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劲草”屠呦呦，终身报国有长策
① 《诗经》女孩
1930年12月30日清晨，宁波市开明街508号迎来了一位小女儿，孩子的哭声，兴奋的父亲屠滽规，随口吟出了“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又对仗了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父亲便给女儿取名呦呦，他也没有想到，这预言般《诗经》的四句诗，成了屠呦呦的人生写照。
在银行供职的屠濂规，平时喜好读书，书房也是屠呦呦最爱的去处。父亲看书时，儿时的屠呦呦也会跟着拿书翻看，虽然还不识字，但是书籍中有插图，这让她十分享受翻书看图的乐趣。
少年时代的屠呦呦长得清秀，剪着齐刘海的学生头，戴着小眼镜，经常去同在一条街上住的外婆家玩，房子是外公姚咏白建造的民国建筑，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姚外公曾任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的教授，是宁波当地一位颇受敬重的长者。
1941年，宁波沦陷后，屠家无法居住，屠呦呦随父母被迫迁入姚宅，直到1951年她上大学才离开。姚宅里还有一位声望很高的大人物，就是她的舅舅姚庆三，著名经济学家，颇受呦呦敬仰，也是她一生学习的榜样。
屠呦呦作为宁波屠家第20代传人，接受过西式教育，在极为尊师重教的宁波，屠呦呦和三个哥哥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1936年，6岁的屠呦呦进入宁波崇德小学初小，11岁于私立西小学就读高小，13岁起于宁波器贞中学就读初中，15岁起于宁波甬江女中就读初中。读中学时，成绩只在中上游，并不拔尖，但她从小备受疼爱，她喜食香螺，在繁忙的求学生活中，妈妈总会做好腌香螺送到学校，这让很多同学羡慕不已。
三个哥哥也很懂得疼爱这个小妹妹，屠呦呦14岁时，哥哥屠恒学在赠给妹妹照片背后，写上赠语，勉励她“呦妹：学问是无止境的，所以当你局部成功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满足，当你不幸失败的时候，你亦千万不要因此灰心。呦呦，学问决不能使诚心求她的人失望。”
1946年，16岁的她因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而终止了学业。战乱洗礼中的屠家生活也十分拮据，好在经过2年多的治疗调理，屠呦呦恢复了健康，被迫中断的学业才得以继续。
这段患肺结核的经历，使得她开始对医药产生了兴趣“医药的作用很神奇，我当时就想，如果学会了，不仅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的人。”
② 立志向医
1948年，病情好转后，18岁的屠呦呦开始进入宁波效实中学高中就读，成了父亲的校友。这所私立中学创立于1912年，是宁波有名的学校，学风醇厚，俊才频出。
在高考前填报志愿时，之前的患病经历，让屠呦呦早已对医学心生向往，她选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1951年夏末，屠呦呦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成了新中国首批女大学生之一，她选学了当时的冷门——生物药学专业。
4年苦读后，1955年她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毕业，分配到了中医研究员工作。工作初期，她完成了品种比较复杂的中药银柴胡的生药学研究。
1959年，在参加工作4年后，单位送她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第三期”学习班，在持续两年半的脱产学习中，她不但掌握了理论知识，而且参加临床学习。她还深入药材公司，向老药工学习中药炮制技术，从而对药材的品种、真伪、质量以及炮制技术有了深度认识。
这次脱产进修，使屠呦呦拥有了传统医学知识和现代生物医学，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她自己也不曾想到，未来的她，以“西学中”的知识结构优势，为日后发现青蒿素留下了伏笔。
屠呦呦的丈夫李延钊是她的同乡，也是效实中学的同学，1951年，李延钊和她一道北上求学，他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外语专业。1954年毕业后，李延钊被派到苏联列宁格勒工学院留学，获得硕士学位。1960年回国后，他向曾经暗恋的屠呦呦大胆表白，两颗心很快走到了一起，3年后，两人走进了婚姻殿堂。
在那个年代，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缺医少药，医学人才严重匮乏。当时，她被派到海南岛工作，丈夫李延钊因为在苏联留过学，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只好把3岁多的大女儿送到了托儿所全托班，小女儿则一直住在宁波老家由老人照顾，后来谈及抚育女儿的缺失，屠呦呦愧疚万分。
③ 举国协作的“523任务”
