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完全的奥威尔式恐惧

反乌托邦三部曲的顺序是《我们》、《1984》和《美丽新世界》，我是按照这个顺序读的；但如果有同学问我有什么小说好读，或者三部曲该怎么读，我会首先推荐《美丽新世界》，其次再是《1984》。

《美丽新世界》的致幻剂“索玛”就像当下时代的大众娱乐一样，带来即刻、无损耗的纯粹快乐，基因工程的发展则为新世界里“控制生育”提供一种背景——既然基因是可被编译的，那么在一个胚胎刚诞生时进行恰当的模块化修改岂不是也很合理？试管时定下的五个分层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伴随着胚胎时期、孩童时期、青少年时期的各种规训手段，生产出一个人。

书中无论是五个分层所影射的阶级固化还是索玛一类安慰剂达到维稳的效果，还是关于科学伦理的讨论这些场景能带来对我们所处的环境反思。赫胥黎的文笔流畅（或者说翻译优质）给这本书带来十足的加分，刚接触这本书的同学读起来八成爱不释手，可以说推荐这本书给同学就等同于收获了一个新的书友。

《1984》相对于《美丽新世界》而言则压抑的多，从字里行间可以觉察出一个后工业化社会的灰霾和刺眼反光金属器具相碰的嘶嘶哑叫，挂在房间里的“电幕”监视住你的一举一动，当然只有内党成员才能拥有调小声音和暂时关闭的特权。

奥威尔恐惧极权社会压榨个人自由的图景，我可能是不完全的“奥威尔”式恐惧，我只恐惧 “监视”和“信息控制”。

“电幕”，这一只幽灵盘旋在我的心头，大洋国构造起的精密系统监视着每一个人，而“电幕”就是精密系统的眼睛。对于外党成员来说，恐惧的不是用来监视的电幕，恐惧的是不知道电幕在何时监视——

就像教室后门偏上部的A4大小透明玻璃，班主任可以透过这面玻璃对班级内部的情况一览无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一双班主任的眼睛刚好在目睹你上数学课时的钓鱼直播，如果你给抓过一次，透明玻璃的阴影可能影响正常上课的你，于是哪怕正常上课时都会时不时往后门望一眼，看有没有班主任的一双眼睛出现，你感到恐惧，觉得不时往后门望一眼还不如好好上课。

有些班级不一样，用“天寒地冻 赶紧关门”或者“不关门的人挂科”等A4大小的纸遮住这层玻璃，或者在后门贴上一幅海报覆盖玻璃美名其曰“班级美化”，用来防止后门的那一双眼睛的出现，电幕产生的监视效果就跟班主任的双眼一样，但外党成员们可没有像深圳中学某些班级一样的“天寒地冻 赶紧关门”关闭电幕的特权。外党成员们如果抱有侥幸心理违规就意味着接受思想改造，识相的外党成员们只好放弃侥幸心理，接受彻彻底底的监视，“不如好好上课”。这样，低成本的前期监视就代替了可能的高成本的后期镇压，稳定和安全被确保了。

大洋国的监视并不是针对所有公民，这样的监视针对的是党内成员，之所以不监视外围分子的原因是无监视的必要，他们连温饱问题难以解决更何况想其他反老大哥的事情呢？虽然思想警察安插在这些“外围分子”之中，但主要目的仍是监视党成员。

在讨论深圳中学校园内的环境时，左一些同学会愤怒地将深圳中学比作“大洋国”，指责它的机构压制自由；虽然我认为将深圳中学套进大洋国的框架里是难相容的，但从大洋国抽出“监视”这一维持稳定的工具与深圳中学内的“监视”比较又有些相似。

最易在深中内发现的监视，是遍布的摄像头，7/24工作，摄像头不是跟电幕一样不时播放“仇恨两分钟”，这些摄像头就在那里，安静地就在那里，成为我们日常一个提醒我们“CCTV Monitoring”的物件。摄像头不仅面对着校外的不法分子或校内的不合规的行为，当这一不合规的行为的范围得到扩展之时，它就面对“大字报”——大字报作为一种最基本的、体制外的表达形式在深中历史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大字报内容多样、篇幅大小不同，具有丰富的历史蕴含。

大字报这种形式很容易被“理性派”们——提倡“理性”思考、主张通过制度解决问题的同学们——批为“街头民主”，因为大字报是“是建立在一种没有交流平台之上的表达意愿的方式”，他们很明显不支持这种方式。理性派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大字报的污名化恰恰是某些人所期待的，因为这样学生就丧失了另一个有效的工具，这些人从而引导学生走上“理性”、“审慎批判，理性发声”这一条通向体制内解决来消解矛盾，而不是解决问题。体制外的、直接的工具逐渐废弃，理性派的部分目标达成了，但他们会发现某些方面，体制内的手段并不管用，反而一些体制外的言论能有效果。

在看到那张《公共空间&行动》的大字报前，我会很自然地认为大字报是被《深圳中学宣传资料张贴公约》所保障的，贴大字报没啥大不了，但我决定去签名、看到四周有摄像头，知道我的行为被摄像头拍下时，我却转念想“写上去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开始自我审查了，有些不安地写下“支持”二字。

