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上海停留之时，毛泽东即与彭璜等人商议，将来驱张以后，湖南政局该向何处去的问题。随后，他们草拟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分发各方征求意见。在这个文件里，他们提出废督裁兵、地方自治等奋斗目标，作为对湖南前途的设想。
1920年3月12日，毛泽东写信给黎锦熙，向他征求对《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意见。信中写道：
邵西先生：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地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先生是很明白湖南事情的人，敬请将各条斟酌，或要增减修正，见示，以便持赴沪上，从事进行，不胜感盼！
乡弟毛泽东
一九二〇，三，一二
毛泽东随信寄去《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共2页，这篇文章后来在同年6月14日的上海《申报》上发表。征求意见稿的全文是这样的：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
（一）军政
（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
（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 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 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
（3）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1）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
（2）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减轻盐税。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
（3）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经费
（1）恢复民国二年教育经费原额，以后应时增加。
（2）确定来源。
（3）保管权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教育经费保管处”。
（四）自治
（1）恢复并建设县、镇、乡自治机关。
（2）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3）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农会。
（五）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提出者：湖南改造促成会 通信处：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全国各界联合会彭璜 在第2页的左上方，毛泽东还特地注明： “怀疑的地方，或者明后天的晚上来尊处领教。” 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的消息一传到上海，毛泽东立即抓住时机，提出了“废去督军，建设民治”的口号，6月11日，上海《时事新闻》刊登署名泽东的文章《湖南人再进一步》： 据报南军有攻下长沙之讯。果然，湖南人消极方面的驱张运动总算将要完结了。湖南人应该更进一步，努力为“废督运动”。怎样废去督军，建设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后应该积极注意的大问题。
废督论倡了几年，督总不曾废掉。卢永祥、唐继尧的废督论，可断其于实际影响很少。但湖南此刻如张敬尧确去，却大有废督的机会。
（一）湖南人驱张，出于自决，不受何种黑暗势力的牵制。果真觉悟到督军要废，自己举足踢去就是。
（二）湘南湘西军队各征粮至七八年，现虽得了长沙，早如一块石田。一面湖南银行巳（已）倒亏了五六千万，官家财政和民间经济，一齐破产，军队不解散也要解散。军队解散，督军无军可督，最好取消。
（三）谭延闿对于督军滋味与曾尝过。此次驱张，原只能将功赎罪，要他丢下这根光骨，总该愿意。湖南人有驱汤芗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的勇气，何不拿点勇气把督军废去。湖南人素来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可惜太缺乏了一点建设的才。假如这回又把好机会轻轻逸过，那真正冤枉极了！依我的观察，中国民治的总建设，20年内完全无望。20年只是准备期。准备不在别处，只在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先去整理解决（废督裁兵、教育实业）。假如这回湖南人做了一个头，陕西、福建、四川、安徽等有同样情形的省随其后，十几年二十年后，便可合起来得到全国的总解决了。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1920年9月3日，长沙《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在当天的专栏里，发表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的时评：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夺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什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地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捷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犹）太、阿拉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22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两天以后，9月5日，毛泽东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文章写道：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巳（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同年9月26日，毛泽东还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一文。他在文章里强调实际运动的作用，而不满足于湖南自治只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文章说：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己（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需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什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谈到湖南自治运动，萧三在《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中写道：
