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发配"在泗交山上的日子〈上〉
77年9月，康杰中学送走了办学史上空前绝后的畸形儿师范班，我们这些随波逐流的浪花绝大多数又被冲刷到原来之地，等待分配。之所以用“发配”这个感情色彩，褒贬迥异的词汇，不过是形容当时沮丧之中心情而已。康中留校无门，在县城教学无望，即使在县城周围，那怕在家门口，也是遥不可及，因而私下发几句牢骚，腹中颇有怨诽，正是我当中的心情。
徐老师说我们这届学生，下面校长如鸡屁股下面等蛋，这话对，也不对。不对，是我们没有在高中任农学老师；对，是因为山上联校长（当时叫指导员）扳着指头数日子，可谓两眼望穿，因为我们上山，好替换比我们早分配山上，那些牢骚满腹，或干脆赖在家里，家在山下的“同胞"。后来才知道山上的师资是何等的困乏，望眼整个泗交联校，本地老师竟然没有一个师范生，占为数不很多的公办教师，说是初中文凭，我印象当中都没有一个人上过夏中，上过中专的张秀文老师，是其中的唯一高学历。转正为公办教师，说点不敬的话，是矬子里面拔将军。不是埋汰我昔日的同事，实实在在记述一件事，公开教学课堂上，某个七制校〈初中）校长，在众目睽睽下，把着一身白袍念成着一身白“包”，黑板上的板幅，上课前就工工整整写好，用纸条一行行粘住，在讲课中再一条条撕下来，看着不停地擦着额头上汗的老大哥，我没有笑，也笑不出声来，反而为山区师资力量的困乏而悲哀，为山上那些淳朴，可爱嗷嗷待哺的孩子而心中滴血。我们这些推荐上师范的山下教师，严格说也不是那么出类拔萃，虽然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但却当之无愧地挑起了山区教育的大梁，一批又一批，一年复又一年，直到今天，仍有山下的大学生在泗交中学任教，不敢说他们（我们）居功至伟，但完全可以说功不可抹。
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没有那么祟高觉悟，怕上山，盼下山是我们这些人心里真实的想法。因为山上条件太艰苦了。先说当时每天运输站门口，早5，30分（春夏秋冬，雨雪不发）上山一趟解放牌卡车，在崎岖坷坎，数不清的“s“弯的盘山沙石路面上颠簸起伏。一条铁链横在槽板上，最安全的是趴在前面的车盖上和扶在两边槽板上的人们，其次是抓住铁链上的。上坡时如潮水袭来，一声惊呼，男男女女紧紧贴在一起，下坡时紧闭嘴唇咬紧牙关，又如狂风吹过，不由自主往后倒，那怕倒在美女怀中，她也不敢说耍流氓，嫌挤，对不起，嫌挤下车走，肯定会引起入全体旅客的挤兑。要知道大冬天5，30还是黑糊糊的，能挤上上山唯一的公交卡车，理应庆幸，岂可得陇望蜀。。若是雨雪，并非“主人忘归客不发”，而是“雨雪泥泞不能发”！泗交林场那位从省农林厅下放的老王，望路兴叹，“下山一趟，他妈的比上北京还难！”而分上山的师范生，到了泗交，只过是一个中转站而已，还要跋山涉水到下面各个学校，最远的下秦涧，砖庙，车庄，离泗交还有三十，四十里不等，沿着羊肠小道，迈过多少弯，爬过多少坡，趟过多少水，唯有亲身经历者方知。那些从下面各地到联校开会的老师，几乎人手一根磨得光溜溜的棍子，后来才知一是防身，二可作拐杖。每逢礼拜，学生放了假，当地老师回了家，就剩下山下的“看庙的和尚”了。晴天，可以在山上逛逛看风景，倘雨雪霏霏，狂风怒号，当时连个收音机都没有，那只能是渡日如年地捱呀。
能分到泗交学校，省去上述诸多烦恼，而且毕竟泗交街上还有一个商店，一个食堂，一个邮电所，公社的放映员还不时露天放场电影，更别说一年一次在泗交学校唱几台戏，还可以迎来泗交街上最热闹的集市了。所以，能分到泗交学校，不亚于太原上大学的分到省政府，北京上大学的分到国务院，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夙愿了。十分幸运，因为在泗交学校待过半年，当时在夏中教学，王武魁校长眼中大才子马维录的推荐信，我荣幸地被钦定，留在泗交学校。粗中有细的王武魁，为避人谦，先让我和姚天高都分在唐回学校，由唐回学校派来两个学去挑行李，我和天高跋坡过河到唐回学校（见巜毛孩，你还记得我吗》）和天高在靠河边教室的课桌上睡了一宿，第二天就请假完婚，天高就在唐回学带联校唯一的高中班。
王武魁校长，几乎都叫他小名王小虎。具有山上人罕见的狡狤和圆滑，又不失其爽直和豪爽，所以上至教育局，泗交公社，下至泗交各个村落，王小虎，大名鼎鼎，都会伸出大拇指。他几乎以黄浦军校校长自居，如数家珍般说泗交学校出人才，夏中，新建路，城里最好学校，县委县政府要害部门，各乡镇，都有昔日泗交学校老师的身影，后来出了教育局长马维录，宣传部副部长姚天高，人劳局的冯仕庆，城关联校长李庚午，检察院的叫什么峰，更有“强将手下无弱兵”的自豪。人家也有自豪的资本，后来他自己也跳上了龙门，先到泗交镇政府任职，后到祈家河乡当书记，后调县委当政法委副书记。在县城家属院，让儿子拿出他在省里获奖的镜框，成功人士的自信与满足溢于言表。
