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本为戏曲名，就像京剧，豫剧，川剧等一样，是为一个地区的文化曲剧艺术，先有词，后有曲谱，再有唱调，还要表演示的穿插故事情节中，可谓博大精深。而秦腔不同于其他戏曲的唱法，它是要吼出来的，声音越粗越浑厚越有味。
今天聊到的秦腔是广义层面的，而非戏曲。秦腔 顾名思义，就是秦人的腔调。何为秦人腔调，就是吼出来，可能你看到两个大声说着话，争的脸红脖子粗的，你会大惊失色，你会担心会不会打起来，其实这就是日常腔调，秦人独特的交流方式。他们的性情粗狂豪迈，不像江南那种婉约派，喜怒哀乐都会体现在外表。秦人文化区东至潼关（古称函谷关），西至甘肃陇南及甘肃东部（先秦时期为西垂）南至岭南一带，北至黄土高原。秦文化主导为关中平原，以长安城以西以北为正。又称三秦大地，因为三种地貌，三种人文，陕北黄土高原，陕南秦巴山区，关中八百里平川。虽是一个省，地域之差天壤之别。我在外地经常听有人说道：“陕西啊，就是那个黄土高坡，人都住窑洞里。”这便是很多人对陕西的第一印象，用一个地貌概括了三秦大地。倘若真是都是黄土高坡或者秦岭山区，古时哪个王朝还会在此建立京都呢，又怎么会有覆压二百里的“阿房宫”和满城宫阙的“未央宫”“大明宫”呢？所以说，了解一个地方绝不能以点概面，要立体的才能接近于真实。
时代在飞速的进步的，让人来不及回忆，来不及驻足多想，就匆匆赶往下个点。现代文明以惊人的速度渗透着华夏大地的每个角落，覆盖在传统文化之上，将许许多多地区百十年形成的民俗风貌逐渐肢解，而那些信息闭塞偏远的地区不能融入在大时代里，还带着农业社的老旧观念，终究只是少数了。
秦腔就是在这个时代慢慢淡化的，对于九零后的我们来说，这种老腔味已变的模糊不清，零零后更是边角都触及不到了。小时候的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来自于大人们口中，喜怒哀乐也很单纯；如今的小孩从出生起，就伴有各种玩具及电子产品，眼界宽阔思想灵活，性格也呈多元化。说的话虽是一个音，但已经不是一个味了，时尚化、流行化、通俗化。就像老北京四九城人说的“片话”外人很难理解，只有他们才懂那个味，表达一个意思很到位，很接地气。而如今随着新生代的更迭，那种带有浓厚口音的“片话”已经慢慢淡出。这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一样。
读贾平凹的小说让人又重拾了这种感觉，他的文丛就是以方言的口吻叙述着，开始接触时用普通话很难带入，用方言套进才觉得入味了。他就是这样一位朴实的作家，尽管身居都市，名扬四海，却依旧操着浓重的乡音，他也多次说过，自己就是农民出身，文学不能离了他的根。的确，过去的农民不同于今天，那是在大生产下一口锅里吃饭劳动的，“农民”这两个字的根扎的很深，即使到了城间，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依然去不掉农民的习性，因为土地是他们的天、他们的地，他们的人生全部，对待土地有着特殊的情感，造就了他们做人做事说话都非常接地气。贾平凹说过：“他的本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上的。”今天的土地在农民眼里已经无足轻重，新生代不知道土地赋予他们的价值，离开了黄土地，在钢筋混凝土的都市中也远离地气，人 也随之变得轻飘飘。
贾平凹的《秦腔》中叙述了他的故乡丹凤县棣花街的人文趣事，我把这部作品看做是与故乡的告别和对生养他故乡的回馈，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那片他热爱的故乡，他越是想走进，想融入，就发现故乡越是远离自己，故乡中的现代人和土地之间正在发生不可扭转的裂变，农民只是象征性的身份而已。土地还是那片土地，不同的是人们对待它的态度。故事中的清风街就是他生长的棣花村，正如他所说：“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时而是花，时而是镜中花。 我能想像到他在创作《秦腔》时精神世界的矛盾与内心的煎熬。清风街的故事又何尝不是整个老陕乃至西北的缩影呢。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他应用的都是老腔思维和言语，写出了古风白话小说的现代作家。
我小时候就常听到爷爷辈口中说的那些老腔，自家里老人不在了就很少听到，至今已很多年不曾触及到了。犹记得一些很接地气的话在耳边打转，比如说，老陕人把太阳叫“尔头”，今天气不错，太阳挺好，就会说“今尔头美得很”。把说话叫“言传（niánchuán）”,让你闭嘴就说“甭言传（bāoniánchuán）”,聊天叫做“谝闲传”，骗人叫做“日包人”，快点速度点叫“喀利玛擦”，舒服叫做“shá活”，傍晚叫做“擦黑”，玉米叫“包谷”，坏蛋叫做“hā怂”，心烦叫做“木乱”，吃叫做“咥”，到位了恰到好处叫做“撩扎了”，类似的“片话”数不胜数，有我知道的还有不知道的，就不在此一一介绍了。
关于老秦腔，我们是怀念的，那是属于生活在这里祖祖辈辈们特殊的符号，是一代代人根髓。秦腔不是具体的人或事，正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构成的，是乡土美学的结合。老式的秦腔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流俗的乡音不被遗忘，也许到了某一天不用任何提醒就会如幻灯般在脑海里播放。
历史的长河中，人生的岁月如此不堪，唯有从碎片的文字行间里攫取微言大义，来获得一份力量，或许能看清面向过去和未来的时空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