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十四日，江西抚州府临川县城东文昌里，汤家添了一个男婴。汤家不是普通人家，祖上四代都是秀才，在当地颇有声望，却没有一个做官的。曾祖汤瑄嗜藏书，好作文；祖父汤懋昭博览群书，精黄老之学，被学者推为“词坛名将”；父亲汤尚贤是嘉靖年间有名的学者和藏书家，家中藏书多达四万卷。
更有意思的是，汤家虽然世代读书，但骨子里并不那么“正经”。祖父笃信道教，父亲则热衷于在老庄学说里找精神寄托。伯父汤尚质酷爱戏曲，甚至亲自参与过戏曲活动。一个四代习文的家族，却不走科举做官的正路，反倒对道教和戏曲这些“旁门左道”兴致盎然——汤显祖后来走上戏剧创作之路，种子大概早就埋下了。
他五岁进家塾，就能对对子。乡邻们听说汤家出了个神童，纷纷上门检验，连出数对，这孩子居然没有对不上的。十岁学古文词，对《文选》爱不释手；十二岁能诗；十四岁补入县学，成为诸生。十三岁那年，督学何镗见到他的文章，大为惊叹，说了一句在当时看来不过寻常客套、但日后被证明精准无比的话：“文章名世者，必子也。”
但汤显祖并非只会读圣贤书的乖孩子。他读“非圣之书”，也读杂书，其中就有家藏的戏剧方面的书。那些被正经读书人视为“末技小道”的戏文，在他心里悄悄扎了根。
还有一位老师不得不提。十三岁时，父亲为他请来了一位特殊的先生——罗汝芳，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传人。罗汝芳讲的不是八股套路，而是“赤子之心”“贵生”这些在当时堪称离经叛道的思想。他告诉汤显祖：人的天性本身就是好的，不必用外在的“理”去压制它。这种思想像一颗种子，日后在汤显祖笔下长成了“情至说”的大树。
汤显祖二十一岁中举人，名次是第八名，在江西乡试中脱颖而出。“名播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这话不全是恭维，当时他的诗文确实已经在士林中传开了。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接下来就该顺顺当当考进士、入翰林、当大官。
命运偏不这么安排。
万历五年，二十八岁的汤显祖进京赶考。当朝首辅张居正正在为自己的儿子张嗣修铺路，为了让儿子的进士身份显得“名副其实”，他需要找几个有名望的举子来陪考。张居正派人去拉拢汤显祖和沈懋学，暗示只要肯合作，功名不在话下。
换作一般人，这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但汤显祖的反应，是断然拒绝。
“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
这句话说得极重。他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处女的贞洁还重，宁愿斩断功名路，也不肯在这桩交易上点头。沈懋学屈从了，果然中了状元；张居正的儿子高中榜眼。汤显祖名落孙山。
三年后再考，张居正再次派人来拉拢，汤显祖再次拒绝，再次落榜。这一次，他的倔强在士林中被传为佳话，但在考场上，他就是那个“不识时务”的人。张居正活着一天，汤显祖就一天考不上进士。
直到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后第二年，三十四岁的汤显祖才终于中了进士。名次极低，但好歹进了门。
然而进门之后，麻烦才真正开始。新任首辅张四维和申时行也想拉拢他，许以翰林院的职位。翰林院是明代文人最向往的清贵之地，进去就意味着前途无量。汤显祖的回答是：“余方木强，故无柔曼之骨。”——我全身都是硬骨头，不会弯腰。
结果可想而知。他被安排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南京是明朝的留都，各部衙门一应俱全，却毫无实权，形同虚设。太常寺更是闲职中的闲职，有人写诗形容那里的清冷：“印床高阁网尘纱，日听喧蜂两度衙。”
但汤显祖在这个闲职上待了七年，倒也不算浪费。南京是当时文人荟萃之地，徐霖、何良俊、臧懋循等戏曲名家都在这里。汤显祖一面与他们切磋唱和，一面埋头研究学问，常常读书到半夜，书声琅琅不绝。这段看似被“冷藏”的岁月，反而成了他厚积薄发的准备期。
万历十九年，汤显祖做了一件让整个朝野震动的事。
这一年三月，他上了一道《论辅臣科臣疏》，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积弊，弹劾贪腐大臣，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万历皇帝本人。奏疏措辞之激烈，在明代言官中都属罕见。神宗皇帝勃然大怒，当即把他贬到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挂一个典史的空衔。
