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搬去的这个地方是三姑父帮忙联络的，爸爸的祖上曾经就住在这里，跟我出生的地方同属一个公社。步行大约需要一个小时左右的距离，当年没有车，谁家有个自行车在当地就算是有钱人了，所以不管去哪里都是走路。
我还记得我们那个房子的样子，两间土屋，一个里屋（带炕的）一个外屋（做饭的），原来是本村书记的儿子一家住在这里，现在他们盖了新的房子，所以就把这个小房以800元的价格卖给了我们。据爸爸妈妈说，好像书记就是为了出手这个房子，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落户。
说起来，我们和村书记的儿子还是亲戚，村书记儿子的媳妇儿的妈妈是我爸爸的亲姑姑的女儿，也就是我爸爸表姐的女儿，按道理这是名正言顺地表亲。
村书记，在当地基本就等于是一个村庄的皇帝，一家人出门不亚于皇帝出宫，所有人见了都要退避三舍恭敬有余。
在我出生的那个地方，学校就在我们家的正前方，现在搬到的这个地方学校也在我家前边，虽然不是正前方，但从我家走到学校最多也就需要两分钟。
我刚刚说过的那个村书记的儿媳妇儿也就是我的表姐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也因此，学校里的学生可没少给他们家干活儿。春天，我们给他们家栽过土豆，夏天也给他们家的庄稼拔过草，秋天给他们收过玉米。这是村支书的特权，反正除了她之外，其他老师都没有这么干过。每次干活儿归来，学生们唯一的收获就是每人能吃到一根儿冰棍儿。
因为一次次搬家，所以我的整个小学上的也是七零八落。最后搬到的这个地方，我应该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上的，那个时候小学就是五年级，然后上初中。但偏巧，从我那一年开始，小学就成了6年，所以我是第一批从小学开始6年制的学生。
学校有两个女老师，一个姓刘，从小在孤儿院长大，是个孤儿，一米六左右，齐耳短发，皮肤白白净净的而且长得也特别清秀。一个姓王，也是短发，那个时候把那个发型叫“青年头”，圆脸儿，大眼睛双眼皮儿，皮肤是那种健康的黑色，不胖不瘦，大约1米六七左右，是远近皆知的大美女，家住在离这里比较远的地方，所以这两个老师基本都是住在学校里。
我一上初中，她们俩就都是我的老师，姓刘的是我的英语老师，姓王的是我的物理老师，因为上学的时候学习比较好，所以老师都很喜欢我，再加上我家离学校也比较近，两位老师经常让我跟她们一起住。
刘老师后来跟我的班主任结婚了，我也依然记得那个班主任的模样，个头儿不高，最多也就一米六左右，平头，眼睛大大的陷在深深地眼窝里，皮肤偏黑，走路还有点儿驼背。那个时候，只要有个正经工作，就很抢手，在那困难的日子里，物质是衡量一切的标准。
那个班主任老师不仅经常家暴，而且还赌博，但即便这样，刘老师竟然还接二连三地生了三个孩子。
前边说过，我们搬到这里买的这个房子是村书记儿子之前住的，村书记的儿媳妇也就是我的表姐姓赵，叫赵海云，是这个学校的副校长。
刘老师在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曾经向表姐借过钱，但一直没有如期还上，我和表姐还曾去她家里要过钱。那真是家徒四壁，三个孩子在炕上东一个西一个的，也都是无精打采地样子，刘老师的精神状态也不是很好，和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完全判若两人。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后来学校老师全面整改，所有的老师都需要经过正规的考试才能继续上岗，那些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被照顾才当上老师的人，通过考试就都被刷下来了，其中就包括我的英语老师和班主任。
表姐在一旁用法官的口吻说了很多很有分量的话：
“当初你朝我借钱的时候，说的那么好，三个月保证还上，这都一年了一个子儿都没还！知道你这样，当初就不该可怜你！… …”。
刘老师像个罪人一样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嘴里说着关于班主任老师的种种不是，整天不着家，也不管她和孩子的死活，到处去赌博，回来要么是摔盘子摔碗，要么就是打她和孩子。
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我不知道当初刘老师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展现出自己如此窘迫的样子。她已经没有面子了，人在这个时候，面子早已经被生活压得粉碎。
后来，小妹说，她也跟表姐去刘老师那里要过钱。表姐也依然是空手而归。
这里要特别加一句，后来这个表姐由于中风导致半身不遂。小妹说前两年她还去看过表姐，目前生活不能自理，那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女子如今成了被家人嫌弃的累赘。
