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周六的早晨，我骑上电驴，往老城区的龙蟠路骑去。心里惦着的，是年轻时天等米粉的味道，那种久违的、属于旧日时光的香气。拐过街角，看见“汤家米粉”的招牌赫然在眼前，我心里一热——对了，就是这家。
店里人不少，队伍弯弯绕绕差不多排到了门口。我跟着队伍往前挪，轮到我的时候，抬眼一看，打粉的阿姨那张脸——熟悉得让我心跳顿了一下。是她，真的是她。当年天等高中食堂里那位笑声最响亮的阿姨。
一瞬间，时间像被扯回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候，我和同班的光升、绍祥三个人，几乎天天黏在一起，尤其是到了饭点。食堂里窗口有好几个，但我们总爱排她那一条队。不是因为她打的饭菜比别人多，而是因为她会在打饭的空隙里，跟我们多说两句话，笑得特别敞亮。别的师傅大多板脸上毫无表情、手起勺落，利索得像个机器，可她不一样，轮到我们仨时，嘴角总会弯一弯，语气也轻快几分。
那时候食堂的菜色较为单调，翻来覆去就是青菜、豆腐、韭菜炒油豆腐，还有扣肉，但扣肉对于我是奢侈品。我每顿都点“青菜豆腐”，因为那两样最便宜。家里每月给的生活费紧巴巴的，扣肉对我来说，是只能在脑子里过一遍的念想。光升条件稍好一些，顿顿能吃上扣肉；绍祥次之，起码一天一块；而我，一周能吃上一回，就算解了大馋。可偏偏那时候我身体长得最快，三年高中，年年蹿高七公分，肚子里像藏了个无底洞，别人吃四两，我得吃六两才觉得饱。
那位阿姨大概是看在眼里的。有一回，她一边打菜一边随口说：“你总不吃肉，身子扛得住？”我愣了一下，嘴硬地回了一句：“其实我不太爱吃肉。”话音还没落，旁边的同学就笑了，那笑声里有善意的，也有看热闹的。但谁都知道，不吃肉，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吃不起。阿姨没再多说，只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像是记住了什么。
后来再打饭，我照旧喊“青菜豆腐”，她照旧给我打上，可就在递出碗的那一瞬间，又不动声色地加了半瓢扣肉汤汁浇到我的饭菜上面。动作又轻又快，然后随即去招呼下一个人。我端着碗，站在那儿，心里暖暖的，却说不出一个字，只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看她，她也不看我，嘴角却微微动了一下。
以后每回我去她窗口，那半瓢肉汁从没断过。有时趁旁人不注意，汤汁里还会藏着一小块扣肉。她从不多说，我也从不点破，只是每一次接碗时，我都点一点头，她呢，也跟没啥事一样继续忙她的。那些加了肉汁的饭，吃起来格外香，不只是多了一层油润，其实也实实在在多了一些营养成份，当然我的心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结结实实地填满了。
岁月如歌，时光如水。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各奔东西。我和绍祥上了大学，光升却没了音讯——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高中一毕业，曾经的同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各自散落天涯。再后来大学毕业后我去了政府机关，绍祥做了中学老师，光升的消息辗转传来，说是在上海做粉滩。日子就这样各自散开，像水淌进不同的河道。
可每一次想起那位阿姨，我心里总是一暖。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她是天等县城街上的。许多年里，她只是食堂里一个平凡的打饭阿姨，可她对我的那份不动声色的关照，像一盏灯，一直亮着。人生路上一些平凡的人对我的些许帮助，总是一直令我暖心着，令我永生难忘。
“你要什么肉？”阿姨的询问把我拉回现实。她低头看着砧板，利索地挥着刀，随即习惯性地抬眼看我——这一看，她停住了。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又仔细地扫了一眼。
我笑了，刚才还在犹豫着想跟她好好地说声谢谢却又担心她根本不记得我是谁，但此时她的这个神态估计她还记得我，至少有点模糊的印像，于是我轻声说：“阿姨，谢谢您。”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很平静，眼角起了一些皱纹：“谢我干什么？你现在在哪上班？那俩总跟你一块儿的呢？”
“我在政府机关上班，那俩其中一个当老师了，另一个去了上海，做粉滩。”我说。
她点点头，眼里透着欣慰：“嗯，都还挺好。”
说着话，她手里那只勺又下意识地往脆皮上探，想要额外给我添一点。我赶紧伸手拦住，笑着说：“阿姨，不用加了，这些够了。而且现在，我吃肉自由啦，不用您再偷偷照顾我了。”
她听了，笑出声来，我也跟着笑。旁边排队的食客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俩，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我知道。
明早，我还想去吃汤家米粉。亲们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