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逝》是鲁迅唯一一部爱情小说，年少时，读出的是子君如何被封建礼教压迫，在爱情幻灭后走向悲剧的命运。而今再读，特别是读了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长日将尽》之后，重新理解了子君，发现一个残酷的事实：她的形象完全由涓生的回忆与忏悔所构建、定义，作者用第一人称叙事，这种代入感易让读者站在涓生的立场来看子君。然而，子君在小说中几乎从未获得过自我言说的权利，是一个被男性叙事彻底遮蔽的“失语者”。这种叙事暴力，抑或比经济压迫或社会歧视更为根本地导致了子君的湮灭。
小说开篇便是“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这看似深情的忏悔实则确立了一种不平等的叙事权力关系：涓生是言说者，子君是被言说者；涓生拥有定义这段感情的特权，而子君只能在他的叙述中以碎片化的形象存在。整部小说皆为涓生的独角戏，子君的真实感受、内心世界、甚至她离开涓生后的经历，我们都无从知晓。这种叙事结构本身，就是对她主体性的剥夺。
在涓生的叙述中，子君的形象被简化为几个刻板片段：最初勇敢说出“我是我自己的”的新女性；婚后沉溺于家务琐事的平庸主妇；最后成为爱情幻灭的牺牲品。这种形象变迁完全服务于涓生的忏悔，他需要这样一个从觉醒到堕落的子君，来证明自己的无辜与无奈。当涓生抱怨“子君竟胖了起来，脸色也红活了”时，他实际上是在用自己理想中的女性形象来规训真实的子君。子君的“失语”使她无法反驳这种规训，只能被动接受涓生赋予她的角色定位。
更值得深思的是，子君真的如涓生所描述的那般顺从地接受命运的摆布吗？文本中似乎暗示了另一种可能：当她坚持饲养油鸡和巴儿狗，当她忙于家务而无暇与涓生长谈，这些被涓生视为“庸俗”的行为，或许正是她试图在有限空间内建立自主性的努力。油鸡和小狗是她唯一能够完全掌控的领域，是她对抗涓生话语霸权的一种微弱反抗。然而，这种反抗在涓生的叙事中被贬低为“世俗化”的象征。
与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相比，子君的悲剧更具复杂性。娜拉最终出走时那一声关门巨响，宣告了她的主体意识；而子君在离开涓生后，连这一声“巨响”都被叙事所剥夺。她回到封建家庭，在寂静中死去，连死亡的具体细节都模糊不清。她的生命起始与终结，都被男性的叙事所包围、所定义。
鲁迅的深刻之处不仅在于揭示社会压迫，更在于他无意中暴露了男性启蒙话语的内在暴力。作为启蒙者的涓生，实际上无法真正理解和尊重子君作为独立个体的复杂性。他的爱建立在将子君理想化的基础上，一旦现实中的子君不符合这种理想，他便在叙事中将她异化为“他者”。这种叙事暴力比封建压迫更为隐蔽，因为它往往以“爱情”或“启蒙”的美丽外衣出现。
女性的解放不能仅仅依赖男性的启蒙话语，而必须建立在女性自身的主体言说之上。当子君们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当她们的生命经验只能通过男性的叙事得以呈现，那么任何形式的解放都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真正的女性主义不仅要求社会制度的变革，更需要叙事结构的革命——打破男性对话语权的垄断，让子君们有机会说出属于自己的、或许与涓生版本截然不同的“伤逝”。唯有如此，那些在历史长河中被消音的女性，才能从叙事的阴影中走出，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