王老师考试通过，一直都在学校当老师。就在她每次骑着自行车回家或者是返回学校的路上，被她的公公看见，就瞄准了这个女孩儿，她的公公就想办法让她成为了自己儿子的媳妇儿，据说她公公是当地的一个什么官儿，反正不是普通人。
他的儿子在齐齐哈尔上班，在工作的地方谈了一个女朋友，但那个女人是离异的，据说还带着一个孩子，所以家里坚决不同意，这才想方设法地把王老师介绍给了自己的儿子，本以为王老师这么漂亮，可以收回儿子的心。
但结婚之后没多久，他的儿子就返回齐齐哈尔工作了，王老师也继续到学校上班。后来，王老师还给他生了个儿子，但男方不仅不管不问，还执意要离婚。
有那么一段日子，王老师什么也不干，专门抱着孩子去男方那里闹，男方和那个离了婚的女人明目张胆地在一起，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最后婚还是离了，儿子归男方，一直由她的公婆抚养。
我当初还去参加了王老师的婚礼，花了16元给王老师买了一个床单。在婚礼上我也见到了那个男的，挺帅的而且彬彬有礼，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的不情愿。
感情这件事儿真的很奇怪，没有感情在，长得再漂亮也是没有用的。
后来听说，王老师正在班级里给学生上课，有人敲了敲门说路边有两个人来找王老师，王老师以为是自己的什么朋友，结果这一出去就再也没有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她的妈妈整日在家里以泪洗面。因为王老师是家里唯一的女儿，爸爸多年前就已经过世了。
我们三个曾经还一起拍过一张照片，刘老师和王老师坐在前边的凳子上，我在后面站在她们俩中间，那张照片，我至今都还保留着。拍那张照片的时候，我15岁。
四
应该是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秋收结束，冬天刚刚到来，架不住妈妈的唠叨，爸爸就跟村里的人一起去齐齐哈尔打工去了。
一个冬天下来，钱没挣着，爸爸却费劲巴力地扛回来一麻袋的书。也就是这些书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读书可以改变命运，一定是的。
路遥的《在那困难的日子里》我接连看了三遍，每看一遍都要哭得稀里哗啦，然后就是看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保尔和冬妮娅的爱情感动，还有铁凝的短篇小说《哦，香雪》，那个开头的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的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地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粱，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短短几句话，生动的描绘了一个小村庄的生存环境和现状，也通过那两根延伸过来的铁轨形象的刻画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向往。
文字表现出来的画面感在我们的眼前呈现和舒展，那是怎样的一个美啊！
我几乎看完了爸爸带回来的所有的书，之后就蠢蠢欲动开始学着自己写，梦想着如果有一天我的文字也能变成铅字该多好啊！
事随人愿，我在初中一年级刚刚结束的暑假写了一篇作文投到了《作文周刊》，就在准备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收到了来自《作文周刊》编辑部的信。一个黄色的牛皮纸信封，上面大大的写着“白金玲（收）”。里面有五份儿刊有我发表的那篇作文的报纸，在报纸的右下角写着：预订价，每期每份二分，外地加一分。
虽然在我收到这封信之前，已经被老师们打开过了，校长和班主任老师还堂而皇之地各拿走了一份，但我丝毫没有愠怒，后来校长还在全校同学面前表扬了我一番。校长姓骆，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骆（四声）豆秧，好有乡村特色的一个名字，很后悔，不应该那样称呼校长。
几乎很多学校都订这个《作文周刊》，上面发表的每一篇作文都明确的写着作者的详细地址和姓名，所以当我的作文在这个周刊上发表之后，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中学生的来信。有的男生还在信里放了一张自己的一寸黑白照片，让人能感受到一种青春萌动的荷尔蒙的味道。
其实，说我学习好完全不是因为聪明，而恰恰是因为笨，所以才笨鸟先飞，很多东西靠的就是死记硬背。比如假期的时候，我会用哥哥的书提前把下个学期要学的内容先看一遍，然后每天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下学期的语文课本上的文言文从头到尾读两遍，你可以完全不用动脑子，就那样机械的读两遍，因为肌肉记忆，所以一个假期下来你就会把下学期即将要学的所有文言文全都背下来了。这样你就可以用别人背课文的时间来学其他的东西。