从一个闲职京官，一下被贬到天涯海角。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政治生命的终结。对汤显祖来说，却是一次意外的远行。
从临川出发赴徐闻，行程万里。他一路漫游广东名胜，在肇庆会见了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澳门见识了圣保罗大教堂。这些见闻，日后都化作了《牡丹亭》中异域风情的片段。更重要的，是这趟旅程打开了他的视野。官场失意，天地反而宽了。
万历二十一年，汤显祖调任浙江遂昌知县。在这个偏僻的浙西山区，他终于有了一块可以按自己心意治理的地方。
他在遂昌干了五件事：兴办教育，亲自到学堂讲课；劝农耕作，鼓励百姓开荒种田；率乡勇灭虎除害；轻刑宽狱，五年没有打死过一个囚犯，没有拘捕过一名妇女。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第四件事。
一年除夕，汤显祖做了一个决定：把在押的囚犯放回家过年。他和囚犯们订了个“君子协定”，限期三日归监。囚犯们回来了。元宵节，他又放他们出去观灯。又都回来了。
这件事在明代官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人说他荒唐，有人说他邀名。但汤显祖的逻辑很简单：他要把遂昌治理成“有情之天下”。在他看来，人不是被律法驱赶的牲口，人情感化比严刑峻法更管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欲把遂昌治理成像盛唐一样的‘有情之天下’，就要敢于在施政上有非常之举。”
遂昌百姓没有辜负他。他在任五年，把一个偏僻小县治理得井然有序。后来他弃官离开，遂昌百姓为他建了生祠，年年祭祀。这个以“硬骨头”著称的官员，在老百姓面前，露出了最柔软的一面。
万历二十六年，汤显祖终于厌倦了。不是因为遂昌不好，而是朝政的大环境让他看不到希望。矿税使横行各地，豪强横行，他一个小小知县能做的终究有限。这一年春天，他弃官回乡，不再涉足政坛。
回到临川后，他在沙井巷建了一座居所，取名“玉茗堂”。玉茗是一种白色的山茶花，据说他庭前有一棵玉茗树，长得扶疏茂盛，可就是不开花。后来《牡丹亭》写成，招来伶工搬演，当晚此树千花绽放，此后年年按时开花，再不愆期。传说当然不足为信，但人们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因为它太美了：一个不开花的树，被一部写“情”的戏唤醒了。
就在这一年，汤显祖写出了《牡丹亭》。全剧五十五出，写的是南安太守之女杜丽娘，在花园里做了一个梦，梦里遇见书生柳梦梅，醒来后相思成疾，一病而亡。死后三年，她的魂魄与柳梦梅相遇，最终还魂复生，终成眷属。
这个故事看似荒诞不经，但汤显祖写它的时候，几乎把自己烧进去了。据《文昌汤氏宗谱》记载，写《牡丹亭》时他常常茶饭不思。有一回家人发现他不见了，四处寻找，最后仆人在柴房里听到哭声——年过五旬的汤显祖趴在柴草堆上，掩面痛哭。他正写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一句，想到杜丽娘不幸离世，跟着剧中人一起悲伤。
这不是矫情。汤显祖在这部戏里倾注的，是他对“情”的全部信仰。他在《牡丹亭记题词》中写下了一段话，四百年来被无数人反复吟诵：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
这段话的逻辑在今天看来似乎不合常理：什么感情能让人死而复生？但汤显祖要说的恰恰是：真正的“情”，是超越生死、超越理性的。在程朱理学统治下的明代，“存天理，灭人欲”是主流价值观，人的正常情感被视为需要压制的“私欲”。汤显祖偏偏要把“情”抬到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情比理更重要，情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他的老朋友达观禅师曾劝他：“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意思是说，你追求情，就得不到理；追求理，就得不到情。达观希望他放下情执，皈依佛法。汤显祖没有听。他承认达观在佛学层面上说得对，但在人生哲学上，他有自己的选择。
