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法医人类学家，在美国迈阿密殓房及相关机构工作过，后在东帝汶法证科担任法医人类学家及顾问，处理无人认领的人体残骸。除此之外，还在波兰进行生物考古学、法医人类学及法医考古学等研究。2016年开始在媒体平台撰写法医学及法医人类学的相关文章。2019年还在香港电台主持了一档法医节目。作者的这些经历影响着他的人生观，他不仅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逝者发声”更希望利用媒体工具让更多人去了解和思考法医人类学带给人们什么。
作者通过案例讲述了法医人类学家与一般的法医（法医病理学家）的区别，法医病理学家处理带有软组织的尸体，不太会接触严重腐化甚至已经骨化的尸体，而法医人类学家则相反，多接触严重腐化及骨化（甚至木乃伊化）的尸体。法医病理学家更关注死因，而法医人类学家不仅是死因，死者在生前的遭遇，死后身份的确认更是重要的工作。如在美墨边境中因偷渡意外死去的人们，他们身份的确认，就需要法医人类学家的出场。又有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现的72个乱坟岗（在“伊斯兰国”统治期间），推断出有5200-15000具尸体。这里面都蕴藏着最重要的线索——能够将加害者绳之以法的线索。作者说“加害者可能以为可以借着杀人灭口隐瞒事实及加害手段，令受害人再也无法发声，却不知道受害人只是换了另一个方式、另一种语言诉说着他们的经历。通过解读骨头上的故事，追寻真相有时候可以跨越时空、地域及生死的界限。通过这些不停进步的科研鉴定技术，法医学有关骨头特性及创伤的研究，加上借用了考古学的系统分析及挖掘方法，虽不能让亡者起死回生，却可以使他们的声音就算到了六尺下都能够被听见，能够尝试“治疗”家属的伤痛。”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纪录片，讲述的就是法证医生如何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发现肇事车辆上的安全带里有着肇事者的衣物纤维而将其绳之以法。正是这些法医的工作能让“正义”永不缺席。
因为作者的工作经历，时常面对亡者，也引发了他对生死的思考，“拒绝认知死亡的沉默态度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只会让人徒增恐惧——害怕至亲有一天会离开自己而去，不敢想象后果，同时也害怕面对自己的死亡。。这种恶性循环让我们忘记了如何坦然地死去，如何关怀那些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到最后，更忘记如何去哀悼。”作者说他通过“面对各种各样亡者的故事时，将这些视为机会，而不是障碍。这些故事让我通过亡者去重新认识与欣赏生命的好机会，甚至对我来说，可以存在于这个世界，就应充满感激。”所以活着的时候，不可辜负这每一天，当面临死亡时，我们也坦然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