妈妈整天说我像个佛一样，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上学的时候，我真的是一门心思只知道学习。有一次妈妈出门前，嘱咐我说，一会儿太阳上来，让我把切好的土豆片儿晾到仓房顶上。
夏天的时候，东北的农村都会把当季吃不完的蔬菜切成丝儿或者片儿直接或者蒸熟，然后放在太阳底下晾成干儿，储存起来冬天的时候吃，比如茄子干儿、豆角干儿、土豆干儿。妈妈还特别强调说如果够不着就站在凳子上，而我听成了让我把凳子都刷干净晾到仓房顶上。等晚上妈妈干活儿回来的时候，发现菜还原封不动的在屋子里，而家里的那些凳子全都让我放在了仓房顶上，这件事儿被家里人当作笑话嘲笑了我很多年。
五
大约是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日子我发现妈妈经常一个人在仓房里烧纸，而且还边烧边哭，不知为什么，我总担心妈妈会自杀，然后就死活不去上学了，家里人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非要辍学。其实，我就是想在家里看着妈妈。
那段日子，我每天在屋后看见公路上背着书包上学或者放学的学生，我都会一个人站在那里悄悄地抹眼泪。
跟我差不多时间退学的还有一个男同学叫姜星，他是纯属不爱学习，每次考试都是倒数第一。辍学后，他就拿着个鞭子每天给村里的人放猪，每天早上手里拿着个鞭子从村东头一直甩到村西头，然后边走边吆喝：
“放猪喽～～～放猪喽～～～”
家里有猪的听到喊声就会把自家的猪从圈里赶出来，然后猪就在姜星手里甩着的鞭子下越聚越多，当走到村子的另一头，全村的猪也就都聚齐了，姜星就把这群猪赶到离村子大约四五里路的山坡上，让它们自由自在地活动，这些猪有的慢悠悠地走来走去，看见可心的野菜就低头吃两口，有的就那么懒洋洋的躺在草地上眯缝个眼睛晒太阳，如果山坡下偏巧有个水洼，有的猪还会在里面打个滚儿，洗个澡，有的干脆就躺在水洼里一动不动。姜星也跟这猪一样，把帽子罩在眼睛上，嘴里闲着一根狗尾巴草，就那么嚼来嚼去的。我时常在挖野菜的时候能远远地看见他，但也只是看见，从来没打过招呼，因为他曾经和王小霞的哥哥一起欺负过我，听说，在我家大门上挂的那个牌子上的字就是他写的。后来，竟然他家还拖人到我家提过亲，真是有意思，谁会跟仇人结亲呢？！但后来他竟然跟别人说，他嫌我长得黑，根本没同意。真是笑话！
在村里像这样的放猪娃也没什么报酬，只是每年端午节的时候，每家都会给上两个鸡蛋，大方一点儿的人家也有给十几个的。
每天傍晚在日落之前，姜星就会从山坡上把猪赶回来，我时常能在屋后看见一个少年挥着手里的鞭子在夕阳下赶着一群猪慢悠悠地回村，大多数的猪都认识自己的家，到了家门口根本不用吆喝，自己就知道往院子里进。有的猪就不行，路过自家门口假装不认识，不给上几鞭子就不知道往家门口拐。
我明确的记得有一次去挖野菜回来，不知道为什么就莫名其妙地想哭，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其实就是有事憋在心里，堵的难受。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就问我怎么了，我啥也不说就是一个劲儿的哭。
后来妈妈带着我去镇上的一个医生那里，妈妈问医生，我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医生说是。妈妈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家好像每一辈儿都有一个疯子，爷爷是疯子，后来二姑也精神失常。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医生说的话，那个医生说我是轻度精神分裂。其实我心里明镜似的，我就是想上学，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因为当初是我自己执意要退学的。
当我发现一切都没有我想的那么糟糕，妈妈也没有想要自杀的意思，后来我就说我还要去上学。
开学就该上初三了，可是初中二年级我只读了半年，直接上初三肯定跟不上。正好那年学校全面改成了小学，开始准备升初三的这批学生就要被迫被分散到了其他的学校，学校没有统一安排，自己想去哪儿去哪儿。有的去了兴农镇，有的去了新华乡，而我去了曾经在小学三年级时到二姨家那里上过的进展学校。到了那里我又从一年级开始重新上的初中。
当我再去这个学校上学的时候，曾经的好朋友杨晓梅已经在这里当了小学老师，因为她的爸爸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学校有一排平房，东边的一排是小学教室，西边的一排是初中教室，在两排教室的中间有一个通往厕所的过道，相对应的两面墙上有两个一直闲置的黑板报。于是我就跟班主任老师商量，我可不可以组织几个同学利用其中的一个黑板报办一个《露珠》文学社，结果，老师一口就答应了。
于是我和几个女同学一起就开始准备各种颜色的粉笔，学着报纸上排版的样子，把板报用不同颜色的粉笔分成几个部分，有“学子心声”，“学子风采”，“漫步校园”，《露珠》“文学角”，还有一个是“校园活动”。每个周五，其他的同学都放学回家了，我们几个女生会留下来写下一周的板报。所以，每个周一，学生一到学校就能看到新一期的黑板报。
