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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年读初中时我十三岁，还属于童心满满的时代。
离我们学校大约五里地有个重要的军工企业，叫二五厂，厂里有一万多产业工人。泸州的军工企业很少，当地有顺口溜说：小妹妹，快点长，长大嫁给二五厂。
全国各地兴起的“大字报、大辩论”开始了，我们每天不上课，同学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商量写什么大字报，写班主任的还是某个科任老师的？有人提出来写校长的，但校长我们不了解呀，只知道他像个农民，冬天穿件蓝色棉袄，穿条棉裤，夏天穿有袖口的白色圆领针织衫，从来没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过话。算了，不写他。
写科任老师写些什么呢，写他们某次上课批评某个同学批评错了，写某个男老师下课后或者在上课路上和女同学交谈时经常用手搭在女同学肩上，如此等等。
老师们得态度端正，每天到自己所教班级的教室观看大字报，虚心接受学生们提出的批评。
除此之外，晚饭后，同学们就去二五厂和那些工人叔叔、伯伯们辩论。辩论谁是走资派，谁是保皇派，谁的说法不符合无产阶级立场，停课闹革命对还是不对。
二五厂的工人们晚饭后就在厂门前的小操场上等着，操场上摆着许多长凳，这些长凳是木制的老式板凳，上面可以站两个人。
等学生们到了，工人们就站上板凳，开始演讲。演讲的内容自己确定，只不过工人们事先有商量，比如今晚演讲哪些内容，由谁演讲等等。
工人们演讲时，学生们任何时候都可以站上板凳，和演讲的工人并排站着，你一言我一语地唇枪舌剑，开始辩论。
学生也可以先站上板凳发表演讲，等工人们去反驳。整个操场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每天晚上有一两百人参与辩论活动。我们几个年龄偏小又不懂得怎么辩论的就在下面“展劲”，帮着自己的人鼓掌，叫好。如果对方一时语塞回答不了问题或者回答问题错误，那就辩论失败。辩论失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自觉地走下板凳，不再辩论，胜利那方就欢呼雀跃。一种是眼看形势不妙，“自己人”急忙跨上板凳，接过话茬继续进行。
我印像最深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工人，长得很黑，个子不高有点单薄，背有点勾，脸上有好多的黑色麻子，眼睛斜视，说话有点哩啰。他每天都在现场，而且经常要站上板凳傻傻地等待，等得久了也傻傻地说几句，期盼着对手到来。可是没人和他辩论，也没人接他的茬。没人和他挑战，他就下到地面上来，看见谁是学生就主动凑过去意图辩论。一次他向我走来，正要开口说什么，我急忙摆着手对他说：“我不是辩论的。”然后赶快溜了。
这是文革刚开始的情形，大家都是文明的，讲道理的。可是慢慢地，风向变了。北京来了几个高校的串联学生，他们到我们学校传播“革命的种子”，给我们讲要成立战斗队，要用生命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于是，学校里成立了许多革命组织。我们班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延安精神战斗队”，我从小的伙伴马弟云当队长，我负责搞宣传资料，刻钢板。每天和我原来的街坊又是同班同学的刘武，刘先源，薛小玲，林先蓉还有好多同学伙在一起，找资料，刻钢板，印刷传单，然后去张贴传单，发传单，忙得天昏地暗。我们觉得自己突然长大了，成了热血青年了。但是我们的心理依然属于少年儿童，看问题看人少不了天真烂漫。比我们年级高的学生们可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批斗老师。
