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的一段论述：

“……现代人摆脱了前个人状态社会纽带的束缚，但并未获得积极意义上的实现个人自我的自由，他无法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及感官方面的潜力。自由虽然给他带来了独立与理性，但也使他孤立，并感到焦虑和无能为力。

他无法忍受这种孤立，他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逃避自由带来的重负，重新建立依赖和臣服关系；或者继续前进，力争全面实现以人的独一无二性及个性为基础的积极自由。”

以人类的生命过程为例，个体的生命最初在母亲的子宫中孕育成长，在分娩之前，他只是一个完全依附于母体的胎儿，是母亲自身的一部分。直到母子之间最后一层肉体联系——脐带——被隔断后，他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但这种独立只是粗浅意义上两个身体的分离。从功能上讲，婴儿仍是母亲的一部分。

随着生理上的发育和教育的引导，孩子开始渐渐意识到“你”与“我”之间的差别，人的个体化进程便由此展开。

一方面，肉体、精神和情感上的自我力量不断增长，逐渐发展起有组织的、完整的人格；另一方面，个体的孤独感同步加深，人认识到自己是与别人分离的个体。与强大而充满危险的世界相比，个人显得形单影只、孤立无援，由此他产生一种无能为力感和焦虑感。为了克服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个人便产生了放弃自我个性的冲动，要把自己完全消融在外面的世界中。其途径之一便是“机械趋同”，个体交出对自我的控制和主导权，任由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将自己塑造为一个与他人别无二致的机器人，由于他同其余千百万人组成的共同体同呼吸共命运，便得以与世界建立新的联系，从而避免了被整个世界排斥和孤立。

虽然个体可能在意识上感到安全和满足，但在潜意识里，他却认识到这么做的代价是放弃自我力量与个体完整性。因而“机械趋同”最终导致的 结果是物极必反——既加剧了个体的不安全感，同时又制造了敌视和叛逆情绪。

稍加体会Patrick这一矛盾的心理，我们不难发现，他缺乏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他的意识与肉体是疏离的。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直观地来理解：在抽象的层面上，每个人都有两个自我身份，一个是外在的社会自我，一个是内在的原始自我。Patrick的问题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原始自我消失不见了，这令他感到焦虑。

留给Patrick唯一的选择是去伪装自己。他无法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说出来，一方面他害怕因有这些感觉而被排斥或受到攻击和嘲笑；另一方面他无法表达他的无意识中的东西。

他必须压抑原始自我的渴望他人接纳和认同的需求，他欺骗自己，认为他需要的是金钱而非工作，崇拜而非友情，话语权而非认同。

在这种对原始自我的否定忽略下，必须有新的替代品接管Patrick的思想和行动，因而他的社会人格（所谓的"自我“）应运而生。但这并不意味着Patrick的原始自我消失了，它在潜意识中蛰伏下来，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反抗外界强加于其上的社会人格。原始自我与社会人格的矛盾冲突便构成了Patrick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同时也成为他精神病症的根源。

无论是杀害乞丐、妓女还是保罗·艾伦，Patrick的动机均出于上文所提及的潜意识中原始自我对外界压抑其诉求的反抗。这种反抗的直观表现便是因自我身份得不到认同而产生的愤怒和仇恨。这种仇恨本应指向自我无力改变现状的挫败感，但个体的心里防御机制将这种仇恨错误的转嫁他人。具体说来便是，他将对自己的愤怒发泄到他人身上，企图通过控制、征服和破坏外界对自我的威胁来缓解自身的焦虑。极端情况下这种愤怒会指向自身，产生自我毁灭的冲动。

Patrick所杀害或者说仇恨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每个人都在某一方面与他自己十分相似。这些弱点诸如（乞丐的）懒惰、（模特的）纵欲、（妓女的）贪婪、（保罗的）攀比、冷漠等都在Patrick的身上有所体现。

因而我们说他对他人的仇恨实出于对自己缺陷的仇恨。通过除掉或征服他人，Patrick内心的压力得到缓解，紧张状态得到释放，从而获得一种快感。

但由于Patrick焦虑的根源在于自身而非他人，所以他的办法并不能根除自己的焦虑，这就是他需要一而再再而三杀人的原因。表现在日常生活普通人身上，就是经常性的情绪化愤怒和焦虑。

“但是内心并不重要。没有什么再需要克服的了。我们所有人的共通之处在于内心无法遏制的疯狂恶毒的阴暗面。我已不在乎我种下的恶果及我对此的冷酷和漠然。我的痛苦持久而深刻。我不希望人人都拥有更加美好的世界，实际上，我希望将我的痛苦强加给别人。我希望没人能够逃脱这种痛苦。但即便承认了这一点，我的内心依然没有解脱。我依然躲避着应得的惩罚，我并没有深刻地去认识自己。我的讲述中不再有新的认识了。这个忏悔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