但更多只是一种姿态，实际上仍是在时代的潮流中缓步前进。
除了正规军的作战面貌，枪械在清初的普及，甚至还影响到了官府与民间的关系。早在顺治年间，清廷虽然坚持民间不可铸炮藏甲，但却开放了鸟枪的使用。因此，朝廷才可以鼓励官民捐献鸟枪、弓箭。但另一个方面，鸟枪在民间的普及，也成了一个频发的治安问题。
《清实录》“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上谕：谕兵部鸟枪等火器、祗当用于搜猎行阵之间。此外一应旗下民间不得擅用著严行禁止。”这个火器禁令留了一个口子，就是允许鸟枪拿来打猎。
同年六月兵部上书“火器鸟枪、久奉明禁。近来商民尚有私用私造者。请敕该地方官、将民间见存鸟枪限期缴官入库、永行禁止。如有必用鸟枪之处先令呈明地方官止许长一尺五寸刊刻地方姓名。违者照律治罪，至硝磺，乃火器中所用，请严禁私卖，以杜奸宄”。清圣祖批准此奏疏，对民间的火器鸟枪进行收缴，必须要用鸟枪的，也要进行严格管理，同时硝磺也严禁私卖。
雍正七年（1729年），上谕“火器关系军政，甚为紧要。严禁鸟枪、硝、磺，不许民间藏匿”，要求各地“留心查访”。乾隆年间镇压王伦起义后，清高宗下旨地方收缴鸟枪，“民人逾限不缴杖一百，徒三年，私行制造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其不实力稽查之地方专管文武各官，罚俸一年”。不仅不能隐藏鸟枪，还不能私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