马弟云是队长，其它战斗队的有事就找他联系，一天马弟云给我们讲：“今晚六六三班的要批斗蒋老师，叫我们参加。”蒋老师是我们大队辅导员，那个时候的初中还有少先队的。我说：“我不参加，蒋老师对我们那么好。”刘武，刘先源，薛小玲，林先蓉也说不参加。马弟云说：“我们不参加他们会说我们没有革命精神，是保皇派。我们光参加不发言就是，要得不嘛？”我们说好嘛，反正我们不发言。
晚上九点，我们去了六六三班教室，看见全是男同学，大慨有二十几个。教室里的桌椅已被拉到了四个边上，我们几个不作声，悄悄坐在角落里。
看见人来得差不多了，六六三班几个头儿窃窃私语一阵，那神态像老鼠开会。其中一个叫朱伦新的对在坐的人说：“大家等着，我们去把人弄来。”
不多时，听到教室外有吆喝声，蒋老师被七八个学生推搡着进了教室。他们让蒋老师站在教室中央，弯腰低头，拿出一块小黑板挂在蒋老师脖子上，黑板上写着“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几个粉笔字。批斗的内容是，蒋老师家庭成分是地主，因此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是反动派的走狗，要向人民低头认罪。
批斗完了，他们要蒋老师高喊：“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蒋老师不喊，那几个人就把皮带从裤子上解下来往蒋老师身上抽。抽打了一阵，那几个人吆喝着问：“喊不喊？”蒋老师大声说：“不喊！”那几个人又是一阵打，除了皮带抽，还用脚踢。打了又问，蒋老师依然坚决不喊。就这样。反反复复地问，反反复复地打，蒋老师被打出了鼻血，手臂上，脸上被皮带抽出了血痕，但他就不屈服。那个叫朱伦新的找了一支粉笔，在教室中央画了两个圆圈，一个写着“坦白从宽”，另一个写着“抗拒从严”。他对蒋老师吆喝着问：“两条路，你要走哪条？”蒋老师一点也没犹豫，一步跨进“抗拒从严”那个圈子里。朱伦新气愤至极，抡起皮带劈头盖脸地向蒋老师打去。
我实在看不下去又不敢帮蒋老师的忙，便悄悄地喊薛小玲和林先蓉一起溜出了教室。后来听说六六三班的人用车轮战术，不让蒋老师睡觉，轮番批斗。直到把蒋老师弄得昏倒在教室里。
批斗老师似乎过不了瘾，当权派和走资派还没批斗呢。一个班批斗场面小了，要全校师生批斗才能形成“横扫一切走资派”的气势。
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事件有每一个事件的始作俑者。无论是时代还是事件，无论是英雄还是始作俑者，有善也有恶。
朱伦新是我们学校最具热情的，他到各个班去串联，说要大家联合起来批斗学校的当权派和保皇派。有些班听了他的，表示要得。有些班不听他的，表示不参加。实际上学生们已经分成了许多派别，愿意参加的就是和他一派的，不愿意参加的就不是和他一派的。我们那个延安精神战斗队和他是一派的，马弟云表示愿意参加。朱伦新给马弟云讲叫他落实一个发言的，马弟云为难了，叫谁呢？朱伦新说如果没人去，就只有队长亲自上台发言了，要不然他们就要对延安精神战斗队的保皇派行为进行揭发和批判。马弟云吓坏了，回来跟我们商量怎么办。我们都不愿意发言，但又怕朱伦新他们真的攻击我们，虽然只比他们小一个年级，但我们确实心中无货，没那个胆量和他们较量。薛小玲对马弟云说：“你是队长，就你去发言。”马弟云问：“发些什么言呀？我一句都想不出来。”我说：“找不到说的上台去表个态就是呀，表示你对走资派极其愤怒，要和他们斗争到底就可以了。”林先蓉说：“田佳呃，不说话怎么能够把对走资派极其愤怒，要和他们斗争到底的意思表示出来呀？”我说；“比手式呀。对着他扇两耳光，然后愤愤地顿一下脚就可以了。”薛小玲拍一下手兴奋地说：“哈，完全要得呀！”马弟云拖长声音疑惑着问：“这也可以？”我们几个齐声回答：“当然可以！”
批斗大会开始了，参加批斗大会的有一千多人，全体乱麻麻地挤在学校大礼堂，十多支战斗队的红旗在大礼堂里东摇西晃。想显摆的就站在坐凳上，把红旗摇得哗哗响。有的把坐凳那张可以活动的面板上下摇动，发出响亮的撞击声，还有更懒的就用屁股坐在板凳上，站起来又坐下去撞出声响来。他们还比谁的声音更大，整个礼堂震耳欲聋。