在这时期，毛泽东在长沙革命活动的范围一天天更加扩大，更加多方面，更加深入了。 为了有一个立脚点，要有一个社会职业。毛泽东受聘做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的主事（即校长）。同时他兼做第一师范校友会（包括已毕业的旧同学）的会长。不久以后他又破例地被聘请做了第一师范一个班的级任兼国语教员。 从1920年夏天起，毛泽东在长沙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的、政治的活动。 首先是恢复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接着就做湖南自治运动—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 张敬尧被驱逐出湖南之后，湖南人民很希望和平，希望从此再不受北洋军阀的统治和蹂躏了，而由湖南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的事情。谭延闿、赵恒惕利用这种民情，投机地宣布“湖南自治”，并且提出中国“联省自治”的主张。但这完全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政策。因此在《湖南全体学生终止罢课宣言》里便警告人们说，湘局虽侥幸解决了，但将来的困难还很多，我们“当用自觉的精神来创造一切环境……应有彻底的觉悟……凡事须靠自己，不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讨食……”。
为了一面组织和扩大人民的民主运动与革命力量，一面揭破统治者欺骗政策的本质，毛泽东约集了一些朋友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一个“湖南改造促成会”。这个会主张废督裁兵，建设民治，希望谭、赵“亦自认为平民之一，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之自由……”。
毛泽东曾归纳这个运动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 同时毛泽东继续他的新闻政论工作。他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一连发表了10篇文章，评论湖南自治运动。这些论文引导人民要求真正的民主，主张由人民（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自己来讨论和制定“省自治法”和“湖南宪法”。 中国古代有句名言：“坐而言，起而行。”毛泽东就正是又“言”又“行”的人。而且他的行动总是和群众紧密联系的。这时期他除发表论文外，发动、组织湖南各界各人民团体集会讨论改造旧湖南，建设新湖南的问题。10月10日又举行了万人的游行示威，喊出“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建设新湖南”的口号；扯下过时了的、军阀官僚的代表机关旧省议会的旗帜…… 不久之后，赵恒惕推倒了谭延闿，取得了湖南政权。他仍然在“湘人治湘”的口号下，制定什么“省宪”。
毛泽东在“省宪法草案”发表时，就在报纸上写文章，公开批评它。他着重指出，这个“草案”的最大缺点之一是关于劳动的事项，如工人的工作时间、工钱、休假、教育、卫生等等以及组织工会的权利，根本没有规定。 他一面批评这个“省宪”、这种“自治”，一面又发动广大群众，利用统治阶级这个虚伪的、为自己谋利益的假幌子，做有益于劳苦人民大众的事，拿它作为进行合法斗争的工具。正如古语说的“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使得统治者无话可说。不然，就把他虚伪的面目完全揭破。
《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一书对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中的活动是这样记述的：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后，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他以这一社会职业为掩护，积极着手进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际工作，他决心首先“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作”。 还在这年春天，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的时候，就同彭璜等人，研究过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的问题。他们草拟了一个题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材料，明确提出，要废除军阀统治，民办银行、实业，发展交通运输，废除苛捐杂税，普及义务教育，建立县、乡自治机关，成立工会、农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当时毛泽东在写给黎锦熙的信中，对这一主张特别做了说明。在他看来，湖南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湖南当然不容易有独立的改变；有觉悟的革命者，应该从事“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工作，不能做改良派，“枝枝节节地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但是，“根本解决”的工作，应该从实际入手。而《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就是从湖南的实际出发提出来的蓝图。
……
为了使运动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从1920年9月3日至10月3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了10篇评论文章。他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批判各种错误意见，并进一步透彻地阐述了湖南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自治运动，从而拨开了层层迷雾，提高了各界人士的认识，对于揭穿谭、赵之流的欺骗宣传，壮大革命的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谭延闿、赵恒惕之流，企图用“湘人治湘”的口号，蒙蔽群众。毛泽东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文中，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谭、赵进行了彻底的揭露。他指出：所谓“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因为，如果驱逐张敬尧的目的只是排去“非湘人”，搞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那么，奉天（今辽宁）的张作霖，直隶（今河北）的曹锟，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他们比那“非湘人治湘”的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根本反对“湘人治湘”这句含有不少恶意的话，因为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文章最后说：我们不仅不愿被外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也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统治。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
