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晨曦

      字幕：谨以此片献给“河套人”及其文化发现八十周年

      黄河万古流，涤荡沧海桑田，凝聚血脉风骨；高原千载梦，萦回春夏秋冬，彰显辉煌神奇。

      片名：回望鄂尔多斯

      华夏正北方，浩浩黄河与巍巍长城，怀抱了一块雄浑而壮阔的高原，这就是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地球上最原始最古老的陆地之一。

      我国地质学家曾经在鄂尔多斯发现了一套深变质的片麻岩系，经科学测定，这套岩层的绝对年代距今36亿7000万年。

      在距今约6亿年前，剧烈的地壳运动，使“鄂尔多斯古陆”变成了“鄂尔多斯古海”。随之，海生无脊椎动物孕育而生。从此，鄂尔多斯有了最古老的生命。

      在以后漫长的地质岁月中，鄂尔多斯时陆时海，几经沉浮，直到中生代时期海终于消失了。后经新生代地壳的不断抬升，最终形成了如今的高原。

      恐龙，远古地球的统治者。

      从距今1亿8000万年前起，鄂尔多斯大地上恐龙空前繁盛。直到距令7000万年前，恐龙一直主宰着这片土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生物专家和学者，在鄂托克旗西南部查布地区的早白垩纪砂岩层上，发现了数千个恐龙足迹化石，同时还发现了珍奇的恐龙尾迹化石标本，从而使这一地区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恐龙足迹化石宝库之一。

      近年来，我国及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日本等国的古生物专家和学者曾多次来到这里考察，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

      李建军 北京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同期声）：

      “2000年的时候，由于我们调查得比较广泛，比较深入，在那次还发现了许多中国之最或者世界之最，比如说我们发现了跑得最快的恐龙的足迹。我们在采集恐龙脚印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了许多其它动物，比如说伊克昭龙，比如说还有狼鲔鱼。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在査布地区，我们还发现了比较珍贵的鸟类化石。”

      距今约7000万年前，不知是巨大流星的撞击，还是火山喷发的浩劫，致使地球上大部分陆地动物灭绝。这个灾难，同时也使在鄂尔多斯大地延续了1亿多年的恐龙王朝顿然消失。然而，却有一些哺乳动物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了。它们以强悍的力量，接替了恐龙对鄂尔多斯的统治。

      在鄂尔多斯南部的毛乌素沙漠腹地，有一条源远流长的生命之河，它的名字叫萨拉乌苏。

      萨拉乌苏河流域乌审旗境内的滴哨沟湾、大沟湾和水洞沟一带出产的古代动物化石，很早就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20年代初期，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这里发现了45种古代动物化石。

      黄慰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期声）：

      “萨拉乌苏实际上是个聚宝盆，人的化石有，动物的化石有，都往那里去了，所以萨拉乌苏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动物化石丰富而且完整。萨拉乌苏的动物经过生物学家的研究，命名为萨拉乌苏动物群，它是代表的整整的一个时代。”

      萨拉乌苏动物群的发现，使这里成为华北地区第四纪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的标准地点，同时也被载入我国和世界古生物研究史册。

      也就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桑志华和另一个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在整理采掘到的动物化石时，发现了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的上门齿，并将它命名 为“the ordos Tooth”。这“鄂尔多斯人牙齿”的命名，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和沿用。鄂尔多斯，也因此于20世纪20年代便闻名于天下。

      消息传开，引来一片关注。中国考古界的顶级人物贾兰坡等人，曾先后多次来到这里。

      他们以睿智的目光，冷静地打量着萨拉乌苏河开拓出的几十米深的晚新世地层剖面，仔细摩挲着在这里采掘到的一件件古人类化石和一片片旧石器。

      20世纪4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对此有一个界说，这就是在他的一部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河套人”和“河套文化”这两个中文名词。

      考古界都明了这一命名的含义。这一命名，不仅使鄂尔多斯一下子拥有了数万年的人类文明史，而且认定了河套文化在远古人类多元发育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奠定了河套文化发现无可取代的意义。于是，“河套人”的称谓，便被我国学术界沿用至今。