因为我是女生，所以参与这个《露珠》文学社的也都是女生，那个时候男生和女生还是有比较明确的分水岭，彼此之间有分明的界限，互相之间基本不说话。
班长孙伟是个男生，个子高高的，很帅。看我们把板报搞的如火如荼，他就去找校长告状，为什么不让男生参与。不知道校长都跟他说了什么，就知道他从校长那里回来之后开始率领几个男生在对面那面墙的黑板报上大张旗鼓地办了一个《朝阳》，也没啥明确的定位，就是跟我们对着干，那段日子我们男生女生分成了两个阵营。老师们到觉得挺好，不管怎么说在校园里营造了一种学习氛围总不是坏事儿，后来镇上的校领导来视察的时候，还特意表扬了我们的板报，说要让其他学校都学习学习。
有一次，我在板报上以露珠为题写了一首诗
露珠
一滴，轻盈而明亮，
在晨曦中，滑落叶尖，
不言不语，
却深深地滋润大地。
风过无痕，
它的存在，只是一瞬，
却如同一抹温柔的希望，
透过尘埃，
渗入干涸的心田。
微小，透明，短暂，
却带着生命的回响，
在日光未至之前，
已将宁静，种在心底。
《朝阳》那边也写了一首，前边写的什么我已经忘记了，但最后两句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露珠，打湿了你的双脚。朝阳，伴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
这不是明显的挑衅吗？接着我又写了一首。
露珠的叹息
我来自黑夜的怀抱，
在沉默中诞生，
与清风共舞，
拥抱大地的每一寸干渴。
但你，总是那样急切，
带着耀眼的骄傲
从天边扑来，
不曾顾及我的柔弱。
你是烈火，
炙烤着我的晶莹，
在你无情的光芒下，
我消失如尘，未曾留痕。
你夺去我最后的清凉，
只留下干涸的土地，
还有那些渴望着安宁的心，
在你炽热的光芒中，
化作无声的叹息。
男生那边儿就傻眼了，没词儿了。
体育课的时候，孙伟跟体育老师争取让我们女生跟他们比赛打球。我肯定不会理这个茬儿，因为别说打球，只要跟体育沾边儿的我都不行，但其他女生不服输，非要跟他们比试比试。他们打是他们的事儿，反正我不打。结果上体育课的时候，全班同学都出去了，只有我一人留在教室里。孙伟和几个男生趴在教室的窗子上往里面看，意思就是：
“有本事你出来啊。”
我肯定不会出去的，我又没同意跟你们比赛打球。
写到这里，我在微信上给孙伟留言：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一起在进展上学的时侯在学校办的黑板报吗？”。
孙伟回复说：
“我从上高中的时候开始脑子就不好使了，吃了很多药，以前的事儿都不记得了。我能想起有黑板报这回事儿，但具体细节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但我时常想起你，那时候我喜欢过你。”
我调侃说：
“那你的眼光可真不咋滴。”
孙伟回复说：
“很多时候我都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们能再见一面该多好！你是我的初恋，我那个时候真的挺喜欢你的。这事儿谁也不知道，我今天才跟你说。”
那时候，因为办板报，所以我一个人用一个书桌，因为我需要在书桌堂里放写板报用的各种颜色的粉笔。
有一天早上，我一来上学，就发现在粉笔盒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的就是孙伟今天刚刚跟我说过的话。因为孙伟个子很高，所以他一直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知道他在看着我，于是，我拿起那张纸条，把它撕得粉碎，把手一扬，纸屑像雪花一样在空中飞舞，然后飘飘洒洒的落在地上。我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每次想起都会心生懊悔！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一个恣意的行为会给一个青春少年带来怎样的心理伤害和刺痛，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在人生的岁月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曾在谁的世界里闪光，又成为了谁心头上抹不去的一颗朱砂痣。
显然，孙伟已经忘记了这件事！是真的忘记了吗？还是他以为我忘记了呢？
我没敢再提。
在进展学校上了一年初中，听说离这里不远的顺利中学升学率很高，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商量就一起去顺利上初中二年级去了。
也就是在这里，我喜欢上了一个同学，自此，我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初恋，确切地说应该是暗恋，因为初恋是彼此的结果，而暗恋是单方行为。
他叫林浩鹏，胖乎乎的中等身材，不怎么说话，学习很好，上学的时候女生都容易喜欢学习好的男生。
我会主动借书给他，并在书里夹一张纸条，上面写：
“还书的时候，别忘了在纸条上写日期。”
其实，我就是想看看他给我写的字。
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发现他并没有听老师讲课，而是埋着头在看我借给他的书。