针对着社会上有人企图由官绅包办自治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自治运动应该以“民”为主体，即以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从事贸易的商人以及努力向学的学生等为主体。假如不是这样，即使有了“自治”的形式，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的，打开一看，一定是虚伪的、腐败的、空洞的。 在各界人士中，还有这样一派议论，说湖南自治这个问题太大，怕开得口。还有些人认为，制定“自治法”非同小可，只有学了政治法律的人，才有资格谈论。毛泽东在《释疑》这篇文章中指出，这些人“还是认（为）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为）政治是脑子（里）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
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民，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为了让那些长期受反动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影响的人们打开眼界，他以通俗而明快的语言接着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毛泽东号召全体人民起来，与闻政治法律，过问国家大事。他这样写道：“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他认为湖南自治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制定“自治法”，也不一定要根据哪一部法典，可以大多数人来议、来制定，而且只有大多数人议出来、制出来的才有用。不论是工人、农民、商人、学生、教员、兵士、警察、乞丐、妇女等等，都有发言权，都应该发言，也一定能够发言。他甚至在文章中指出：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湖南自治的舆论已经造成，但是一般人还停留在空发议论的状态。毛泽东曾反复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办一桩事业，有了理论根据，若没有一种运动继起，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他一面宣传民主运动的理论，一面从事实际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和组织下，长沙的广大市民首先行动起来。1920年9月下旬至10月初，以学生联合会为骨干，长沙各界、各团体都在讨论“省自治法”如何制定的问题。
9月13日，谭延闿召集官绅开会，决定由省政府10人、省议会11人共同起草省宪法（即自治法），企图包办制定“自治法”的工作。省议会也忙着讨论起草问题。社会上议论纷纷，有的主张除省政府、省议会外，要有教、农、工、商等公法团体和学联、报联参加；有的主张开长沙市民大会起草；有的主张由个人动议，联名起草。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反对政府包办制宪，但认为当前谭延闿还打着“自治”的招牌，这是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不能久事拖延，应该趁热打铁，通过一个省宪法，造成一个“紧箍咒”，加在“湖南省长”头上，这对人民，对推进革命运动是有好处的。
于是，在毛泽东领导下，新民学会的会员、学联的干部和各界进步人士，以广大学生群众为基础，联合推动教育、新闻、工商各界人士，开始商讨“制宪”的具体步骤。在10月4日的各界联合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不采取那种理论上虽完善，而手续太烦琐的做法，应该就让谭延闿这个“革命政府”（谭后来发表谈话，不满意“革命”的称号），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这样既在道理上说得过去，实际上也能做得到。 第二天，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朱剑凡（教育界著名人士）、龙兼公（《大公报》主编）等377人联名，在长沙报纸上发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书，主张会议代表应是直接的、平等的、普遍的选举产生；宪法起草与公布之权，应属于人民宪法会议；最后根据《省宪法》，产生湖南正式的议会和省、县、区、乡自治政府，以此来反对谭延闿官办的制宪活动。
当时，长沙最有威信的群众团体是湖南学生联合会。10月6日，学联向各团体发出信件说，实现湖南自治，“此际实是唯一最好之时机，千钧一发，稍纵即逝，优游岁月，后悔莫及!今省内外上下人士之所主张者，或则徒托空言，或则各执己见，或则存心敷衍”。信中要求各团体选派代表开会，讨论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问题。同日，学联发给各校的通知则明白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行大会，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7日，参加学联召开的各界会议的代表极为广泛，各种群众性的、私人的、官办的、进步的、中间的、落后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大家一致同意10月10日游行请愿，并公推毛泽东等起草《请愿书》。
连日来，在制宪建议书上签名的已增至436人（代表36个团体）。8日，200多个签名者在教育会幻灯场开大会，毛泽东担任大会主席。大会讨论了自治运动进行方法，并通过了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还推举15个代表与政府交涉，要求按此制定人民宪法会议条例。