朱伦新他们几个人在主席台上调试扩音机，整得一会儿尖叫，一会儿发出粗哑的“咕咕”声。
调试结束，那几个批斗蒋老师的干将又凑在一起，还是像老鼠开会那样叽叽咕咕一阵。朱伦新拿起话筒，用手拍打话筒，发出“砰砰砰”的响声，还嘴对着话筒“喂”了一声，确认扩音正常了，便大声喊道：“批斗大会现在开始，把走资派袁石成，保皇派涂招江揪出来！”，
袁石成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是我们说的像农民那个。涂招江是我们学校的教务主任。他们被六六三班的几个男同学用手抓住后领，反背双手，头戴很高的尖尖帽，弯着腰，低着头像犯人一样被揪出来。袁石成的尖尖帽上写着“走资派袁石成”，涂招江的尖尖帽上写着“保皇派涂招江”，尖尖帽是用报纸糊的，重重叠叠地像一支两米长的喇叭。为了增加重量，他们找了小黑板挂在两人脖子上，小黑板上用粉笔分别写着“打倒袁石成”，“打倒涂招江”。
可怜的是涂招江，他是我们学校最高的，接近一米九，人又瘦，腿又长，负重弯腰十分吃亏。他打得一手好篮球，唱歌也十分在行，在那次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演出中，他参加《黄河大合唱》，领唱《黄河颂》。他的嗓音高亢激越，富有感染力。他的身后是一百多名学生，我们都记得那个场面。他唱道：“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他身后的同学们接着唱：“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朱伦新他们就参加了这个合唱，那么熟悉的老师还同台演出过。我说：“这些人的心怎么那么黑呀？”薛小玲说：“这些龟儿子是没有爹妈的！”林先蓉更扯，她说了一句街上那些大妈大婆最爱骂的话：“狗日些塞炮眼儿的！”惹得我们几个一起笑起来。
朱伦新先作简介，讲了为什么要批斗袁石成和涂招江，他说：“涂招江是教务主任，一直以来就围着袁石成转，袁石成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是个十足的保皇派。”然后宣布批斗大会正式开始。
第一个发言的是东方红战斗团的团长，是六六三班的，最搞笑的是这团长是个结巴。结巴没关系呀，“结不结巴是水平问题，批不批斗是阶级立场问题。”这个结巴团长叫杨仲国，能当团长是他因为爹当过兵，扛过枪，是个妥妥的红五类。他照着稿子念：“我代表，代表我们千……千千……万，万个红卫兵，向走资派袁……袁石成，保皇派，涂招江……进行批斗，让他们永世不得翻，翻身。”下面有人闹：“是代表一千个？还是代表千万个？千千万万个？”同学们听见哄堂大笑。朱伦新急忙站在主席台侧面对着同学们大声喊：“不要闹不要闹，大家遵守课堂纪律！”下面的同学更笑得凶，有人喊：“究竟是批斗大会还是在上课呀？”朱伦新尴尬已极，忙着解释道：“批斗大会批斗大会。”
结巴团长杨仲国也不管大家闹不闹，照着稿子一直念下去，念的什么没人能听清。
第二个发言的是马弟云，他急冲冲地放着小跑上台，站在袁石成和涂招江二人对面，没等众人回过神，他便伸出右手，隔空对准两人想扇耳光。可是袁石成矮，涂招江高，两人不在一条水平线上。对着袁石成的脸，就只能对到涂招江的胸。对着涂招江的脸，那位置比袁石成的头还高。本来是想“一炮两响”的，现在只有分开进行了。马弟云先对着袁石成的脸，隔空但用了劲的扇了一耳光，然后抬起手，那手超过了自己的头，对着涂招江又扇了一耳光。扇完耳光，马弟云愤愤地顿了一下脚，还“哼”了一声。随即转身走到话筒前，振臂高呼：“打倒袁石成，打倒涂招江！”呼完口号，马弟云毅然决然地跑下台了。
同学们看得眼花缭乱，回不过神。朱伦新会瞅机会，他迅速跑到话筒前，举起手臂带头呼起打倒袁石成和涂招江的口号来，刚呼了两句，那些揪着袁石成和涂招江的人把袁石成和涂招江推到台前，扯掉他们俩的尖尖帽就开始打。
