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读了悲剧的诞生第一章，第7小节——对歌队的正确解释。
酒神的人与哈姆雷特相像：两者都一度洞悉事物的本质，他们彻悟了，他们厌弃行动；由于他们的行动丝毫改变不了事物的永恒本质，他们就觉得，指望他们来重整分崩离析的世界，乃是可笑或可耻的。
作者对具有酒神特性的人进一步加以解释。面对现实的苦难、人世间的无常，他们认为行动是无力的，是难以改变命中所注定的。
这样一种消极态度直接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否定了人对大自然所能做出的改变。
尼采在这里说，知识扼杀了行动，行动离不开幻想的蒙蔽。他将行动的原因归结于对真理的无知。真正瞥见真理的一瞬间，是一种厌世情绪，因为对一切有了透彻、洞悉本质的认识。而基于无知的行动却是会无功而返，就算是能取得某种意义上的改变，面对时间的推移，面对事物不可违抗的规律，只能眼睁睁看着已经建立起来的成就向着反方向发展却无能为力。
就在这里，在意志的这一最大危险之中，艺术作为救苦救难的仙子降临了。唯她能够把生存荒谬可怕的厌世思想转变为使人借以活下去的表象，这些表象就是崇高和滑稽，前者用艺术来制服可怕，后者用艺术来解脱对于荒谬的厌恶。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起了朱光潜在《诗论》中对所谓“悲剧的诙谐“和”喜剧的诙谐”进行的区分。他说中国诗人陶潜和杜甫是于悲剧中见诙谐者，而刘伶和金圣叹是从喜剧中见诙谐者。
我觉得这两种区分有某种相似的意味。
前者是以直面苦难的态度，更接近于现实主义，以高尚与崇高作为自己的信仰去克服残酷的现实。
后者对苦难表面上是一种逃避的态度，实际上在暗地里对现世的荒谬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嬉笑怒骂则是他们的表现手法，他们要强调的的就是一种蔑视和满不在乎。
而酒神的人便是更多的属于后者，因为他们有时甚至分不清自己还是他人，他们在自我与非我中不停转换，若要问他们要什么，他们会说要自由。
因为自我的灵魂躯壳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束缚，只有不停地否定，否定之否定，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当然无论是崇高还是滑稽，终究还是为了讨好、取悦自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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