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陌生人的体谅总是很煽情。

——《最好的我们》

文丨旧故麻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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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盛行过一段时间“交笔友”，面对未曾见面、完全陌生的一个人，却什么心事都可以倾诉，不知为何，就是感觉比较轻松。

有些话，与些事，与密友交流，容易和你共情，最终要么只是附和你的意思去说上几句，要么就是安抚你受伤的小心灵。

而陌生人，就事论事，能把位置摆正，左右利弊，分析缘由，因为对你不够熟悉，不会与你有共情，有些话，从陌生人口中说出，才会令你恍然大悟，他们或许不是你的朋友，但绝对是你的良师。

可渐渐地，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越来越窄，人心成了最无法捉摸的存在，年少时的我们已不再年少，单纯的我们也不再单纯，早就过了和陌生人说说心里话的年纪，路遇陌生人问路都会忌惮几分。

聊人生，我其实和许多人聊过，朋友、伴侣、老师，甚至是老板，都多多少少有谈及人生的话题。自觉从我口中出去的“人生”太浅，20多岁的年纪，也未曾经历过起伏，平淡无常的一个生活常态其实是不足以聊人生的。

人生的密度、生活本来的意义、现实和理想状态的撕裂......每个人都在经受这些循环往复的疑问，那些宇宙浩瀚中的一粒微尘，在推波助澜每一种可能的人生。

在这个人人都“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代，去感受一番“和陌生人说话”的难得，链接一切孤独的现代人。

因为喜欢看访谈类节目，朋友给我推荐了一档2017年类型化的访谈节目《和陌生人说话》，看陌生人之间简简单单的对话，去用心聆听来自陌生人的倾诉。

接受访谈的人有花臂凶徒、杀人犯、酒鬼、杀马特教父、整容女、拆二代......讲的都是真实世界的魔幻故事，有网红，有话题群体，有边缘人......唯有吴玥的故事正常些。

被查出肺部罹患淋巴管平滑肌瘤病的吴玥，享受不了我们普通人最平常不过的呼吸，于她而言，呼吸是一件极其奢侈的事。这种病，发病率只有四百万分之一，吴玥谈起自己的病时，笑说自己是中彩票了，好在她还算乐观，并没有抑郁度过每一天。

摆在她面前的，是要么在呼吸机的帮助下多活三年，要么承担做器官移植的手术风险，为了能更长久的活在这个世界，吴玥选择了后者。可器官移植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顺利，手术后第二年，吴玥的身体开始出现排异反应，24小时不间断呕吐和疼痛，她给自己加油打气说：“在死亡面前，所有的疼痛都不值得一提。”

2017年，吴玥不顾家人的反对，参加了第六届中国移植运动会。400米的赛道，对吴玥而言，是一段生命的距离，她说：“两年一届的运动会，变数太大了，什么事都不能等。因为人类在追求爱、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上，从没有停下脚步。”

生命总有无常，愿望却千变万化，或许吴玥只是希望自己活得更久一些，她用自己的事例告诉我们：生命无常，珍惜当下。

还有为死囚写遗书的欢镜听，他不需要直接面对死亡，却总是在和接近死亡的人交流，他说：“它时常在提醒我，人生当有‘畏惧’两个字，有些人有些事，是你碰不得的。”

欢镜听曾因侵占公司财务被判刑两年，在监狱服刑期间，因为拥有较高文化程度，被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为死刑犯写遗书。

听上去很简单的一项工作，却比平常的工作要困难得多。他说：“我还记得第一次为死囚写遗书的场景，因为第一次感觉到一个生命可以用倒计数的这种方式计算，当听到时钟在嘀嗒嘀嗒响的时候，心里五味杂陈。”

欢镜听接触的第一个死刑犯是个19岁少年，平时连五块钱都要向妈妈要的老实孩子，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杀了人。

遗书很温暖，是写给妈妈的：“妈妈辛苦了，最后我以这种方式离开你，让你和家人脸上无光，对不起。”

死刑犯的最后一个要求都会被满足，少年提出的要求是吃一顿酸菜鱼，吃鱼的时候，才流下入狱以来的第一滴眼泪：“以后再也吃不到酸菜鱼了。”

面对死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状态，欢镜听看得太多，他说：“有大小便失禁的、有瘫在地上的、也有故作镇定的......”

经过了这样的两年，欢镜听说：“也许他们所有的人生，就是判决书上应该被枪毙的事实，但当我走进他们的生活，他们活生生的生命力还有温暖的部分，人性。敬畏生命，是他们教会我的。”

送赴这些囚犯上刑场时，欢镜听会向他们鞠躬，“我要感谢他们，把最后的话说给我听。”给死囚写遗书这段经历，给欢镜听的最大改变是：遵守规则，连红灯都不会闯；对规则的敬畏，才是对生命的敬畏。

走近这些戴着镣铐的人，不是为他们争取同情与理解，而是告诫世人：自由不是免费的，自律的人才配拥有自由。想守护至亲至爱的人，想吃更多的酸菜鱼，得善良的活着才行啊。

出狱后，欢镜听将狱中经历写成了一本书——《死囚档案》。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我们缺少了太多的人文关怀，每一个人都拥有着好几副面孔，每天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在各种交际场嬉笑怒骂，却很少会讲出源自心底的故事。我们生而孤独，渴望着与这个世界的拥抱、倾听。

给心灵留一个柔软的触角，保留对温暖的感知。你好，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