之后，我再借给他书的时候就在纸条上写：
“上课的时候不要看课外书，要好好听讲。”
其实没有好好听讲的那个人是我。
喜欢一个人，你会在这个人身上倾注所有的注意力，满心满眼都是他，好像世间万物都不再重要。
晚上，我会偷偷地伫立在他家门前，看他学习时从窗口透出来的灯光，直到那盏灯熄灭，我才悄悄地离开。
后来只要听到千百惠的那首《当我站在你的窗前》，我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
怪不得老师和家长都害怕孩子早恋，因为对于未来来说你要么是荒废了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要么是因为那段曾经认为是最美好的初恋时光而荒废了自己的人生。
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因为早恋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最后一无所有，一事无成。因为他在该学习的年纪都在谈恋爱，学没好好上，书也没好好读，最后对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说：
“现在想起来就后悔，感觉自己在最美好的年华过的稀里糊涂，浑浑噩噩，现在爱情爱情没有，事业事业没成，前几年做服装生意又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在街上弄了个小吃摊儿，整天累死累活的，孩子也不听话，一想起这些烂摊子事儿头就迷糊。”
在顺利中学一共上了半学期，初中二年级下学期我就跟妈妈去济南上学了。
若干年之后，同学拉我进群，里面就有他。依然胖乎乎地，跟上学的时候一样，依然不怎么说话。
他曾提出要和我见面，被我拒绝了，不知为什么竟然如此反感这样的一种油腻，是一种怎样的油腻呢？中年的油腻？岁月的油腻？我说不出来。只是庆幸自己幸亏当初没有跟他在一起，青春年少时所谓的初恋基本都是荷尔蒙在作祟。严格的说，那真的与爱情无关。
后来他给我留言说：
“我家有兄弟三个，我是老大，从小家里就穷，所以一门心思想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当时特别自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因为如果我跟你说实话害怕你嫌弃，然后我就立志要考上大学。
但是当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你，可是你去了济南，那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微信，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你。
后来我跟一个大学同学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但心里一直放不下你。后来有人加我进一个我们在一起上学时的同学群，我就问有没有人有你的联系方式，李艾说她有你的微信，我就在群里看见她把你加进来了。很想知道你现在生活的好不好。”
对于一个那么不爱说话的人能一股脑儿的跟我说了这么多话，我很感动。我回复说：
“活好当下，珍惜并尊重自己的选择，愿一切都好！”
在我来美国的第三年，有一天李艾给我留言说：
“你知道吗？林浩鹏自杀了！”
我被这句话惊呆了！赶紧问为什么。李艾说：
“他们家一共兄弟三个，只有他一个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还在镇上有一个不错的工作。他在老家还有两个弟弟到现在连个媳妇儿都没找上。有一次他到厦门出差，本来说要一周才回来，结果咱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出去两天就回来了，回到家就碰到他的媳妇儿跟自己的二弟弟在一起，正好抓了个现形。这之后，他就郁郁寡欢，应该是得了那个叫什么抑郁症。没多久就跳楼自杀了。他自杀之后，他的媳妇儿就跟他最小的弟弟好上了。”
我说：“他媳妇儿跟他二弟弟出轨，后来为什么又跟他小弟弟好了呢？他媳妇儿不怕他二弟弟再有什么不当的行为吗？他小弟弟不怕跟他二哥反目成仇吗？”
李艾说：“咱也不知道，反正这件事儿在老家闹的沸沸扬扬，挺花花的。”
我无法理解，因为这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
都说人生如戏，实际上，人生比戏剧本身更具戏剧性。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六
自从搬到兴业村，妈妈就开始一趟一趟的往济南跑，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就带着我一起去了济南。妈妈说，因为我比较傻，害怕把我留在家里被其他几个兄妹欺负。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觉得妈妈选择带着我是因为我学习比较好，能让她看到生活的希望。
