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个将军同一个故乡

第三章 啊，父老乡亲!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讨米的将军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九日上午。

  一架军用飞机在红安蔚蓝色的上空盘旋飞行，吴世安副司令员的骨灰驾着白云轻风，缓缓扑向天台山，扑向倒水河，扑向村村寨寨。

  将军魂去兮，飘然回故乡。

  吴世安副司令员生前以治军严厉而闻名，红安人却告诉我们:你们不要相信将军们严厉的外表，这些家生土长的将军都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变成军人的。尽管他们胸前挂满勋章，脚底因行军千里而长满硬茧，在战火中人也变得冷峻了，但是，你也能发现他们还是那个农民，梦想在田里获得丰收的那个农民。……战争结束以后，正是这种对土地的深沉思念之情，驱使着红安籍将军们一次次遵从了故土的召唤……

  豫中平原，一次大规模实兵演习结束后，吴世安将军移交了军务，轻装简从，登上南下的列车。这是一九五九年春，将军离开红安已整二十四个年头了。

   吴世安将军是在清明节前一天到家的。在布谷催春的啼声中，他扛着犁走进了水田，依照他祖先自古以来的习惯耕耘着。那翻起来的、被水浸透的泥土，一片片地落在他身后，连绵不绝……

    耕完田回家时，他在湾子头的大田里碰上了一群孩子，他们全身泥污，在田里拔草，小脑袋瓜上的头发乱蓬蓬的，活象寒冬里一窝小麻雀，挤在一起叽叽喳喳，最小的一个孩子在哭。

“伢子，你为什么要哭啊?谁欺负你啦?妈妈呢?”将军走进大田，来到孩子们中间。

 “妈……妈，修水库去了……”小孩哽咽着说。

 “那你哭么事呢?”

 “没到中午他就要吃饭……食堂还没开饭……田里草也没拔完，真烦死人。”姐姐朝弟弟摆摆头，“他不晓得大跃进放卫星，就晓得吵着要吃的，真不讲脸！”

    姐姐说着，小男孩却哭得更伤心。

    吴世安蹲下来，看着这一双双又瘦又脏的小手，看着这些说话跟大人一样老成的娃娃们，他们这个年龄本来该上学念书，尽情玩耍，可他们现在却站在寒冷的大田里，在干着大人们的农活……将军的心都要碎了。他只好用大人哄孩子的口气说:好好好，不哭不哭!好孩子，我能帮你们做点啥呢?

“你给我们拿一块米粑来。“小男孩不假思素地说。

“你闭嘴，小要饭的!”姐姐对弟弟吆喝了一声。

  米粑?……对，给这群挨饿的孩子一人一块米粑，一块普普通通的米粑一一将军一把抱起哭着的小男孩。朝湾子里走去，他相信，队办食堂不会拒绝一个将军讨几块米粑的请求。

  队办食堂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原来，这里也放出了“卫星”：炊事员用一斤米做出了七斤饭，到公社报喜去了。将军只好抱着孩子去敲湾子里的门，然而他找遍了整个湾子，也没讨到一块米粑。一位表兄告诉将军，队办食堂已经多吃了三个月的口粮了，湾子里的庄户人家哪还有米粑!“那，谁那儿有?”“张老贵，他那里卖米粑，一块钱一块……”

   张老贵看到一个将军找他买米粑，他慌神了，死活不认还有米粑。

 “我告诉你，今天你卖了米粑，事情便结了，要不卖，警卫员一一”将军的怒火骤然爆发了!其结果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将军同一个粮食贩子的交易作成了:五十块钱，买了五十块从大缸里“挖”出来的米粑……

  吴世安回到了部队，他下了命令，要炊事员每天从他的定量中扣除半斤粮食，救济家乡的孩子们。在军区大会上，将军走上了讲台，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找你们讨米的……”

                         朱总司令的感叹   

“我们就是为了这日子打仗的吗?”

   在红安，一些离休的老红军在议论着。

   这时，有一个人想起了朱德总司令，决定去问问朱老总、在县电话局，他象下命令一群告诉总机：

 “给我接总司令！”

 “哪里?”总机惶惑地问。

“朱德总司令!你不知道吗?”他喝道。     

 在电话里没找到朱老总。他上了北京。

  他叫杨锦华，红安县城人人都知道这个“荣誉军长”。他在朱老总身边工作多年，一身武功，满脑瓜点子，就是没喝多少墨水。五五年全军授衔前夕，任命杨锦华志为M军副军长的命令下达了。他接到了命令，战友们也纷纷向他祝贺，但是，这个纯朴憨直的汉子却犯难了。他知道当副军长不光是“红将花，穿马靴”，还要能带兵列阵，自已能胜任吗?对自已的能力他知道得太清楚了，就象在正午的阳光下，去看一棵光秃秃的树。于是，他毅然选择了另ー条路一一他到中南海去找朱总司令，坚决要求回乡种地。