      黄慰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期声）：

      “我们中国人把它（the ordos Tooth）译成中文的过程里面呢，就把ordos译为河套。实际上我们沿用了几十年的河套人啊，应该证明为ordos人。当然了，我们因为用了几十年了，这个你要一下改也很难了，但是我们可以说清楚。”

      迄今为止，考古工作者已在萨拉乌苏河沿岸的9个人类化石点上，共发现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遣物380多件。

      在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用石岩、燧石打制成的用来打猎的尖状器，以及用来削剥和我剖兽皮的刮削器。这些石器的特征是形体细小，有的只有2到3厘米长、1厘米宽，重量仅1到2克。这无疑是河套人在人类发展阶段中成为晚期智人的佐证。

      黄慰文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同期声）：

      “萨拉乌苏这个遗址的发现，在学术上有什么重要性？第一它纠正了过去认为中国没有几万年前历史这种片面的说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由于它发现了鄂尔多斯人，就承认了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讲的我们中国古人类的历史有三部曲，北京人，鄂尔多斯人，山顶洞人，然后再到现代的人。那么三部曲里面，我们鄂尔多斯人是占了中间的一部。”

      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包含“河套人”化石的“萨拉乌苏组”地层堆积形成的年代距今约14万年到7万年。这一重大发现，彻底刷新了人们对“河套人”所处年代为35000年的概念，使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向前跨越了一大步。”

      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地区人类活动的范围更加广阔，迄今已发现的众多的新石器遗址，遍布高原各地。尤其是在黄河沿岸，古代村落的遗址几乎比现代的村落还要密集。

      在这些遗址中，有房屋、灰坑、陶窑、瓮棺、墓葬、陶器以及磨制的石器、骨器等，甚至还有石城和祭坛等。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证明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会制陶、会盖房，过着定居生活并且从事着农业生产和畜牧狩猎。

      在准格尔旗阳湾遗址内发现的单间为100平方米的大房址，无论是面积还是建筑技术，均属中国北方地区同时代房址之最。而且，房址墙壁上的陶砖装饰，在国内已经发现的同时代遗址中尚未见到，它把我国使用墙砖装饰技术的年代，提前到了65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酉瓶，是距今7000年到50 00年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在鄂尔多斯地区，酉瓶不仅发观数量多，而且其演变发屏序列完整。酉瓶，无疑是鄂尔多斯地区古代人类共同体使用的主要器皿之一。

      华夏最古老的文字，留下了鄂尔多斯古代先民制陶的印迹。而酉瓶的形态，则又表明了它和“酉”字起缘的直接关系。这不仅说明了在使用酉瓶的时代巳经出现了文字，同时也揭示了酉瓶的使用者在中国文字产生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鄂尔多斯众多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中，陶器尤为丰富，面各种类型的鬲和其它三足器物最为突出。

      武家政 《鄂尔多斯文化》主编、研究员（同期声）：

      “鄂尔多斯地区是鬲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地区。鬲，是原始社会晚期到奴隶社会时期活动在这一地区的古代人类共同体大量使用的生活器皿。而且，鬲这种器物，对周邻地区同时代的古人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和另外一种器物鼎一起，最终成为象征中国奴隶社会权力核心的两大礼器，成为影响中华历史文化数千年的鼎鬲文化。”

      这类三足陶器，堪称鄂尔多斯地区原始社会时期制陶的精品。从酉瓶发展到鬲、斝、盉和三足瓮等，其间饱含着华夏童年的天姿和聪颖，也展露了鄂尔多斯文明的曙光。

      位于鄂尔多斯东北部准格尔旗的寨子塔遗址、是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古城堡遣址。这种由石筑围墙环绕、以祭坛为中心的石城遣址，对周邻地区稍后大量兴起的石城遗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新石器时代，鄂尔多斯地区的古代人类共同体，已经步入了接应文明社会的军事民主制阶段。

      闻名中外的鄂尔多斯岩画，主要分布在桌子山、千里山及伊克布拉格山区，它是镶嵌在鄂尔多斯西部的一块瑰宝，同样凝聚着先人的智慧和汗水，闪烁看人类文明之光。

      王志浩 鄂尔多斯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同期声）：

      “从197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多次深入桌子山，在召烧沟的山坡上，在苏白沟和摩尔沟的石壁上，发现了几百幅岩画。经考证，这些岩画距今已有4000年左右的历史。”

