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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慈禧全传》
念了崇厚的原折，恰好天津道周家勳亦專程來稟報此事，才知道事起於天津知縣劉傑，抓住了兩名拐子，同時天津的團練也抓住了兩個，名叫武蘭珍、安三。安三是個教民，而武蘭珍雖非教民，口供中卻說他的「迷藥」是從天主堂一個司事王三那裡領來的。也就在這時候，慈仁堂的孤兒，因為瘟疫死了好幾個，掩埋得不夠深，讓野狗拖了出來，「胸腹皆爛，腑腸外露」。天津的百姓認為這就是洋人挖眼剖心的明證，所以天主堂外，聚集了許多人，其勢洶洶，眼看有衝突發生。
看完廷寄，錢鼎銘指著崇厚的折，憤憤說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變，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請旨由直督查辦，說是『以靖地方』，輕描淡寫地把責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豈有此理嗎？」
於是黎庶昌和錢鼎銘也勸曾國藩，說他病體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話，可見並不勉強，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對外交涉。錢鼎銘自告奮勇，願意到天津去揭開「迷拐幼孩」的底蘊。至於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請另簡大員辦理，或者請旨責成崇厚，自己設法了結。這才是於公於私，兩有裨益的事
慈禧太后心裡明白，這是他們幫崇厚的忙，讓他跳出天津這個火坑，叫曾國藩去受罪。想想有些不公平。不過崇厚辦了多年洋務，禮節嫻熟，認識的洋人也多，而且正在壯年，遠涉重洋，也還不在乎，確是個很適當的人選
他去看曾國藩，提出四個要求：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辦兇手。前兩個條件，曾國藩一口答應，懲辦兇手，亦可同意，至於查辦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職才談得到
當第二天崇厚又來談天津道、府、縣一概撤任，聽候查辦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決定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府、縣兩缺，由崇厚保舉一個姓馬、一個姓蕭的署理，據說這兩個人對天津地方，極其熟悉，辦理緝兇，非此兩人不可，曾國藩也同意了
只要不抬槓，兩宮太后都樂意他們多說話，於是慈禧太后便又問起朝中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大致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說話的甚少。這對兩宮太后來說，多少是一種安慰。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著極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號，臣子擬於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號，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曾國藩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間只憑慈禧太后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願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壞在誤聽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於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
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致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態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就在這時候，江寧發生了一件清朝開國以來，從未有過的怪事：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馬新貽在江寧練了四營新兵，規定每天操演兩次，專習洋槍、抬炮、長矛，每月二十五校閱，主要的是看新兵用洋槍打靶，地點就在新建總督衙門未完工前，暫時借用的江寧府署西面的箭道。他對新兵用洋槍的「準頭」如何，看得很認真，好在出了署西一道偏門，就是箭道，走了來，走了去，不費什麼事，所以每一次都是親臨校射。
辦法是替張文祥想好的一套口供，一要顯得確有深仇大恨，完全是張文祥個人處心積慮，必欲得而甘心，藉以搪塞「嚴究主使」的朝命和清命；二要為馬新貽洗刷清譽，而且要隱隱含著因為公事認真，致遭小人之怨的意思，這樣，馬新貽之死，才能有殉職的意味。
名士的魁首算是潘祖蔭，再下來就是翁同龢，然後是張之洞、李文田、黃體芳、陳寶琛，汪鳴鑾、吳大澂，還有旗人中的寶廷，正聚在一起，談一個前輩名士龔定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