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汾湖大米已享有盛名。据叶绍袁《湖隐外史》记载：“土之菁英，莫先于谷，分湖之米，亦吾郡吾邑所无也。煮熟，粒长大而色光润，性柔滋而味甘香，即恐锡山亦未必胜之。”可见，汾湖米吃口非常好。
汾湖为典型的江南水乡，素有“鱼米之乡”之誉。新编《芦墟镇志》上说：“芦墟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1956年前，由于受生产条件限制，沿袭稻麦两熟的耕作制度，秋熟作物以单季稻为主；夏熟作物以小麦、油菜为主，绿肥蚕豆为辅。”文中说的芦墟地区，应该是指汾湖地区。民间向有“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足见江南地区农业之发达，对全国影响很大。
江南农业，以种植水稻，这与地区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分湖志》上说：“湖旁居民，以农为业。或为商贾，贩卖稻粱等物，不越千里之内，赢余足以给衣食。”贩卖汾湖米，由来已久。
史料记载，1956～1964年为双季稻试种阶段，年平均种植面积4337亩，占粮田面积的12.7%。其中1961年种植5839亩，为种植双季稻最多的年份。1965～1970年逐步推行三熟制。1971年~1980年是三熟制的高峰期。三熟制的粮食亩产比二熟制明显增加，但种植双季稻要比单季稻多1/3的秧田面积，每亩工本比单季稻多用种子25公斤，多施化肥75公斤，多施农药2～3次，多用劳动工约30个，且双季稻出米率比单季稻低。所以，种植双季稻产量虽高，但成本亦高，劳动强度大，有“增产不增收”的说法。
民国时期水稻单产在200公斤左右。50年代，土地改革后，农民积极性提高，稻麦产量逐年提高。1952年，分溪、东秋、三村三乡水稻平均亩产226公斤。以后推广科学种田，引进稻麦优良品种，开展防病治虫。1959年，莘塔公社（包含芦墟）水稻单产302.4公斤，三麦单产99.1公斤，全年粮食总产1114.46万公斤。60年代，芦墟公社双季稻种植面积，年平均占总面积的25.8%，1969年达到54.3%，是年水稻亩产528.5公斤。70年代，双季稻大面积种植，水稻的年平均亩产518.7公斤，1979年平均亩产576.2公斤，为最高年份。1984年，芦墟乡水稻亩产616.3公斤。 2000年，水稻亩产567.5公斤。这些，都是有据可查的。
芦墟是苏、浙、沪水上交通的要冲，汾湖周边四乡良田万顷，江河湖荡星罗棋布，自然形成了粮食、水产品的集散之处，米市与鱼市两大交易市场在明朝就远近闻名。
史料记载，芦墟的大小米行与油坊为了便于交易集散，都开设在芦墟镇东、南、北的市河口。米商们收得农民的糙米，加工后将白米用长江大木驳或“荐粜”船（米商雇用的代为临时运输的农船）运往硖石、松江、上海等地入市销售。清末民初，米行和米店数占芦墟整个商户数的15%左右，民国38年（1949年），镇上有米行13家，米店15家，占整个商户数的12%左右。
早在清同治年间，芦墟富商陆厚斋等人发起设立同业人员聚会场所。1875年，在城隍庙东，设嘉穗堂，作聚议地点，这是芦墟米业公所的雏形。
陆厚斋子陆荣光，继承祖业，开设陆泰丰米行，1920年，以6000大洋，从英国怡和洋行引进一台52匹的柴油机，用机械碾米，这是吴江米业第一家。20世纪初，陆荣光与黄酉卿发起成立芦墟米业公所。民国元年，著名书画家陆恢，书写《芦墟镇米业公所记》，记述了米业公所成立由来及宗旨，该石碑现存芦墟文化中心。
由于汾湖大米名声在外，芦墟成为江南一带大米集散地，芦墟的米业至民国时非常兴旺。芦墟的唐之复以芦墟店名作嵌字联，写成对联112幅，他分别为益农米行、瑞丰米行、鑫泰米行、同生米行等15家米行题写了对联。唐之复所书对联曾印成小册子，本地文史名家张舫澜先生收藏此书。
如今，随着城镇化运动的推进，汾湖地区高楼大厦越来越多，水稻田越来越少。汾湖米几乎已经消失。汾湖人饭桌上的米饭，基本上都是东北米、苏北米。北厍销售的元鹤牌大米，可能也是从外地运来，装上本地的包装袋而已。
一碗汾湖米煮成的香喷喷的白米饭，已成为渐行渐远的幸福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