会场一片混乱，有的人趁机上台去加上几拳，有的人在台下喊：“要文斗不要武斗。”
打了一阵，朱伦新拿着话筒喊：“批斗继续。现在是红日战斗队发言。”
红日战斗队发言的叫李友才，长着一对绿豆眼，尖嘴吧，一脸的雀斑。这家伙真的有才，他对着袁石成骨碌碌地转了转眼珠，说：“袁石成表面装得老实，其实内心十分肮脏。一天半夜，我热得受不了，去学校后园那个池塘，本来想去泡泡，凉快一下。看到袁石成和一个女老师在池塘里泡着，两人说着悄悄话，袁石成还抱着那个女老师做流氓动作。”
这句话像晴天霹雳炸开了锅，整个礼堂乱了起来。李友才大声喊道：“我们要袁石成坦白，是哪个女老师？”会场里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追问，多数人不相信这是真的。主席台上那些人可能事先就知道了李友才发言的内容，他们并不吃惊，而是把袁石成推到主席台的边缘，使他离台下的同学们更近。朱伦新拿着话筒大声问袁石成：“是哪个？坦白！”袁石成把头扬起来，对着台下的同学们，大声说：“没有这回事！同学们，你们相信我，没有这回事！”台上那几个人一起涌到袁石成面前，不管涂招江了，让他一个人弯着腰站在那里。他们对着袁石成一顿拳打脚踢，打过又问：“老实交代，是哪个女老师？”袁石成被打出了鼻血，他用手抹了一下，说：“我用人格担保，没有的事。”台上那几个人包括那个杨国仲大声斥责道：“你个走资派，还有什么人格？”袁石成大声叫道：“我是共产党员，我用党性担保……”话没说完，就被那个扬国仲一巴掌扇去，骂道：“你有什么资格说你是共产党员？你扛过枪吗？打过仗吗？”话一落音，台上那些人又是一顿拳打脚踢，打得袁石成倒在台上，老泪纵横。
第二天，在学校操场旁边那个池塘，袁石成身上捆了一块大石头，溺死了自己。他不去校园后面那个池塘，他不想玷污了自己，更不想玷污了校园后面那个池塘。那个池塘旁边有玫瑰花，月季花和丁香花，有兰英老师移植的樱桃树，还有他亲自提议分给兰英老师的小木屋。兰英老师是教我们物理的女老师，她只有二十多岁，年轻漂亮。她有肺病，身体羸弱。因此袁校长提议分给兰英老师最好的一间小木屋。她是我们最爱的女老师，还是省级优秀教师，市物理学会的秘书长。
那么乱的学校，到处是乱翻翻的大字报小字报，到处是垃圾，各个教室的桌椅板凳有倒着的，歪着的，坏了腿的。黑板上有浆糊的痕迹，有画着乳房的女人。老师们根本不敢呆在学校，有家有儿女的老师走不了的，也乖乖地缩在家里不敢出来。刘先源，刘武，马弟云我们几个准备去北京串联，很早就开始大串联了，我们一直没出去。薛小玲和林先蓉想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坚决不干，女生一起太麻烦了，刘武说：“听说火车上挤得动不了，厕所里全是人，你们女生去完全要不得。”薛小玲和林先蓉只好作罢。
我们四个爬上一辆货车到了隆昌，那个时候只要是想搭车，司机都会把人装走。到隆昌火车站，我们爬上了去成都的绿皮火车。到了成都，我们没出站，又爬上了去北京的火车。上了车，根本没有座位。所有座位上没有坐着的人，全是站着。座位靠背上坐着人，行李架上也坐着人，我们几个在过道上，相互之间背靠背，胸贴胸，脚都移不动，拥挤得像重庆上下班时间的公交车。包括过道上，厕所里，全是人。我们摇摇晃晃地站了六七个小时，估摸着要到广元了吧，车内的人都昏昏欲睡。这时上来几个人，其中一个人戴着施工用的藤帽，穿一身工作服，脸上有黑色的烟灰，像炼钢工人一般。他大慨三十多岁，身体强壮，声音洪亮。他大声说：“来，大家打起精神来，我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大家来了精神，说：“好！”他不客气，唱了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唱得很好。大家一阵欢呼，没法拍手，就鼓捣着再唱一首。这工人说：“我们一起唱好吗？唱《下定决心》可以不？”大家齐声说可以。