试想，如果她真的有那份母爱，如果四个孩子只能带一个，那么最先选择的应该是只有13岁的小妹，难道不是吗？
我当然是开心的，因为没有人不希望拥有更好的未来。我不知道在妈妈把我带走的那一刻，哥哥和两个妹妹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会像当初妈妈带着他们一起去姥姥家时，那个唯独被留在家里的我吗？
妈妈的表弟叫朱平，是坝子中学的老师，所以我跟妈妈到济南之后，就到坝子中学读书。坝子离朱家桥骑自行车也就二十分钟左右，公路两旁全是藕池，冬天的时候能看见有人穿着一身黑色的橡胶服在藕池里挖藕，有的人还边挖边吃，我曾经也在藕池旁吃过刚刚挖出来的藕，又脆又甜。春天的时候藕池又重新罐满了水，像一池一池的水塘。夏天的时候整个水塘就被荷叶覆盖，一阵风吹过，所有的荷叶都会随着风向翩翩起舞。一到了秋天，荷花次第盛开，那扑鼻的花香会让你由衷地沉醉。有时，我们也会把自行车停在一边，走到藕池边摘一个荷叶戴在头上，再顺手够几只刚好成熟的莲蓬，拨开一个莲蓬放在嘴里，苦中带甜，甜中又带着一股清香。我们每次经过的这条路更像是铺在荷塘中间的T台，从这里走过的人就像模特一样在藕池间秀过，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的味道，也各有各的美。
就因为在这条路的两旁都是藕池，所以在划归济南后，这条路就成了济南的“荷花路”。
学校被高高的院墙包围，校门口有一个修自行车的简易车铺，对于学生来说这的确很方便，自行车掉链子，扎带，跑气儿只要推到这里，分分钟解决。
两扇黑色的像铁栅栏一样的校门两旁纵向挂着两个一模一样的牌子，白底黑字，上面写着：济南市历城区坝子中学。
一进校门，就是停车棚，学生的自行车都停在这里，冲着校门中间的是一条路，路两旁对应的各有四排平房，第一排是老师的办公室，后面三排分别是初一初二和初三。我刚来的时候是上初中二年级下学期，在中间一排。每排的间距都很大，教室南北通透都是大窗子，所以我们最隆重的任务就是每周都要擦一次窗子，同学们分工分组，窗子里外各有一个同学，哪里有脏的地方，里面擦一下，如果擦不掉就让外面的同学擦一下，就这样互相配合一个窗子就擦完了。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次，窗子南面哗啦哗啦的下雨，窗子北面却是艳阳高照，感觉自己好像处在时空分水岭，有点儿魔幻又有点儿奇妙。
上学的前几天，我根本就听不懂老师讲课，到现在我还记得物理老师上课时讲阻力的时候说一个物体从斜坡上滑下来，如果斜坡摩擦力越大阻力就越大，老师问同学们：
“shei（三声）不shei？”
“shei~~~”下面的学生齐声回答。
我根本就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才知道，原来“shei”就是不滑顺，摩擦力大的意思。
也就过了大约有一个月左右，莫名其妙地就听懂了。
第一次其中考试，我就考了个第一名，因为是妈妈的表弟（我叫舅舅）把我带来的，所以舅舅让初二的老师把我安排在了慢班，意思就是差班，如果我考试成绩好就再调整，结果在慢班的老师不舍得让我走，语文老师让我当语文课代表，数学老师让我当数学课代表，但实际上我的数学是最差的，可见这是一个怎样的慢班儿！数学老师倒是聪明，每次让我把作业收上来，再让我给同学判作业，我等于是干了老师该干的事儿。
当升到初三的时候，快班儿有晚间夜课，也就是说，下午放学之后，初三块班儿的学生回家吃了晚饭后还要再去学校上两个半小时的夜课。基本就是自主复习或者预习，如果有不会的地方，老师可以随时讲解。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我分到快班儿，还是跟着原来的慢班走。后来想一想可能因为我是借读，因为我的学籍并不在这里，考的再好也不是这个学校的名额，实际上没有学籍也没有资格在这里参加中考。
济南郊区的晚上，到处都是荷塘和稻田，我和妈妈住的是别人多年闲置的房子，透风撒气的，各种昆虫迎着灯光随处乱飞，吓得我根本无法安心学习，只要开着灯不是一会儿飞进来一只白蛾就是扎进来一只蝗虫，光听见我一会儿“哎呀妈呀”一会儿“我的天呐”大呼小叫的。
后来，我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说了家里的环境，我希望能跟块班的同学一起上夜课。但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儿消息，我就亲自去找校长，校长竟然记得我给他写的信，并说已经让老师安排我可以直接调到快班。看起来我的班主任并没有执行，校长亲自带着我到一班门口，跟班主任说了几句什么，老师就让我进了教室坐在一个男生的座位旁边，也就是全班都是男生和男生一个课桌，女生和女生一个课桌，只有我和一个男生共用一个课桌，男生很贴心，每次都比我先到，然后把整个书桌的桌面都擦得干干净净。
有一天晚上，就在我们骑着自行车去上夜课的路上，有一个人趴在路边的马路牙子下面朝我们头上扬沙子，因为天比较黑，我们什么都没有看见。沙子扬进前边一个女同学的眼睛里，在去学校的路上她眯着眼睛哭了一路，后来老师就要求男生要跟着女生一起走。