   就这样，他回到红安当了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临行前，朱老总设宴为他饯行。朱老总对杨锦华说:“你回去后，有啥子事要我办，就到北京来。”这句简短的叮嘱，却使杨锦华有点不知所措。他很清楚，象这样的领袖人物，他对某个部下有好感，这已经很难得了；如果对某个部下讲友谊，无疑，那个部下就等于得到了一种财富；至于直接的诺言，这简直就是珍宝了。但也就在那时，生性高傲的杨锦华暗自下了决心，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利用朱总司令这个许诺。

  然而，生活毕竟是生活，它绝不理会一个人的高傲的。仅仅时隔四年，他不得不来找朱总司令“履行诺言”了。

   朱老总热情接待了这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士。分別四年了，朱总仍清楚地记着自己的诺言:“锦华，你有啥子事要我做啊?”他关切地问道。

   杨锦华站了起来，脸涨得通红：“总司令，我来讨个命令，乡里兴不得炼铁，也吃不得食堂了，把百姓们都搞苦了!你给我一句话，我就走。”说完，他一动不动地站着。

   朱总司令慢慢站起来，把手搭在杨锦华肩上，默默地望着他。良久，朱老总才艰难地说:“锦华同志，我和你一样，都是党的人，我一定把你的意见向党中央反映。但是，我们都无权违背中央的方针……”

“那我给中央写信，我要问一问，是谁兴的这些尖板眼!”杨锦华忿念地说。

“这不是你的事！”朱老总霍地转过身，“太太平平过你的目子，种你的田吧!该说的话我都说干了!”

   看见朱总司令发火，杨锦华慌了神，小声嘟囔道:“这么说，就没得法子想了吗?”

 “好自为之吧。”朱老总深深叹了一口气。

   杨锦华看着总司令痛苦的面容，一切都明白了。

   半月之后，杨锦华回到了红安，一进村子，乡亲们都围了上来，大人的目光带着灼人的问号，孩子的目光却在期待一种东西。杨锦华一个字没说，哗地拉开了提包，啊!满满一提包雪白的馒头。

  所有的孩子都扑了上来，面黄肌瘦的大人们闪开了，村里在战争年代就立下了规矩:只要还有一块米粑，就先让给孩子，不论他是谁家的种！

  在孩子们吞咽馒头的咀嚼声中，“荣誉军长”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信封，那里面装着朱总司令为孩子们省下来的二百斤粮票……

  杨锦华抱起了一个细伢子，眼圈红了，半天，他说道:“总司令让我常抱抱你们，看看是轻了，还是重了……”

   种籽

  在红安这五光十色的林带里，有一种树叫火松，然而，红安人都称它“将军树”。

  “将军树”的名称来自于一位将军，他叫曾昭科，当过少将师长、省水利厅副厅长。一九五七年冬，他带着四百多名省机关下放干部到天台山，开辟一个新林场。

     临行前，曾昭科的老旅长、省长张体学对他说：“当年，我们在那里打仗，让人家搞了‘三光’。如今我们要还上这个帐，红安的山不绿，你就莫给我下来！”

    曾绍科忠实地执行了命令，他带人们住茅棚，挤火铺，三九天上山创鱼鳞坑。两年后，天台山上添了一片新绿，站立起两百多万棵幼树。

   “十年树木”，一棵树苗种下后，需要长期的等待，曾昭料却没有这个耐性。他掏出自己全部积蓄，托人从苏联买回来十箱火松种子，火松是速生树，五年能长到十米，而普通松树长这么高，需要四十年的时间。这十箱种籽在曾昭科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他满心喜悦地等待着春天下种的时节。

     然而，就在这一年冬天，曾昭科被打成了右派，因为他竟敢挡“钢铁元帅”的驾，对来林场砍树炼钢的人抄起了枪！

     他被撤了职。在他的小茅屋里，只剩下一把军功章和十箱种籽。这十箱种籽也被判了死刑，在老苏区的土地上，岂能让“修正主义”的种子发芽！

     在其后的十四年中，曾昭科守这十箱种子艰难度日。火松种子是可以吃的。在那些饥饿的日子里，吃掉这些种子，有谁责怪他呢?然而，即使在曾昭科饿得只剩下六十斤，靠稀弦菜汤果腹时，他也没有动过一粒。一九六一年的春节，他的小儿子偷愉地打开了箱子，装了一帽子种子下山换麦芽糖。曾昭科追下了山，从孩子手里夺回种子。他抬起了手，但看到孩子瘦黄的小脸，却打不下去，他抱着孩子一步一步地走到小摊子上，脱下身上的毛背心，换来了半斤麦芽糖……