      在洪荒年代，原始人对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敬如神灵。这些表现太阳神、天神、地神和山神的岩画，也许正是他们为祭祀所作。还有众多的动物和骑者，猎人、舞蹈者和牧人，以及表现当时人们生产方式的岩画，形态逼真，显示出了活跃的生命力。尤其是这些形态各异的人面形和类人面形的岩画，虽然显得有些奇丽奇谲和荒诞，却也描绘出了生活的真实。

      从远古狩猎时代到原始部落时代。鄂尔多斯岩画记录了这一地区人类生存活动的连续性篇章，反映了这一地区的社会面貌和原始宗教，表现了当时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特征，同时也揭示了“天、地、人”结合的思想。

      朱开沟，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北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境内的一条小山沟。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晚期到商代早期的延续了近千年的古代遗址，并在其后四次大规模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不同时期的房址、灰坑、窖穴、墓葬和瓮棺葬，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器和铜器等。

      杨泽蒙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同期声）：

      “由于朱开沟遗存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学术界将以朱开沟遗址为代表的遗存，命名为‘朱开沟文化’，朱开沟文化的确立，证明距今4200年到3500年以前，在以鄂尔多斯地区为中心的区域内，居住着一支拥有明显自身文化特征的人类共同体。”

      岁月的河流，可以将往古的事物涤荡无遗，然而却永远洗刷不了镌刻在各种陶器上的历史印痕。这些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早期的陶器，具有极为鲜明的鄂尔多斯地区特征和传统特色，同时也显现了与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原文化融汇的痕迹。从中不难看出，经过斝式鬲到鬲谱系三足袋器的演进，使朱开沟文化三足陶器发展到了鼎盛阶段。

      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期声）：

      “朱开沟文化的蛇纹鬲，在蒙古和外边都有发现，所以蛇纹鬲的源头在朱开沟文化，在ordos，所以这是一条很重要的草原的传播之路。”

      在朱开沟，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几十座陶器作坊遗址。可见，当时农业的发展为制陶提供了保证，而人口的增长和厚葬风的盛行又使陶器的需求量相应增加。另外，当地充足的陶土和煤炭，促进了制陶业的发展，以至迎来了龙山文化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制陶盛世。

      朱开沟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猪、牛、羊等动物骨骼和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酒器。这说明以朱开沟文化为代表的古代人类共同体，其社会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特别是家畜养殖业和酿酒业已相当发达。

      在朱开沟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遗存中，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在朱开沟文化晚期的一些墓葬中，发现了铜刀、铜剑和猪、羊的下颌骨等随葬品。

      这些在朱开沟文化晚期出现的象征畜牧业文化的标识物，证实了朱开沟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最终被畜牧业经济取代，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北方畜牧文化的雏形，首先在鄂尔多斯地区从农耕文化中分离出来，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如果说，仰韶文化是中原农耕文明的起源，那么，在朱开沟文化中出现的这一古代人类社会的大分化，则是北方游牧文明的第一道曙光。

      张忠培 中国文物专家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同期声）：

      “这个鄂尔多斯啊，有着很古老的文化。这个地方的牧业文化，它的最早出现在殷商的末期或在西周的初期，这个时期是半农半牧，到春秋的时候就出现了游牧文化。中国有两种文明，一种是农业文明，一种是牧业文明，同时有两种文明的地区并不多，是研究牧业文明一个很重要的地区。”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古代北方草原民族文化，也可以说是狄人文化和匈奴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它以鄂尔多斯为中心流布地域十分宽广。

      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期声）：

      “鄂尔多斯这个名字啊，在国外的考古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出过非常有特色的青铜器，这个很多国外的大的博物馆都有收藏。当然有的也不一定出在ordos，但是都在ordos青铜器名下，可见ordos的名气之大。”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指发现于中国北方长城沿线地区考古遗存中的青铜或金银制品。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发现和研究，为全面复原中国古代历史画卷，填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证实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起源于鄂尔多斯地区，同时也证实了中国北方早期畜牧业经济，是由生活在那尔多斯地区的古代先民，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率先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适时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而逐步发展起来的。

