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曾提出两种幸福观，即：相对幸福和绝对幸福，依据这个标准，冯友兰先生把获得不同幸福境界的人分为了独立人，至人，神人，圣人等。按照冯先生的阐述，每个人都可以获得相对幸福，所谓相对幸福，即每一个人根据自身自然条件，不断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身能力，便可以获得的幸福。冯先生阐述相对幸福是从《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鸟和小鸟故事中获得的启发。大鸟展翅能飞九万里，小鸟只能在枝头飞来飞起，从一棵树飞向另外一棵树，他们做自己能做的、爱做的，对彼此来讲就是各自尽情展示，获得各自幸福。

冯友兰先生的相对幸福观点，很好的契合了宋朝无门慧开禅师的那首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只不过冯先生的相对幸福是强调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发挥极致获得各自幸福，无门慧开禅师强调平常心是道，每个人回归自子内心，平常心对待四季更替，春华秋实，能做到流水无意，落花无情便是幸福。无论是冯先生的相对幸福还是无门慧开禅师的人生开悟，都在强调幸福的比较属性，即可以通过不同的视角看待同一个事物，获得新的认知与行为，从而获得幸福，似乎都没有强调幸福的物质基础。但是，要获得幸福真的与物质基础一点关系都没有吗？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可见，生而为人，离开物质谈其他的，譬如幸福，都是无根之树，不具有长久性与可持续性。

物质条件是人类人们获得幸福的基础，因为人有七情六欲，有各种各样的需求，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进行满足，空谈幸福，最终只会落入空谈。对于今人来讲，物质条件有很多，譬如：工作中获得的劳动报酬、存入银行的可支配收入、各种可以变现的固定资产，进一步讲能够体现或者实现财富增长的各种资源都可以归为物质基础。但是正是由于我们正视了物质增长对人们幸福的作用，我们却忽略了物质财富对幸福的限制与负面意义。放眼望去，当普遍的财富增长与贫富悬殊同步发生的时候，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重新成为叩问心灵的一道大问题。

冯友兰先生在相对幸福的基础上提出了绝对幸福的概念，何为绝对幸福，在冯先生眼里，所谓绝对幸福就是超越了事物的普通区别。他也超越了自己与世界的区别，“我”与“非我”的区别，从而“无己”，与道合一。这种境界，已经远远超越了常人能够达到的层面。冯先生进一步总结人生的境界，依次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进入道德与天地境界就突破的个人与小我的限制，在大我上寻求幸福的源泉，是超乎社会整体之上的宇宙的思考，即天人合一。

普通人，很难达到绝对幸福中天人合一的境界，但是，要获得自由与超脱的幸福，我们又不能放弃“绝对幸福”对我们的启示。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的消费确实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存在感，高级的服装、精致的食物、宽敞的房子、豪华的跑车会让人产生一种满足感，似乎世界掌握在手中，过度消费只所以如此盛行，很大程度上因为普遍安全感的缺乏，正是内心层面的匮乏，恰巧需要物质层面对自己衬托。从本质上讲，消费只会锦上添花,绝不是雪中送炭,一个人不可能从物质财富中获得生命价值的全部衬托。

既然无法仅从物质财富中获得绝对幸福的提升，就需要找到一条通向幸福的康庄大道，很遗憾，关于幸福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各种学科也有派别的分歧。在众多研究幸福的学科中，经济学关于幸福的探讨具有较强的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分析和界定的边界，经济学使用了幸福指数这样的指标衡量一个人的幸福度。幸福指数就是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它等同于人们生活中获得的生活效益，而生活效益又分为收入生活效益和非收入生活效益两块，非收入生活效益就是与物质条件关系不大非物质条件获得的收益，是一个人对于社会、世界乃至宇宙的理解与认知，经济学探讨的非收入生活效益涵盖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以及环境指数等内容，这些指标既可以度量一个人的内心感受，也可以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幸福从来都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它还与这个社会的运行息息相关。

幸福感的获得离不开物质，幸福感的提升却是对物质财富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