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我很嫩，凭着本能挣扎着走自己的路。现在后知后觉的我在回忆。其实当年的我和此时的你并无不同。我们都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飞蛾扑火。我们留下的都只是自己的大脑里所相信的。一切都可有可无。但是至少我们尝试过。我们还活着，我们应该继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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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如此任性
我曾经任性地放弃了留在北京工作的金饭碗，也任性地放弃了回省城最好的进出口公司的白金饭碗，但是相对我后来做的事情，那都不算任性。
在我艰难迷茫的时候，我也鼓起干劲去参加了不少校友会、人才招聘会一类的活动。
物以类聚，我认识的人大多是从远方来的，或者也是向着远方而去的。这些年过去，对很多事情的记忆已经日渐模糊，我现在也无法准确地回忆起到底是怎么认识一些人的。
譬如我现在也不知道当年我为什么去了一个厦大的日语老教授家，老教授又请了一个日本来的年轻清秀的访问学者。当时我想，嗯，要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把我的第二外语-日语认真学学就好了。那个年轻人和我目光对接的时候我感到他向我投射的一种内敛的温和，很吸引人的。后来没有后来。我记得老教授把目光投向过我们。我虽然内心充满了幻想，却并不糊涂，我自己没有找到方向，没有底气随意放肆。
我又和一些日本企业家一起去泉州看过工厂，一起拍照留念，对风和日丽中的泉州留下很美好的印象。可我也想不起来为什么当时和他们走在一起，我不懂日语，和他们所做的行业也没有交叉。他们叫我去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当年我脸上还充满胶原蛋白再加上有一点小可爱吗？
在生命的长河中，那都是一些不经意的小小的浪花。那些浪花当时让我对生活有了一些期待，白开水里面加了一点盐，有了一点无名的希望，哪怕只是短短一瞬。
后知后觉的我们会发现在某个时候如果我们做了某一件事情，人生就会大不一样。稍纵即逝的东西兴许会变得更长久。但是既然选择没有做某一件事情，那也总是有缘由的吧。譬如我为什么当时没有赶紧去学日语，然后和那些偶遇的人继续保持联系，然后也许就跑到日本去了，现在在日本生活着也不一定。少女时期看日剧《血疑》和《排球女将》成长，曾经做过多少关于日本文化和那些与温柔细腻的爱情有关的青春美梦。
自从盘古开天有了生命，生命的载体，动物也好、人类也好，无时无刻不在为了生存而挣扎。我想，我们的生存首先是个体的，然后是小集体的，最后才是大集体的吧。我们的生存首先也是身体本能的，然后是依附于身体的，譬如意识或潜意识或精神，最后才是超身体的，譬如灵魂。没有人知道灵魂是否存在，如果它存在的话，那它到底有没有任何我们还不认识的物质的载体？
生存本身归根结底都是以个体的生存为原动力的吧。有时候我们会为了大集体的生存而一时牺牲自己的生存的机会。很多时候那是因为没有选择，譬如当战争发生的时候，大家都会死，只能去拼命。在那拼命的时候，也许潜意识里会产生一种对生命的升华的快感。平常年代，我们会主动为了集体的生存而放弃自我的生存吗？假使我们真那样做，那支撑我们的可能是对超越于我们身体的东西 - “永生”的渴望，我们幻想着当我们的身体渐渐消亡，依然能留住精神的永存。
当我们那样做的时候，归根结底，其实也还是为了实现更高层次的自我生存，而那时我们的精神把我们带到更高的层次并会把那种美好的感觉回馈于我们的身体，简单而言，就是会让我们更加快乐从而更加健康长久地以物质的形式-在我们的皮囊里，活着。
我说这么多都是为了表达一个意思，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比别人高尚或优秀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做到真正具有忘我的动机。我只是一直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最佳生存方式。我认识的别人也在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最佳生存方式。当我和他人偶遇，我们在那时的生存需求和为了生存所展现的方式吻合，就会形成天时地利人和，就会产生彼时彼刻的爱情或其它各种默契。否则一切都是强扭的瓜。
为了更好的生存，所有的异性或同性相吸都源于感官的吸引吧。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视觉、听觉、嗅觉三关都过了，再有接下来的感觉：肌肤相亲的感受和亲吻的味道。然后大脑开始介入来分析自己这些感受。更确切地说，想方设法来证明自己的感觉的正确。
我相信我们在见到所有人时，大脑都会做一个快速反应，这个人和我的生存有什么关系？他/她可以和我同行；陪伴我；帮我消减孤独恐惧；帮我提升，直接或者间接，精神或物质；或者他/她可以成为我的伴侣，我可以和他结婚生子，完成我的身体的延续。
当我把这爱情写得这么实际，我把所有的浪漫都给直接杀死。
爱情浪漫吗？当然了。就在那初遇的时刻，以及后来你们一起相处的美好时光。这里先不说如何维护爱情和大多数爱情的渐渐消亡。
做了这么多相关或不相关的铺垫后，我再回到上一篇我说的：当我终于开始注意到了厦门岛内岛外盛开的三叶梅，我又开始谈恋爱了。
我见到我女儿的爸爸时，他二十七岁，我二十一岁。