      乌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期声）：

      “这个青铜文化吧，以朱开沟文化为例，朱开沟文化实际以这个后来的朱开沟遗址的发掘来命名的。这个文化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始复商时期，年代是相当早的。到了早期铁器时代，那也就是公元前7到前3世纪这一段，又有了桃红巴拉，桃红巴拉文化是以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来命名的考古文化。那么这一段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整个欧亚大陆草原古代文化里头，这个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是最具特色的。所以这个朱开沟文化的发现，桃红巴拉文化的发现，正好是在这个时期，那么在这个欧亚大陆来说呢，是一个重要的亮点地区。”

      堪称匈奴艺术瑰宝的金冠，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胡冠”标本。冠饰以雄鹰鸟瞰狼背羊的精巧构思和生动造型，艺术地表现了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程度。

      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一个丰富的艺术宝库，众多的以各种动物纹和自然景观为题材制作的青铜器物品，不仅表现出鲜明的草原畜牧经济的文化特征，而且具有永久的艺术魅力。

      在鄂尔多斯地区的一些古代墓葬中，还发现了春秋晚期的煅铁矛和铁矛等，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煅铁器。到了战国时期，鄂尔多斯的铁器逐渐增多，尤其是兵器、工具和马具等，除了铜刀、铜斧外，大都被铁器取代。

      “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几时猜得?？”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钢铁兵器的大量使用以及由此带来的杀伤力的剧增，昭示着战国七雄争霸天下的战争，日趋尖锐激烈。

      这是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部战国时代的秦长城遗迹。

      史书记载，公元前255年到公元前251年，秦昭襄王为阻止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修筑了西起甘肃岷县，历经宁夏固原、陕西靖边等地，然后进入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新庙乡至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的长城。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探考这段长城遗迹时，赞叹说：“在巴龙梁上高处远望，长城遗迹曲折蜿蜒，随地形上下，高低起伏，愈伸愈远，出乎视线之外，仿佛直达天际，隐没于苍茫烟云之中，可以略见当时规模的宏壮。”

      历史，在鄂尔多斯高原上，不仅留下巍巍长城，也留下了苍苍古道。

      这块耸立在鄂尔多斯中部东胜漫赖境内的石碑表明，这里正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秦直道遗址。

      秦直道的修筑始于公元前212年，竣工于公元前210年。直道南起陕西淳化，北至内蒙古五原，是连接关中平原和河套地区的主要通道，全长752公里，其中约一半路纵贯鄂尔多斯高原。

      秦直道，可谓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虽然这条直道已经湮没在2000多年的历史风尘中了，但面对这时断时续、若隐若现的直道遗址，让人恍若仍能领略到千古一帝秦始皇“堑山湮谷直达之”的气势，依稀看到蒙恬车辚马萧、威震胡地，卫青金戈铁马、直达瀚海，司马迁风尘仆仆、寻访高原，王昭君旗麾飞虹、出塞和亲这一幅幅历史画卷。

      鄂尔多斯地区的汉代遗存也十分丰富，从多处汉墓发掘的结果看，随葬物品大都具有中原文化色彩。

      王志浩 鄂尔多斯博物馆馆长、副研究员（同期声）：

      “代表着典型汉文化的出土文物如铜漏、铜灶、铜镜和各种陶器及壁画，无不说明秦汉对鄂尔多斯的影响和开发力度之大，但出土的陶扁壶、陶俑和形形色色的动物俑，却又表明，这个地区不仅是游牧民族的故乡，而且孕育了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融合后的独特文化。”

      这些汉代遗存，以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的居多，反映出这个阶段是这一地区最为繁荣的时期。而在鄂尔多斯西部凤凰山、米兰壕和暖鲁图等地发现的汉代壁画墓，则使我们领略到了匈奴、鲜卑等游牧文化的遗韵，同时也看到了当时已经形成的多种经济并存的繁荣和“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的混合文化和社会形态。

      东汉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大迁徒和大融合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匈奴的一支铁弗部迁居朔方，势力逐渐强大。

      这座位于鄂尔多斯南端、萨拉乌苏河畔沙漠中的古城遗址，就是公元413年赫连勃勃遣众十万营建的大夏国都城统万城。

      据史书记載，当时的统万城规模宏大，城高十仞，周围数里，内设三道城，皇城内有宫殿、鼓楼、钟楼等建筑，周围的城墙上还修筑了若干座堞楼。

      如今，曾经显赫一时的“十六国”之一的大夏国之都统万城已被黄沙埋没殆尽，然而，当年豪气千里、称雄一方的大夏天王赫连勃勃的英姿，以及他“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的赞叹之词，却在鄂尔多斯的历史上留下了清晰而闪光的记忆。