     这十箱种子是将军的希望。

     一九七五年夏天，曾昭科同志去世了。他只活了五十九岁，他什么遗产也没有留下。但他给故乡的未来留下了一份丰厚的献礼。如今，天台山林场，曾昭科留下的火松种，已经变成了大片的速生林，长成了几万棵郁郁葱葱的大树。

    在曾昭科同志的坟前，我们看见了四棵高大的火松。四棵树的树冠连成一片，如同一把撑开的巨伞，把忠魂笼罩在浓荫下。

     我们抚摸着火松的躯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安息吧，将军。

                   莫将心事和泪说

   在红安县统计局，我们见到这样一组数据:

   从一九五五到一九八三年，红安共上交公粮十八亿九千五百四十六万斤。

   这是一个苏区县上交给国家的粮食，而按国家有关规定，苏区县是可以免交公粮的。就这个问题，我们曾向县委领导、一般于部和普通农民提出过“为什么”，回答几乎是相同的:红安出了两任国家主席，作为国家主席的同乡，有责任从他肩上减轻些压力!

  红安人做到了这一点！

  自共和国建立以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建国史上沉重的一页。在那三年里，在遭受干旱和水涝袭击的红安土地上，从县长到每个百姓都勒紧裤带，为祖国度过难关提供了他们可能提供的最大热能一一一亿六千万斤粮食。六О年冬，省长张体学去红安视察回武汉后，连夜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李副总理，你就是砍我脑壳，也要给我两亿斤粮食!百姓们没法活了！”李先念副总理紧咬嘴唇接着电话，他扫视了一下堆满案头的各地要粮报告，半晌才开口：“你就是砍了我的脑壳，我也拿不出两亿斤粮食……”当红安人听说这件事后，红安县委庄重地作出决议：再上交一千万斤大米，支援重灾区。这一千万斤大米，是当时四十二万红安人留给自己的口粮啊!当这个决议在县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时，三百多位人民代表一起投了赞同票，而他们自己却在忍饥挨饿!

  那时，每当有将军回乡，面带菜色的乡亲们总是用热辣辣的眼光询问一个答案。他们不抱怨国家，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他们付出了十四万儿女的生命；他们也不会相信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失误，因为党是红安人信念的基石；他们只希望从将军们那里听到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原因。然而，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是自然灾害吗，它是无法抗拒的……不，不完全对。是有人毁约卡我们的脖子……这，也不是全部原因。革命是艰难曲折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不应该这样回答。要相倍党，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战胜困难……没说的了。“弹药”用尽了，将军们哑然了，他们面露愧色地站在乡亲们面前，默不作声了。

   这些将军当中，也站着下面将要记述的韩司令员一一韩先楚上将，从那时算起又过了二十年，他再次回到他的故乡。

   一九八一年冬的一天……

   大西河畔的新集镇头，纷扬的大雪中，韩先楚的座车被人拦住了。久候多时的公社干部们抖落着一身雪片，说了整整一打理由，把将军请进了生着炭火的公社办公室。他们请将军提出想见哪位乡亲，他们用车把他接到这里来。

　盛情难却，韩先楚同意了。他望望窗外的大雪，说:这不是出门的天气，莫叫多人了，就叫海洲来吧。”大概是韩先楚又记起了那笔旧帐：将军至今还欠着农民吴海洲四斗谷子，那是他五十年前当红军时借下的军粮，四九年大军南下，当时任四十军军长的韩先楚重返故乡。他来到吴海洲家里，从皮包里取出三支钢笔:“听说，你有三个机灵的伢子，对吧?”吴海洲点点头。“这三支钢笔你收下，叫伢子好好念书。”吴海洲顿时连声道谢。这倒不是他贪图几支钢笔，而是韩军长还记得他这一家。接着，韩先楚提起了那四斗谷子的陈年宿债。“放你妈的屁呃。”吴海洲冒火了，他认为这是太小瞧他了。他告诉韩先楚，家乡土改了，有了牛也有了地，这地只要舍得花力气，种啥长啥，而力气他有的是。最后，他有点得意地对韩先楚说，那张借条还要保存好，那上头有你韩军长的签名，日后要留作个“想头”。当时的吴海洲是那样认真地相信，日子会一天比一天过得红火。

   吴海洲被接到公社。他已是七十八岁的人了，着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喜气。他同将军的交谈是不拘礼节的：