泗交学校，一二三年级是复式（由一个叫冯拴狗的当地民办教师，语数政，音体美全包）四，五两个小学年级，六，七两个初中年级，学生不到二百，教师不过十二人，“拢共才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其实规模也不大，不过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已。泗交学校座落在一条狭长的河槽里，从西洛忐忑不安上山，到阎家岭倏尔又提心吊胆地下山，越过了数不过来S型的“巴山蜀岭”，经过木材检查站，沿着河槽过了泗交医院，木材站，和三五户人家的小村，有路边四水交汇之一的法河作伴，看见一个南北长，东西短的院子，高高台阶的大门上额，镌刻着“泗小学"几个行书，那就是泗交学校了。南边正中是大戏台，每年一次的唱大戏就在此，此时也是整个泗交乡七岭八沟的乡亲们，最盼望最热闹最繁华的时光（见《百水哥，我想你了》）。北边是灶房，由一个圆圆脸，瘦小身板，时常笑眯眯地把木柴塞到炉里的左师傅，一个形貌堂堂，却瘸着腿，手上的大烟袋晃来晃去的司马师傅坐镇。因为煤从下面拉上来价格昂贵，靠山吃山的王校长，人们都称王老师，（包括联校指导员王清义）就和下边各学校不谋而合，在坡上砍柴，每周的一个下午，全体师生休学上山砍柴。届时那些山里的孩子们，从四年级起，手持斧头，全都放羊似的上了坡，没有多大功夫，只见每个孩子背上都有捆被藤条绑着，削去枝叶的一捆柴，包括四五年级，那些头发被林里枝条刮得有些零乱的小女孩。七年级比较利索的男生，如董军灶，不仅自己的一大捆早已搞定，还为我和其他老师如李冲瑞（后在水头镇凁水中学当校长，现是私立大鹏中学校长）也砍了一捆，绑得齐整，交给老师。至于人高马大的校长王小虎，是身先士卒，从坡上背下一捆全校最大的柴禾，谈笑风声和我们一起背着回校。另外，学校还开荒种地，除了玉米之外，主要是土豆和一些如辣椒，白菜，西红柿什么的时令蔬菜。有一次公社会演，王小虎校长还导排一个《兄妹开荒》的节目。除此之外，学校还办了一个算盘子加工厂，由一个姓柴的师傅加工，和下边企业联营。算盘子的木材，则由全校师生到比砍柴更远的马峪以后的深山老林中，砍伐木质坚硬的杜梨木之类，通直，无明显疤痕的方可。看到那些十来岁手持斧头的男女娃娃钻进密林，不多久又陆陆续续背着一根和他（她）们一般高，碗口粗的杜梨木钻出来，除了为他们安全捏一把汗之外，更多的是感动，还有说不清道不白的感叹和唏嘘，以至于多年之后，那些背着柴禾或杜梨木，昂着头，不时擦了擦脸上的汗珠，近似木然的神情，久久挥之不去。学生每周三下午放学，各自到五六里，十里八里不等的家里取馍，最远的就数十几里远的小西沟，关家窑了。左师傅经常熬一大锅粥，师生都有份。司马师傅炒的菜，老师每人一份，学校补助一点，虽然粗粮过半，但还算填饱肚子了。
虽然“荐头”厉害，王小虎校长也很赏识，把最高年级七年级语文交给了我，但我深知没有两把刷子就在泗交待不长。我决心不负重托，除了在备课和讲学上下功夫之外，一心扑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上。学校斜对面有一个小书店，我成了那里的常客，也和那个唯一的店员史明山成了好朋友，也是他最频繁的顾客。尽管工资才29，5元，我却毫不吝啬地买了《辞海》上下集（12元）还买了《古汉语实词与虚词》，《北魏六朝赋选》，古代诗词之类的单行本，刘白羽，秦牧，杨朔等散文大家散文集，和一些中外文学名著。我购买书的热情挑起了年轻气盛（与我同岁，当时也就二十，六七的年纪）王小虎校长购书的热情，为学校买不少好书，我和同事也有幸阅读了《复活》，《茶花女》，巜基督山伯爵》，《堂吉诃德》之类世界名著。
我9点过后准时就寝，3点过点准时起床，（这个习惯，直至40多年后后今日，写此文也是那个点）在朋友加工的简陋台灯下阅读，作笔记。早自习学生背英语，我就出了校门，在马路那边学生上体育课的操场背诵那些实词，虚词，和一些经典古诗词。直到第一节快要下时，看下手腕上的表，才拖着有些发麻的腿，与时常与我相伴的朝阳告辞，回到房里，如牛饮一般，滋润一下干涩的喉咙，看一下备课本与课本，熟悉一下教材，准备七年级语文课。吃过早饭，与午饭，晚饭后，除了备课批改之外，心无旁鹜，一直在文山辞海中遨游。正月里上舅舅家，木匠的表弟劝我，趁在山上的机会，弄几车大梁下山，除了几年后还要盖房用外，其余卖了，还可以赚一大批，还对我讲，不少上山的老师都这么干。我听了不以为然，而且有些反感，当老师的，就应该扎实地工作，刻苦地进修，提高业务水平，怎么能不务正业，干些几乎是偷机倒把的营生？表弟苦笑着，对妻子说“嫂嫂，你看我哥这书呆子劲上来了”。好在善解人意的妻子，笑言说了句“你哥就是那号人”。才不令我尴尬。但在儿子过了一周岁，因分家兄弟反目，妯娌交恶，才知道当时的我有多么迂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