还有一次，吃了晚饭后到学校去上夜课，我们刚到学校就停电了，夜课没有上成，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又回来了。回到家发现门是锁着的，妈妈没在家，我又没有钥匙，于是就到处找妈妈。我走到一个鱼塘边一声一声的喊妈妈，因为鱼塘边有一个看鱼塘的小屋，不知为什么我感觉妈妈就在那个小屋里，但我最终没有过去敲那个小屋的门。放眼望去，整个鱼塘黑乎乎的一片，偶尔有青蛙的叫声从鱼塘边传来，和着我忽高忽低喊妈妈的声音一起氤氲在这漆黑的夜里。
我一个人在又冷又黑的夜里在门口蹲了很久，大约是在我上夜课快要结束的时间，妈妈回来了，我和妈妈一前一后进屋，然后睡觉。我什么都没有问，妈妈也什么都没有说，彼此心照不宣。
在班级里，有一个叫李晓飞的同学，她家是开小卖部的，而且离学校很近，所以我经常到她家的小卖部去买东西，这是我在坝子中学上学的时候唯一一个接触比较频繁的同学，就因为这我们俩来往的一直比较好。
后来哥哥到济南一个饭店打工，回去的时候连路费都没有，我去李晓飞家借钱，人家二话没说就借给我了，就那二百多元，我足足还了两年。
因为没有学籍，所以我必须要回老家参加中考。和老师同学们告别的那一天，班主任老师特例让我为同学们朗读了歌德的《最后一课》，读完，我已泣不成声，下面很多同学也都哭了，同学们纷纷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对我的祝福和期望，可惜在一次次辗转中那些珍贵的纪念不知道都去了哪里。
七
就在我回东北上学期间，认识了我的同桌马晓艳。马晓艳皮肤白白的，单眼皮儿，个头儿不高，性格也有些怪异，她基本不和任何人来往，除了我之外，所以她有心里话也只跟我说。我总能从她那里听到一些比较沉重的词汇，比如“苦难”，比如“无奈”，比如“宿命”。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她在结满霜花的窗子上写下的“沧桑”两个字，当阳光透进窗棂，那两个字像流泪的红烛，带着无奈和苦难扑簌簌地滑下。我开始越来越相信宿命，因为遇见她。
她家一共有五个孩子，她上面是一个姐姐，下面是三个弟弟，她和姐姐一个姓，下面两个弟弟一个姓，最小的弟弟又是一个姓。因为她的妈妈相继走过三家，最后三个父亲都相继离世，只留下她的妈妈带着五个三波不同姓氏的孩子，地地道道的一家人说三家话。
平时不吵架倒是还好，只要一闹矛盾就会自然的根据姓氏分出阵营，谁和谁一个姓谁就站在谁的一边。
我曾经跟着马晓艳去过她的家，我感觉她的家就像是一个花果山，两个男孩儿在炕上打闹，最小的那一个鼻子拉碴的手里拿着个铁皮小汽车在炕沿儿边上来来回回的滑行。她的姐姐已经出嫁了，我去的那一天正大着肚子在家里做饭。
她妈妈和姐姐都对我很好，还给我做了好吃的，我记得我还在她家住了一晚，她家一共有两铺炕，女孩子都睡在南炕上，男孩子都睡在北炕上。
早上醒来还没等我起床，她的妈妈就摘了一些沙果放在我的枕边，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开始羡慕马晓艳有这样的一个家，有这样的一个妈妈。
后来我也带着马晓艳去了我家，而且也让她在我家住了一晚，也就是因为那一次，她认识了我的小舅，之后就鬼使神差地成了我小舅的媳妇儿。
八
临近中考的前两个月，几乎每天都在模拟考试，紧张的气氛完全不亚于高考，因为对于大多数的农村孩子来说，中考基本就是整个学习生涯的最后一站。特别是女孩子，家里能供你上完初中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是男孩子如果学习不是特别好也很少有家庭能继续供你上到高中，因为高中不是在镇上就是在县城，学生住校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清楚地记得，1989年5月5号这一天，那天上午第一节课，我们正在教室里模拟数学考试，校长和班主任突然走进教室，表情很严肃的样子，班主任手里拿着一打纸条，在每个人的书桌上都放了一张，然后让我们把纸条上的字在纸条下面的空白处抄写一遍。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整个教室充斥着一种紧张的气氛。抄完之后，班主任又让我们轮流靠墙站着量身高，然后把量完的数字也写在了那张纸条上。
过后我们才知道，原来5月4号有人在学校的黑板报上写了不该写的字，而那几个字就包含在班主任老师让我们抄的那张纸条里，让我们量身高就是看看谁的个头儿更接近在板报上写字的高度。
5月8号星期一一早，我刚到学校就被校长叫到办公室，在校长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个黄色的大信封，封口有学校的印章，封皮上方有三个红色的方体字“档案袋”，下面就是姓名、性别、籍贯。我在姓名的后面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旁边还放着几个其他同学的档案袋。
校长问：“黑板报上的字是你写的吗？”
我说：“不是。”
校长又说：“如果现在承认的话，只要你说出是谁让你写的，就不会对你有任何惩罚，如果不承认就会免去你的中考资格。”
我说：“我从来没有在黑板报上写过任何字！”
校长说：“我听说你曾经在学校办过板报，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写？”