《下定决心》是语录歌，那个时候随便是谁都可以唱上十多首语录歌。如果背诵，许多人可以把一本《毛主席语录》背完。背语录是时尚也是规定，去百货公司买东西要背语录，过路口时要被红小兵拦住，背了语录才放行。四川老头有去茶馆喝早茶的习惯，早上五、六点钟在茶馆门口等着开门，开门后首先背语录，背了语录才能进去。那些文盲或者文化底子差的记性不好的就只背最简单那一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有个作曲家叫劫夫，谱写了很多首语录歌，全国普及，我们起码能唱三四十首。这首《下定决心》全车的人都能唱。这工人起了个音，然后扬起手臂在空中指挥，因为只有空中才能划动手臂。全车的人一起高唱，气氛十分热烈。可惜一个多小时就到广元了，这工人要下车，他挥手给大家说再见，大家也热情高喊：“再见，再见！”
到广元停车的时间有五分钟，熟悉这条线路的人大声喊道：“这里停车的时间长，大家赶快下去方便，要不然要翻过秦岭到西安才有机会的。”人们拥挤着下车，就站在月台上对着铁轨“唰唰唰”地方便起来。我们车厢没女生，如果有女生就麻烦了。
广元到西安要三个多小时，从我们成都上车算起，已经站了十多个小时了，刘武说：“干脆我们到西安就下了好了，在西安休息两天我们再去北京，要不然这样站着熬不拢。”我们一致同意，到了西安，下了火车，出站口就看见个有大的标识，上面写着“学生串联接待点”。我们高兴万分，排着队登了记，被安排着上了汽车，去到了一座楼房，有专人领着我们先去吃了饭，然后去了一间大厅，里面许多地铺。我们迫不及待地钻进被窝里，一觉睡到天亮。
我们一直以为北方很冷，结果早上起来，太阳红红地挂在天上，地上有冰，但不觉得冷。按指示的路标走进食堂，吃过面条，我们几个商量出去看看。出了我们住宿的大楼，走在街上，没看到什么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东西，街上没高楼大厦，也没看到商店或商场，行人们像统一着装似的，全是一身黑棉衣黑棉裤，有的走路有的骑自行车，全搭拉着脸。冷清的街道，灰色的房屋，冷冷的人脸，我们觉得没有了心情，回到了住宿地。
刚到住宿地，就来了几个工作人员，他们拿着表格给我们登记。登记完毕后说：“上级来了通知，停止去北京串联。明天上午八点，我们有车来送你们趁火车回去。你们不要走掉了，走掉了就没车送你们了。”嗨，我们的运气真好，头天来，第二天就被赶回去。本来应该很遗憾，但我们一点也没不遗憾，心里想着还是早点回家好点。
回到泸州，无所事事。虽然不能去北京串联，但是到附近走走也是可以的。泸州的街上到处热闹起来，不知是谁的撺掇，很多单位、企业办起了大锅饭。他们把锅盆碗筷甚至灶头搬到了街边上烧火做饭。任何人都可以去吃。一些地痞流氓和心怀叵测的人每天兴高采烈地围在那里“打涌堂”，吃不要钱的饭菜，学生们没去那些地方，觉得好丢人的。
不上课，又没地方玩，我去了我哥工作的国有企业泸天化厂的尿素囤船上，这尿素囤船是用来转运成品尿素的。从泸天化生产车间出来的尿素，通过传输带，一直传到这个囤船上，再从这个囤船搬运到其它货船，运往全国各地。船上工人的任务就是每天打扫卫生，负责保证囤船的安全。搬运尿素有专门的搬运工人。
每天清晨，那些老船员们习惯了早起拖甲板，最早起来的是船上勤勤恳恳干工作的老工人徐自良。他拖完甲板，就会拿着一本《语录》，坐在甲板上，背靠着缆绳柱，戴着老花镜，很吃力地一句句的念。有不认识的字他会问我：“这个字怎么读呀？”我给他讲了后他会连续读几遍，说这样才记得住。
囤船上也分了派别，好在他们不辩论，也不红脸。徐自良一派也不参加，他说自己没有文化，除了工作他就读语录。这囤船上的人少，没有人带头成立什么战斗团队，都是参加岸上部门的，比如参加销售科，保卫科的战斗团队。
一天清晨，徐自良拖完甲板，正要去拿《语录》。从岸上来了一群人，大约七八个，一个戴眼镜的瘦高个走在最前面。他手指着徐自良高声说：“徐自良，等着。”徐自良停了下来，不明所以地望着那群人。那眼镜和那群人把徐自良围住，恶狠狠地问：“你参不参加红旗派？”红旗派就是眼镜那个派别，那眼镜是团长，是出了名的造反派。徐自良说：“我不参加，我不懂…”后面的话还没说出口，那眼镜抡起手就是一巴掌，血从徐自良的嘴角流了出来。还没等徐自良回过神，那眼镜手一挥，对那一群人吆喝道：“捆起来，弄到岸上去！”