      在鄂尔多斯高原上，至今已发现的从汉代到西夏的古城遗址不下几十处。这些城堡或寨子，规模有大有小，形式不尽相同，大都是为设府辖民、应对战乱和发展贸易而建。

      历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金7个朝代的城川古城遗址，位于鄂托克前旗城川苏木境内，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根据这里的地理位置，与古代文献资料对照印证，这座古城遗址曾经是唐代的宥州城。

      城川古城四周城墙和门垛为夯土修筑，城内瓦砾和陶片随处可见。这里曾经发掘出了黑釉大缸、双耳黑釉差等器物和大量古钱币，其中唐代钱币居多。

      古城废墟之外，筑城有一条浅沟，分明是护城河的故道，原来难以逾越的堑壕，巳被岁月的风尘湮没。只有这些残垣断壁，仿佛仍在履行它的使命，在蔓草中挺着脊梁。

      在鄂尔多斯高原东北角的黄河岸边，有一处古遗址叫十二连城，是隋唐胜州榆林城故址，战国秦长城的终点就落在这里。

      传说这里原有9座古城，距此7公里处还有3处古城，合称十二连城。如今能看到的残存城垣轮廓，只有这5处了，但城城廓内遣物却十分丰富，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明朝，各代遗物应有尽有。

      大量的古代文化遗存表明，十二连城的古城并非同时兴建，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陆续扩建的。

      据史书记载，久居北方的突厥启民可汗，素与隋朝关系密切。隋朝开皇年向，文帝曾先后将宗女安义和义成两位公主嫁与启民，并为其在胜州一带筑城安居。于是，以启民可汗为首的突厥人进入鄂尔多斯地区，鄂尔多斯便归启民所统。公元607年，隋炀帝杨广北巡古榆林时，曾在十二连城召集突厥各部首领举行盛会。会后，炀帝还亲巡启民所居之地，共叙友情，赋诗抒怀。

    【字幕】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翠回。

      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

      呼韩顿颡至，居耆接踵来。

      索辫擎膻肉，韦鞴献酒杯。

      何知汉天子，空上单于台。

                                    ——杨广

      十二连城，连结了隋朝与鄂尔多斯地区突厥的友好关系，也使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团结、经济繁荣的太平盛景。

      西夏遗存也是鄂尔多斯古代文化中一支独放异彩的奇葩。特别是西夏瓷器，造型优美，装饰别致，无不展示了党项民族在发展自己的历史中所创造的灿烂的西夏文化。

      在鄂尔多斯，还发现了数量颇多的西夏官印。通过这些官印，可以让人了解西夏的历史和官职制度，也能让人领略西夏民族文字书法的独特风格。

      西夏在鄂尔多斯丰厚的文化积淀不啻在此。

      阿尔寨石窟，这座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罕见珍贵的石窟群，是鄂尔多斯高原又一处令世人震惊的古代文化遗址。

      阿尔寨石窟位于鄂尔多斯西部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境内，开凿年代为西夏，盛于元代，延续到明代。现有石窟80余座，窟内遗存以壁画为主，约有1000平方米，其中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西夏、东元壁画最为珍贵，约有600平方米，面积之大在国内非常罕见；还有反映蒙古族上层贵族的礼佛、祭祀及一些世俗活动的壁画。

      阿尔寨石窟内现存的藏文、回鹘蒙古文榜题，以及与当时的战争和成吉思汗祭祀有关的遗迹，反映了古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内容，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此外，当地流传的成吉思汗率军在阿尔寨筹谋攻灭西夏，并在石窟内疗伤的历史传说，如果能够得到印证的话，对于蒙古史研究也将大有益处。