那是一个阳关灿烂的日子。我女儿二十岁时，我给她写了一封告白，告诉她我和她爸爸的故事。（这是那封告白信的链接）
“那天下午刚过五点，难得的下班早。我一走出工厂大门，大脑就开始遐想那遥不可及的远方，一个远离这绑住我身体的这份工作的地方。那该是个有风的日子。风不断地把我的头发送到脸颊，轻打着我的眼角，我的嘴唇，我的青春。然后我看到了你的爸爸。他从自行车上向我回头。笑着。一瞬即逝。白皙的肌肤映衬着下午的阳光。他穿着深绿色的短裤，金黄色的T恤。洗得柔软的棉布。他一边挥手一边骑下山坡。我的视线紧盯着他的背影，那闪烁着的黄和绿，一直往前，越来越小，消失在风里。”
我相信在那一刻，我的心似乎就有了一个方向，那就是我想要的远方。远方是什么？是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是任何我可以想象甚至想象不到的地方，是一个人，他带着我一起去翱翔。
那时位于杏林的化纤厂向瑞士购买了一整套的纺纱设备。除了厂房是化纤厂自己盖的，所有关键设备和辅助设备全部从瑞士进口，合同价格里面也包括所有设备的安装和调试，直到整个车间投产运营达到规定的指数以后，项目才能算验收完成。因为工厂缺乏懂英语的人，我本来在厦门跑海关做进口报关一类杂事儿，变成了天天跑车间跟着项目组的现场翻译。我整天穿着工作服，带着安全帽随叫随到地在车间里穿梭。很快就似乎成了项目组不可或缺的人。那时候从瑞士和德国来的专家组有大概十来人吧。他们一个个工作严谨，一丝不苟，思路清晰，却又有极强的动手能力，试车工作的强度虽然对脑力和体力都有很大的挑战，他们却又平和且快乐地做着所有事情，一幕幕场景在刚入职场的年轻的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每天在车间忙完后，他们都会整理当天的工作，和工厂对接的工程师和项目负责人一条一条地过行动计划。在这时候，我更是必须紧紧地跟着项目组大幅度地学习。我在短时间内学会了很多工程上的专业用词，懂得了一个项目从设计、安装到试车所有细节的重要性，领悟了在沟通中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怎样从正面去回答一个问题的重要性。那时我二十一岁。正当花季。紧张的工作加上新的环境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得我平生第一次居然有两个月没来例假。
工作之余，那个本来就具有叛逆精神的我经常和那些专家组的人在一起玩耍。我喜欢他们的无拘无束，我喜欢他们没有等级之分，我喜欢他们不管我从哪里来的，也不管我过往的历史。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和他们一样平等的人。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很平常的黄皮肤黑头发的喜欢开玩笑又勤奋努力的活生生的中国人。我不是厦门的外地人。
有一天临下班时，化纤厂的一个领导人秘书和我说，“小龚啊，你最近和我们公司来的外籍专家接触比较频繁啊。你明天可以来一下某领导办公室吗？”
我马上明白了。我的行为太开放吧，甚至被那个时代的人看作不检点。我内心知道我什么也没做。我只是想活得透彻，像来无踪去无影的风。我全身都没有一根坏骨头。但是我身体里留的是滚烫的血。我只想做一个自由的人。
那时我还认识了一个韩国跨国公司的执行总裁，朴先生（Mr. Park)。朴先生对我有恩，我现在都记得。只是我估计今生永远也找不到他了。
朴先生看我是经贸大学毕业的，英文很好，见面时他和我说，“在厦门有你这样的人才，很难得。你如果什么时候想换工作，随时找我。”
于是，当我那天傍晚得知领导人要找我谈话时，我就给朴先生打电话了。他当时在香港。我说，“朴先生，我是经贸大学毕业的湘伟。你记得我吗？”
“记得！你好吗？”
“我很好。朴先生，您见我时说我随时可以去你们公司工作。这话当真吗？”
朴先生说，“当然了。你什么时候想来？”
我说，“今天晚上。你们有宿舍吗？我明天就可以来上班。”
朴先生当晚就从岛内派车到杏林的宿舍来接我了。我连夜打包走人。临走写了一封辞职信委托我的室友丽明交给化纤厂的领导人。我非常舍不得丽明。还有其它不舍的人和事，但是我不容自己去想。我的本能决定了我一定要走。
丽明无法理解我的举动，“小龚啊，你在这里什么都有了啊！你为什么要不顾后果的这么做？”
我不知道。我不管。我只想要自由。我自己对自己负责。我不做伤害别人的事，但是我自己想对自己的事情做主。
我哪里知道这样走对我具有暴风骤雨般的风险。我毕业还不到一年，我没有转正。我虽然人走了，我的户口和档案关系都还留在了化纤厂。
我不管！我去了厦门湖里区上班。住到了两室一厅的新公寓。工资从214元一个月涨到了500一个月，但是没有福利，没有退路。
那样也好，我可以继续和化纤厂的那些老外专家们保持联系、和他们出去野游，去逛街，去玩耍。他们住的悦华酒店离我上班的韩国进雄公司相距甚近。
就这样义无反顾，安娜爸爸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在郊游中一次次对接，一对风华正茂的单身男女，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名正言顺地感受生命赐予我们的爱情？
（第一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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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3月，上海和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