那群人手里还真的拿了绳索，很熟练地把徐自良的手臂反绑起来，推推搡搡地把徐自良带下了囤船。
晚上，我和船员们已经睡了，我们睡在甲板上用木板夹起的一间大屋里，上下床，我睡的是上床，那是一张没人睡的空床。半夜，迷糊中，我听见了呻吟声，这呻吟声很大，是徐自良的声音。船员们已经起来围在徐自良床前了，不停地忙碌着。这个时候他们不分派别了，都心里着急。有人说送厂医院，有人的说厂医院晚上没人上班。有人说有白药，然后听见倒水的声音，喂徐自良吃药的声音。又有人说，吃了就好些了。果真徐自良的呻吟声小了。我不敢睁开眼看，生怕看到徐自良血肉模糊的样子。
早晨，听见有人说“死了。”
徐自良的家就在泸天化厂附近的农村，我哥和另外一个船员赶快去通知他的家人，其他人有的去通知厂部，有的去找船队的领导。
没多久，徐自良的老婆来了，还有他的两个儿子，大的那个才十五岁。厂部没来人，船队的领导听到消息就开溜了，根本找不到人。
徐自良老婆和他的两个儿子在徐自良的遗体前哭得死去活来。直至最后，没人来过问。船员们找了辆板车，和他的家人一起，把徐自良拉回了农村乡下安葬。
原以为泸州街边上摆起的大锅饭就是一些混混杂皮所为，其实没那么简单，混混杂皮只是那些爱显摆的二杆子，真正操纵的是那些对现实不满的早就野心勃勃的人。他们可能是单位、团体的二把手，三把手或者四把手，也可能是基层的一般干部甚至是工作人员，但他们都有“一颗红心”。
他们夺了权，然后一点也不吝啬地拿出单位的钱财，开启了大锅饭，让所有愿意跟着他们走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就像招兵买马的山寨王一样。
而这一切，都不是漫无目的的地痞行为，而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准备活动。
逐渐地，来吃大锅饭的人变成了某战斗团的成员。大锅饭越吃越大，人越来越多，从混混杂皮到单位人员，从单位人员到学生队伍，最后不仅只是吃大锅饭了，还住起了集体宿舍。我们学校的学生们便住进了市医药公司的大仓库。这只是一个分支，它的总部是有几万人的派别组织，这些派别组织属于红旗派或红联派。
红旗派占据了泸州市中区，也就是从铁石板、临江路至大十字、三道桥整个市区，红联派占据了小市整个区域。明确的界限就是以沱江大桥为界，大桥以北的小市地区属于红联派，大桥以南的市中心地区属于红旗派。
形成对峙有一个演变过程。开始都在市区内，两大派用广播，大字报，大辩论，游行，集会等形式互相攻击。随着语言的激烈，出口的不逊，动作的不规范，武斗开始了。此时还没有枪，人们就发明了大弹枪，就是把长板凳立起来，其中两条腿着地，另外两条腿套上又粗又宽的橡皮筋，做成弹弓，把大鹅卵石弹出去。那鹅卵石如果打在人的头上，绝对把头打爆。
打了一阵，过不了瘾。锄头棍棒钢钎的肉搏便开始了，于是就开始了以桥为界的对峙。
两派的锄头队棍棒队钢钎队在大桥上冲锋，几百人冲过来冲过去。开始还只是做做样子，偶尔有小伤，没多久，真正的刺杀就开始了，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再后来，泸州不是有军工企业吗，红联派有了一种叫“琪蚂炮”的武器。这炮有一个炮筒两个支架，像青蛙那样趴在地上，从炮筒装进炮弹，再把炮弹反射出去，炮弹射程可达一两千米。
泸州城的市民们便开始了“南征北战”。早晨，红联派的“琪蚂炮”轰炸市区北城，那些老太婆和街坊们开始赌咒起来，她们骂道：“报应呀，这些狗日塞炮眼儿的呀。”一边骂一边往南城跑。晚上，红联派的“琪蚂炮”轰炸市区南城，南城的市民们就往北城跑，也是一边跑一边骂：”日他娘，这种日子好久才到得了头啊？“
这些人没有活到今天，如果活到今天，他们肯定倍加珍惜，因为他们绝对会强烈地感受到，今天的安宁实在是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