  你家还烧闷烟灶吗?你老婆的眼是熏瞎的吧？”

“放你妈的屁呃，那是害病害的，么子熏瞎的。”

  你怕烧不(火葬)?不怕，就到我屋里去住。”

 “眼下乡里富起来啰，你莫操心。”

 “你冷不?只穿这点衣服。”

   韩先楚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富起来”的农民，军装里面的肩肿骨在打哆嗦，一双冻得开裂的大手上结着血痂，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不冷，山里人就是经冷，你安心在京城做官吧。”

   韩先楚完全明自了。猜到了的迷底象一阵冷风冲进他的心中:“走，海洲、我到你家瞄瞄去。”将军这次是下命令了。

   韩先楚的故乡吴家嘴村，三十来间房屋拥挤在大山的一道沟壑里，常常会冷不丁吓你一跳:人从山坡上走下来，往往快踣到屋顶上了，才会猛地发现脚底下还住着人家。吴海洲领着将军走下山坡，用大得出奇的嗓门通知屋里人：“昌荣，韩司令来啦！”

  屋里的人们忙着收拾起来。然而，炕上那床破渔网式的棉絮，再怎么“收拾”也不会让人顺眼。韩先楚走进屋里，向女主人问好。吴海洲的女人缓缓转过身来，将双手盖在衣襟的补丁上，仿佛要用这双干枯的手遮住贫寒，抵挡将军的目光。

    ……

   这天晚上，韩先楚回到县里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秘书要通兰州军区的电话，传达了他的命令：立即往红安调拨五万件旧军大衣。当秘书询问他这笔钱从哪里出时，韩先楚火了:“没地方出，从我的工资里扣，我死了，再扣我儿子的，孙子的!”

 四天后，将军得到了回声:五万件军大衣已经发出。当然，乡亲们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

  一个雪后放晴的上年，韩先楚悄悄离开了红安，当车子路过新集镇时，吴家嘴的乡亲们早已闻讯守候在路旁。将军走下车子，乡亲们围拢来了，密密麻麻一大片灼热的目光。

  “韩司令，乡亲们让我说两句，你事忙，难得回家一趟，却为我们费这大的神，乡亲们过意不去呵!我们感谢解放军，感激你的好心……“吴海洲老人说着说着啜泣起来。

   这仅是五万件旧军大衣，况且还在运输途中，况且还要在五十五万人分配……多么好的乡亲呵，为了他们我应该回来!一阵苦闷刺痛了韩先楚。他突然忐忑不安起来，心在酥软、在撕扯，仿佛要从胸腔里跳出来。这个上将司令员知道自己需要吞服一片硝酸甘油了，但当着众乡亲的面，呑药片太不象样了。他应该永远是健康的，是强壮的，因为自己的责任，或者说出于良心的义务还没有尽！他忍住疼痛，鼻子出着粗气，闷声闷气地说:

  “乡亲们，不要谢我，哪个都不要谢!一件旧军大衣算得个么事?你早就有权得到它一一包括比它更好的衣、食、住。早在你们刚知道红军的时候，你们就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尺布，最小的儿子，都奉献给了革命。早在那时候，你们有权得到了……然而，你们到现在……现在还没得到它，我愧对父老乡亲!……”

   韩先楚哽咽了。将军的责任感同老苏区人民的责任感，在泪水中紧紧拥抱！

   好熟悉的画面啊一一在井冈山，在沂蒙山，在延安，在湖南……在老苏区的土地上，历史的镜头都摄下过这样的画面……

   江西永新，一间农舍的灶台上，朱总司令正在往碗里捞红薯叶。(这是一九六О年，朱德元帅对永新县领导说:“这是我当年挑粮的地方，今天人民在吃红薯叶，我对不起永新的多亲们……”)

   山东沂蒙山区。一块山田的田埂上，陈毅元帅同一位大嫂站在一起，锁紧眉头。(大嫂是烈士的妻子，她正在地里挖野菜。陈毅元帅说:“他们用小米把我们喂大，用小车把我们送过长江，让他们吃这个，我睡不着觉……”)

   湖南乌石。一株冲天的乌柏树。树下，彭德怀元帅扶着一位老汉……(这位老汉要给彭德怀元帅下跪，请他“上天言好事”。彭总当时潸然泪下，说:“你是我的父老，日子闹得这么糟，该我给你下跪!”)

    陕北延安，周恩来总理同一群衣衫破旧的孩子说着什么……(这是一群外出讨饭的孩子，看着他们，总理只是哽咽着重复一句话：“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人民领袖们当时想到了什么，但是，他们一定想了很多，很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