这种“情至”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他的老师罗汝芳那里。罗汝芳讲的“赤子之心”，就是认为人的天性是善的、真的，不需要外来的“理”去规范。汤显祖把这种哲学从讲堂上搬到了戏台上，用杜丽娘这个角色告诉世人：一个少女对爱情和自由的渴望，是天经地义的，任何礼教都压不住。
弃官后的近二十年里，汤显祖在玉茗堂中完成了《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加上早年写的《紫钗记》，合称“临川四梦”。这四部戏，都跟“梦”有关。“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梦境是他最自由的舞台。
《牡丹亭》是最明亮的梦。杜丽娘为情而死，又为情而生，这里面有一种少年人特有的、不管不顾的勇敢。而到了《南柯记》和《邯郸记》，梦就变了味道。一个写淳于棼在蚂蚁国里做南柯太守，醒来发现一切都不过是槐安国的一场空；一个写卢生在邯郸旅店里做了一个梦，梦里经历了一生荣辱，醒来时黄粱米饭还没有煮熟。同样是梦，前一个梦是“情至”的胜利，后两个梦则是对功名利禄的冷眼旁观。
有人说，前两梦是入世的，后两梦是出世的。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汤显祖用前两梦为“情”呐喊，用后两梦对“势”和“理”投以嘲讽。他一生都在跟这些东西较劲——年轻时跟张居正的权势较劲，壮年时跟官场的规则较劲，老了以后跟“天理”的教条较劲。他较劲的方式，就是写戏。
在戏曲理论上，他提出的“意趣神色”四个字，至今仍是中国戏曲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当时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讲究格律，要求每一个字都合声腔、每一个音都中曲牌。汤显祖偏偏不买账。他说：“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一一顾九宫四声否？”在他看来，内容比形式重要，感情比格律重要，如果为了合律而损害了作品的“意趣神色”，那还不如不合。他甚至放了一句狠话：“余意所知，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这话当然有赌气的成分，但赌气背后的立场是认真的。汤显祖要捍卫的，是创作者的自由——不能为了迁就格律而牺牲表达的真挚。这种态度，和他拒绝张居正、顶撞皇帝、放囚犯回家的逻辑是一脉相承的：他认准的事，不会因为外部的规矩就改。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汤显祖在临川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巧的是，同一年，远在英格兰的莎士比亚也离开了人世。两个从未谋面的剧作家，各自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戏剧传统，在同一个年份告别了世界。后人把他们相提并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但这个称号其实不够贴切——莎士比亚写尽人间的权力、爱情、背叛与疯狂，汤显祖写的是一个“情”字在理教世界里的突围。一个是万花筒，一个是火焰。
汤显祖留下“临川四梦”。其中最负盛名的《牡丹亭》，四百多年来在昆曲舞台上历演不衰。到了二十一世纪，白先勇领衔的青春版《牡丹亭》在海内外巡演二百多场，让这部四百年前的戏文重新走进年轻人的视野。他留下了“情至”的思想，为晚明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最重要的文学表达之一，也给后世的文学创作打开了一扇门：写情，不必羞耻；写欲，可以理直气壮。
他还留下了一种做人的姿态。在一个讲究“关系”和“站队”的时代，他选择了不站队。在一个崇尚“理”的世界里，他选择了“情”。在一个做官比做事更重要的官场里，他选择了做事，然后辞官。这种姿态未必是最好的生存策略——他一生仕途坎坷，晚年家境并不宽裕，最终连正式的免职文书都是三年后才下来的，吏部给了他一个“浮躁”的评语。
但汤显祖大概不在乎。“浮躁”就“浮躁”吧。他早就说过：“人自有真品，世自有公论。”
一个写过“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人，一生也确实活得够深。深到得罪了三个宰相，深到在柴房里为剧中人痛哭，深到把囚犯放回家过年，深到中年弃官、归乡写戏，深到在四百多年后，还有人在舞台上唱他的词，在书页里读他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