我说：“那您怎么证明是我写的呢？”
校长当即就大发雷霆，拿起我的档案袋二话不说就撕掉了，然后跟班主任老师说，取消我的中考资格，并让我立即离开学校。
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档案的人。
后来，交社保的时候，劳动局说必须有档案才可以，因为他们是根据存档来确认社保，最后劳动局就让我把自己的履历写在一张纸上，装在一个黄色牛皮纸档案袋里，劳动局在封口处盖了章，这就是我的档案，里面空空的除了我刚刚写的那张纸，其它的什么都没有。
从此我就成了一个没有档案的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有档案袋儿的人，是的，那真的只是个“袋儿”。
突然想起小沈阳在小品《不差钱》中的一句话：“有还是没有啊？”。
那个学籍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还真不太清楚，离中考还有一个来月的时间，表妹说他们有一个快班，班里只有17个学生，都是兴农中学初中三年级的尖子生，如果我想去的话她可以帮我问一下老师。结果表妹一问老师就同意了，老师跟表妹说，只要我自己觉得能跟得上就行，压根儿没提关于学籍的事情。
因为快班的学生都有很强的目的性，大家就是拼了命地学习，想在中考时拿个好成绩，所以老师也根本不用操心。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做历届的中考试题，哪个同学有不太明白的地方，只要提出来，老师就会集中的讲一讲。
就在教室的外面，是一排樱桃树，那是我第一次在东北见到樱桃树，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还分头去找过樱桃，虽然产樱桃的季节已经过去了，但我们依然能从密密麻麻的樱桃树中间找到一两颗还不舍得从树上跌落的樱桃，摘下来放在嘴里，那叫一个甜。
中考前一天，老师突然通知我们说这次中考要加一个《思想品德》，然后老师就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套带有答案的“思想品德”问答题，让我们按照上面的背就可以，因为这个“思想品德”只是参考分，并不列入中考总分儿，只是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考生分数相同的时候，就用“思想品德”的分数作为参考。所以，中考前一晚我几乎就没怎么睡觉，一直在背“思想品德”。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明确或统一的志愿填报机制，而是根据成绩直接进行录取或分配。反正中考结束后我是以第一名的成绩升入了高中，也就是在我之上的同学都被“师范”“幼师”“农业技校”等录取走了，后来有人说我考上了“师范”但是被别人顶替了，拿什么顶替呢？分数、名字还是学籍？我不知道该如何追问，也不知道该怎么为自己维权。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骨子里我还是想离开这里去济南。
如果决定上高中，就需要在镇中学住校，学费和住宿费都加起来大约是一百多块，爸爸有点犹豫，总觉得一个女孩子上个初中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上高中，但因为当年妈妈就是被姥爷硬生生从学校拉回来的，所以妈妈说，我们四个无论是谁，只要想上学就供。就这样我从爸爸那里拿到了学费，背着行李卷就去上学了。
宿舍就是个大通铺，一个大炕从墙东头一直通到墙西头，每个人的褥子以不到七十公分的宽度依次排开，叠好的被子和枕头按军营的标准靠墙整齐地放在铺着自己褥子的里头儿，地上靠窗的地方是一排桌子，上面放着的全是大花瓷盆，每个盆子里放着的都是自己的饭盒和洗漱用品。
高一开始没有多久，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档案的事情。老师说学校里没有我的档案，让我自己去原来的学校把档案拿过来，因为只有在这里建档我才有资格参加高考。我根本就没有档案，因为我的档案已经被之前那个学校的校长给撕了。
实际上，到了高中，一拿到课本我就傻眼了，每一个课本里面密密麻麻的全都是字，比初中课本上的字又小又多，就那么一本书比原来初中三年的内容加起来还要多，英语书上的一个“定语从句”，我足足做了将近一百道题才搞明白。只要一看到那些课本，我就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其实，我之前根本就不是学习好，而是因为总是重复的学习，记也记住了。
第二天早晨一起床，连招呼都没打，卷上铺盖卷儿就走了。
到此为止，我的学历就是连高一都没有上完，没有档案，也没有任何毕业证书。所以，对于学校，我只是曾经来过，什么都没有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唯有零零星星的故事还依稀残存在斑斑驳驳的记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