摄像头这样“符合规则”的监视，暂且不论规则是谁制订的，又是怎么实行的，它合理地运转，达到效果是维稳。密布监控摄像头的深中校园，全方位监视着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这些摄像头不一定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但这种监视能造成莫名的恐惧感和压迫感，制造着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遍布的摄像头看着你，不知道谁在木讷的玻璃后、彩色的屏幕前，你也不知道哪些时候涉及你的录像会被翻阅，压迫感形成了；摄像头监视的目的不是直接“阻止贴大字报”，而是促使人在公共空间行动时考虑“会不会产生麻烦”的这一种能促使人自我审查的效果，摄像头不需要直接阻止“贴大字报”仍能建立阻遏行动的障碍；而恰恰是“会不会产生麻烦”的这种考虑、这种自我审查能让对造成自身损害前景的担忧和害怕伴随而来，因为担心自己“出格”而“被水表”，自我就主动制止行动，就像电幕被盯着的温斯顿一样。摄像头达到了它的目的，人的公共空间行动动机被压抑了。

大洋国的真理部也被左一些的同学拿来夸张讽刺某些干涉学生事务的行为，“封禁这个”因为学校声誉很重要，“那个不行”是因为你们胁迫学校；或者同学之间用来嘲讽那些催促删除朋友圈中惊人Quote的行为。但讽刺归讽刺，大洋国的真理部还是不能被直接套进深圳中学语境中，是因为深圳中学不具有真理部一样强力的组织和行为，而且运行的逻辑也是不太一样的。

大洋国真理部所进行的，是对信息内容的控制，深圳中学内的，是信息流通的控制。

大洋国内，昨天这位英雄因为战功显赫而获得和老大哥握手的机会，但今天因为斗争失败被人民审判，温斯顿取出原来报道的报纸对原有信息进行覆盖，被修改的报纸后所展示的信息就从“战功显赫英雄”变成“落魄阶级敌人”，信息的内容被修改了，真理部有能力对大洋国的所有信息内容进行控制，展现真理部所想要的版本。

深圳中学内可能有真理部一样职能的机构，但不一定有真理部一样的强力，让我们把这一机构称作“茶馆”吧。那茶馆又是怎么做到深圳中学式的信息流通控制呢？

还是拿大字报举例吧。三四年以前，有学长学姐因为贴了一张大字报被请去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茶馆的工作人员用了各种不能公开的话语对那些被喝茶的学长学姐进行指责，喝完茶后，茶馆工作人员会以保障深圳中学名誉的名义让那些学长学姐严禁对外界透露，不然危害了学校的名誉。

那为什么我知道了这个事情呢？还不是这些前辈们的透露嘛。茶馆工作人员知道学长学姐们会把喝茶过程跟他们的学弟学妹、他们的同届、他们的好朋友、他们同一个体系同一个班级的同学讲。

那茶馆工作人员的强调“保密”的天价普洱又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因为茶馆请贴大字报的人喝茶的信息只需让被请喝茶的人的周围内流传，这样一些不符合茶馆心意的行为会被惩罚的信息就会在一小部分学生之间流传，杀鸡儆猴——如果你也搞事你就会被喝茶，其他同学就会收到警告，能够阻止这些同学通过不合意的方式（如大字报）表达诉求。就像大洋国的电幕主要监视党成员，茶馆的目标对象是热心参与校园事务的同学。

茶馆要的是信息在少数人之中流传，而不希望信息被公开，因为茶馆卖天价茶叶这一信息一旦被公开，茶馆所想制造的不是对贴大字报行为的警告，制造的是学生对于茶馆自身众怒，从而难堪的茶馆因而被迫圆场，收回卖出的天价茶叶。在信息流传的这一过程之中，跟自己的好朋友分享时会提到“除了XXX,其他人就不要透露”沾沾自喜以为成功地违反茶馆规定，保障了学生的知情权利，而这恰恰正中茶馆下怀！要做的，也不是在茶馆推销天价茶时跟店老板吵架，而是跑到大街上，高喊“这家茶馆卖天价茶，坑人！”让其他进城赶集的同伴们知道。

茶馆的信息流通控制非常成功（因为有一部分是学生自己不自觉地参与控制的），割裂了活跃参与校园事务的同学和不活跃同学的信息。不活跃的同学没进过茶馆，也不知道茶馆卖天价茶；所以当某同学高声呼喊茶馆工作人员用升学来当借口干涉学生事务，引来的却是广泛质疑，因为不活跃的同学没有进茶馆的经验，质疑是很正常的。那是不是像温斯顿一样憋在心里呢，不是，需要的是进一步的高声呼喊，茶馆推销天价茶的历史事实才能为其他同学所知，他们才能一起加入抵制天价茶的阵营。

温斯顿一个人的声音太小，最后只能喊着“我爱老大哥”死去，可能在监视之前我们每人都会自我审查，但不能忘记，我们还有在集市上喊“这家茶馆卖天价茶，坑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