      如同探索到了神秘的阿里巴巴山洞的宝藏，阿尔寨石窟的考古新发现，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以至受到国务院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国考古学界、石窟学界、中外文化交流和佛教历史及藏传佛教研究界的专家、教授，深人反复地对阿尔寨石窟文化进行考察、研究和论证。他们认为，阿尔寨石窟的壁画内容和洞窟形制有别于其它石窟具有独特性，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时指出，阿尔寨石窟填补了中国石窟考古后期的空白，是中国长城以北草原地区一处“硕果仅存的晚期佛教石窟遗迹”，也是一座珍贵的蒙古学宝库。

      仁钦道尔吉 鄂托克旗地志办副编审（同期声）：

      “据考证，《蒙古秘史》中记载的关于成吉思汗最后一次进攻西夏时坠马负伤的地方‘阿尔不合’，指的正是今天的阿尔巴斯地区，而养伤之处‘'搠擀尔合惕’可能就是阿尔泰石窟。”

      面对这眼传说是成吉思汗养伤住所的石窟，联系阿尔寨的其它成吉思汗遗迹，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这里是否曾是成吉思汗逝世之后的停灵所在，是否就是壁画中的墓葬?

      据史籍记载，成吉思汗逝世后，葬于蒙古高原的不而罕哈勒敦山。但是，由于秘葬的原因，葬地的确切位置至今仍是一个谜。

      不论历史文献中如何记载成吉思汗逝世的时间、地点和葬在什么地方，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有一座闻名遐迩的成吉思汗陵园，以及存在一个700多年来一直守护成陵的达尔扈特部，这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鄂尔多斯达尔扈特人的祖先是成吉思汗的侍卫部队。成吉思汗逝世后，其中500户达尔扈特人成为终身传世的陵丁，专门守护成灵，祭奠成吉思汗的英灵。

    古日扎布 成吉思汗第38代守陵人（同期声）：

      “《蒙古源流》中记载，为了祭祀成吉思汗，‘因不能请出其金身，遂造户安之陵寝，并建天下奉戴之八白室焉’。也就是说，在葬地以外的地方，建筑了供天下奉戴的八白室。”

      八白室，八座白色的毡帐，里面安置着成吉思汗的灵柩和遗物。八白室，是成吉思汗灵寝的象征。

      这座具有蒙古族独特风格的宏伟宫殿，耸立在伊金霍洛草原的甘德尔敖包上。这里是沿袭了700多年的成吉思汗陵寝的所在。英雄的蒙古民族，为了纪念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从成吉思汗逝世后，就在这里举行一年数十次的祭奠，一直沿续至今。而成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建，无疑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而且值得人们去回顾和探究的历史内涵。

      鄂尔多斯，汉语的意思为众多的宫殿。这就是因为，是鄂尔多斯部落将成吉思汗陵寝移到这里，并在此按时举行祭奠，久而久之，这个地区就被称作了鄂尔多斯。

      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曾经有过大大小小700多座召庙。千百年来，由于风沙吞噬和人为毁坏，保留下来的召庙已为数不多了。

      建于1613年的王爱召，原来是高原上最著名、规模最大的喇嘛庙，是鄂尔多斯蒙古族宗教和文化的中心，素有“东藏”之称，却在300多年后被日本侵略者抢劫一空后焚毁；几乎与王爱召同期建成的准格尔召，是高原上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召庙，380多年来，这里香烟缭绕，经声未断；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乌审召，是乌审旗境内数十座召庙中最大的一个，曾因拥有千名喇嘛而闻名鄂尔多斯。

      可见，喇嘛教在鄂尔多斯高原上流传甚广，尽管它的影响如今已大大衰减，但召庙每年举行的数次庙会，却依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庙会的主要活动跳“查穆”舞，所展示的内容和情节，都以喇嘛教为背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除召庙外，高原上还有许多敖包，它是由石头、土块、柳条等垒筑而成的堆积物。敖包在鄂尔多斯蒙古族人民的心目中是最神圣不过的。千百年来，人们将它尊为神物，加以祭奠：给敖包捧添几块石头、土块或几条柳枝，希冀山川大地保佑自己；向敖包敬献哈达、炼烛和香枝，感激敖包给人间带来的兴旺。

      鄂尔多斯，雄浑而壮阔；鄂尔多斯，古老而神奇。

      回望鄂尔多斯，她那丰厚无比的文化积淀，永远是一部昭示后人的史诗。

      回望鄂尔多斯，她那灿烂千古的历史文明，永远是一首鼓舞人心的乐歌。

                                  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