10月10日，省城各界举行万人游行示威。那天，大旗前导，乐队随行，旌旗猎猎，鼓角喧天。每人胸佩白绫徽章，手执写有标语的白布小旗，秩序井然，极为壮观。虽然天下着雨，但群众情绪一直很高，工界同胞“都是短衣赤足，戴笠游行，尤足表现劳动界的精神”。他们高呼“打倒旧势力”“解散旧省议会”“湖南自治”和“建设新湖南”等口号，沿途散发20余万份传单，要求政府立即召开人民宪法会议，实现真正的自治。游行队伍行至督军署后，谭延闿假惺惺地满口表示“允纳人民意见”。但是，当队伍到达省议会时，游行群众出于对旧省议会的义愤，扯下了议会的旗子，谭延闿、赵恒惕一伙，立刻撕下了自己的伪装，露出了与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 原来，旧议会的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又已超过任期，群众对他们的一派“官治”，早已不满。现在抬头一看，省议会的旗帜仍在迎风招展，惹起了心头的怒火：旧议会这“过去之客”，为什么要据“不散之筵”，包办起制宪工作来呢？于是，在“解散旧省议会”的口号声中，有些人跑上前去，把旧省议会的旗子扯了下来，把那些胡说八道的对联、匾额一一摘掉，丢在一边。 游行群众这一自发的革命行动，得到了人们的热烈喝彩，也吓慌了统治者，触怒了谭延闿。谭延闿发出布告威胁市民说：“切勿轻信游词，盲从晕行”，不然“远则危及大局，近则害及一身”。旧省议会告状，谭延闿回复说：“其他借题鼓吹侮辱议会之言论，如果仍不觉悟，触犯刑章，政府自当依法取缔。”谭延闿凶相毕露，把他自我标榜的“顺应民情”“提倡自治”一类谎言，撕得粉碎。 扯旗事件之后，谭、赵政府传出一种流言，说旗子是毛泽东扯下来的。随后，他们又放出风声，说省议会接到告密信，信中说毛泽东“在图书馆邀集各公团代表开会，运动某军队，捣毁省议会”。警察厅还将毛泽东召去诘问。毛泽东大义凛然，据实辩诬。他特地向警察厅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光明正大地郑重声明：“一、泽东前为湖南制宪问题，不满意于省议会，是‘有’的。二、扯旗及谋捣毁省议会是‘没有’的。”他抗议对他进行人身迫害，要求惩办造谣诽谤的人。毛泽东的坚决斗争，使得谭、赵军阀政府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自治运动的局限性，这种运动尽管对揭露地方军阀的反动本性有一定作用，但不可能给湖南带来光明的前途。
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致远在法国的向警予的信中，表达了他的焦虑心情：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巳（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巳（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巳（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1人，此颂 进步！ 健豪伯母及咸熙姊同此问好。
弟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1920年8月，毛泽东收到李思安的来信，信是从新加坡坤成女校寄来的。信中劝他“在这时候快些做几篇文章，将改造湖南的意见大大地发表。乘得一班伟人们的势子尚未十分巩固。不然，时机一失，难再得了”。毛泽东在11月25日回信说：
钦文姊：
你这信我8月里就接到了。后来还接到你在新加坡寄来的一封长信，并一些印刷物。很感你的厚意。我因事忙，没有即答，想能厚（原）谅我罢。湘江尚未出版。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到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你以为然么？你事务谅是忙的，我劝你总要有时间看一点新书报。并且希望你能够继续省察自己，能够知道自己的短处。你前信嘱转集虚，巳（已）转他看了。有暇望告我以近状。
弟泽东
十一月二十五日
1920年底，毛泽东着手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首先编成第1、第2两集，共收入会员通信43封，其中有毛泽东致新民学会会员的信10封。另有毛泽东起草的前言、序、启事、评述共4篇。毛泽东在1920年6月30日易礼容致他和彭璜的信后加写了一段文字，明确提出“驱张”和“自治”不是他们的根本主张。
易礼容的来信是关于湖南自治运动的，他当时还在武昌。他写道：
泽东、殷柏：
今天在报上看见你们答曾毅的信，很满意。但刚同恽代英君谈，他批评湖南人的缺点，我也觉得很对，特就感想所及，写给你们这封信。早几天读你们所发表的改造促成会宣言，后面添了一段，说“实行政治运动，还要靠热心的政治家……”是去年稿子上所没有的。我看了之后，就同廖焕星君说，这是他们受了刺激斢转柁了，觉得要预备充分的能力，这两年的运动，效力还不十分大。今日所提出的“主张”，似乎又较前坚强，有跃跃欲动之势。我是一个懦弱的学生，不但不能直接运动，并且说都不晓得说；但是我觉得你们这次的主张，若是不能实现，则并非理想之罪，只怪得先无充分预备。什么是我之所谓充分预备呢？曰，你们的“同志”太少，湖南的少年界，绅士界，都很少有能力的人；有亦未必尽与你们联络，你们的意见书上所说的一些事，你们到底叫谁去做？我恐怕不是时髦人物学了你们的去讨饭碗，就是给人家作茶余酒后的谈话资料。你们若是自己起来做，则谁可助力？建设的条件这么多，湖南有七十五县，一时如何布置得来叫唤得醒？若说这番鼓吹，自有相当的效力，我也承认，不过较先有预备，取“分工作用”，能实行贯彻你们的主张，那好处就更多了。 我们到底要如何预备起来的问题，我晓得我现在所写的，一定是你们时常所想的，不过还未进行就是了。或者，已经进行了，我不晓得。我觉得你们急急要回到湖南去，采一种最和平、最永久的法子，造成一个好环境，锻炼一班好同志。（中略）我是一个没有十分觉悟的人，上面的话，不过就我的直觉，推论几句，你们若以为不中肯，请将你们的计划，尽情告我，使我放心。若以为尚有可采之处，则请再进一步讨论如何实行。（下略）
易礼容
六月三十晚二点四十二分在武昌
毛泽东在按语中说：
礼容这一封信，讨论吾人进行办法，主张要有预备，极忠极切。我的意见，于致陶斯咏姊及周惇元兄函中己（已）具体表现，于归湘途中和礼容也当面说过几次。我觉得去年的驱张运动和今年的自治运动，在我们一班人看来，实在不是由我们去实行做一种政治运动。我们做这两种运动的意义，驱张运动只是简单地反抗张敬尧这个太令人过意不下去的强权者。自治运动只是简单地希望在湖南能够特别定出一个办法（湖南宪法），将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我们好于这种环境之内，实现我们具体的准备工夫。彻底言之，这两种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说到这里，诫哉如礼容所言，“准备”要紧，不过准备的“方法”怎样，又待研究。去年在京，陈赞周即对于“驱张”怀疑，他说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他的话当然也有理，但我意稍有不同，“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但有一条件，即我们自始至终（从这种运动之发起至结局），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明言之，即我们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我意我们新民学会会友，于以后进行方法，应分几种：一种是巳（已）出国的，可分为二，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如罗荣熙萧子升之主张；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一种是未出国的，亦分为二，一是在省内及国内学校求学的，当然以求学储能做本位；一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可从各方面发起并实行各种有价值之社会运动及社会事业。其政治运动之认为最经济最有效者，如“自治运动”“普选运动”等，亦可从旁尽一点促进之力，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至于礼容所说的结合同志，自然十分要紧。惟我们的结合，是一种互助的结合，人格要公开，目的要共同，我们总不要使我们意识中有一个不得其所的真同志就好。
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