60年代的新中国卫生体系还不健全，疟疾是当时国人一项非常头疼的疾病，这个古老疾病由疟原虫引发的，疟原虫潜伏于雌蚊体内，雌蚊叮人时随雌蚊口液进入人体，在肝细胞内发育、繁殖，然后逸出坏死的肝细胞，在血红细胞内继续生长、繁殖，造成人体严重的生理反应，发起病来一时高烧难耐，一时如坠冰窟，浑身颤抖······高热、寒战、贫血、脾肿大，直至死亡。
在当时，这种恶疾曾经是全球最可怕的疾病之一，特别是60年代，疟疾再次肆虐东南亚，疫情几乎无法控制。1969-1971年是疟疾在中国的高发年，光1971年就有4000多万人感染疟疾。
早在19世纪，法国化学家从金鸡纳树皮中分离出抗疟成分奎宁。随后，科学家又找到了奎宁替代物氯喹。这两种药一度是抗击疟疾的特效药，但是，疟原虫很快产生了强大的耐药性，西药治疗效果失去了作用。
1967年，毛主席亲自下达了抗疟疾新药的研发任务，在“援越抗美”前线的将士们也深受疟疾所害，亟需药品支援，这项研究也由此成了一项军工任务。5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和国家科委，在北京召开了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全国协作会议，组织60多家科研单位制定了3年科研规划。以会议日期为代号，称为“523任务”。当年正值WG特殊时期，科研工作大多停顿瘫痪，而抗击疟疾研究项目的军事背景，使它能够集中全国医药研究的力量，迅速开展工作。
“523任务”要求科研成果不但药效好、副作用小、体积小、重量轻还要携带使用方便、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等。
化学合成药协作组首先取得了突破，军事医学科学研制出了预防药，虽然不能治疟疾，却能解决作战部队的预防军需。在越战期间，中国先后为越南提供了100多吨疟疾预防药的原材料。
西医方向上取得了初步成果，而中医药协作组仍在针灸和中药两个方向上探索实验。针灸治理疟疾的探索失败终止后，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退出了“523任务”。
1969年1月，一位参与过抗疟研究的北京广安门医院针灸医生，推荐了屠呦呦。中医的研发目标久攻不下，“523任务”办公室求贤若渴，正、副两位主任立刻前往中国研究院。
两位负责人查阅屠呦呦的工作业绩时发现，刚刚参加工作3年的她，已经在防治血吸虫的生药学研究上，创出了两项成果，他们决定起用屠呦呦。
④ 临危受命一心只为做科研
当“523任务”课题组的重任交给屠呦呦的时候，最初阶段她只是“光杆司令”，她先从广泛收集、整理历代医籍入手，查阅群众献方、请教老中医老专家。仅用3个月的时间，她就收集了包括内服、外用、植物、动物、矿物药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在此基础上，她精编了包含640个方药的《疟疾单秘验方集》，其中就有后来提炼出青蒿素的青蒿。
1971年年初，越南战争和南方地区抗疟需求巨大。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和军事医学院等单位，组织全国抗疟队伍，在广州召开抗疟誓师大会。周恩来总理通过电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大研制力度，屠呦呦参加了这次大会。会后她组建了一个，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四位同事参与的科研小组。
那一年，39岁的屠呦呦，虽然只是助理研究员，已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带领研究所抗疟新药科研组的同事，对200多种中草药380多种提取物进行筛查，重点确定了10种有明确治疗疟疾作用的中药，利用现代医学和化学技术进行分析，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反复摸索。
不过，在第一轮的药物筛选和实验中，青蒿提取物对疟疾的抑制率只有68%，并没有成为屠呦呦重点关注的对象。
她的注意力先是集中在了胡椒上，这种常见植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84%，但深入研究后，屠呦呦发现，胡椒只能抑制疟原虫的裂变繁殖，灭杀效果不佳。放弃了胡椒，她把目光又转向了治疟典籍药方中屡屡被提及的青蒿。
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先秦医方书《五十二病方》中，已经对植物青蒿有所记载；公元340年，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医方剂书中，首次描述了青蒿的抗疟功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说它能“治疟疾寒热”。
但是，当屠呦呦检验青蒿提取物的抗疟能力时，最初的青蒿提取物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不是很高，效果极不稳定，有时它的抑制率只有12%，为什么在实验室里青蒿的提取物抑制疟疾效果不好？为什么同样的提取物却得出不同的结果？屠呦呦一时找不到答案，就到古代医学典籍中寻求。
直到1971年下半年的一天，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治寒热诸疟方》中“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这几句话触发了屠呦呦的灵感：绞汁和中药常用的煎熬法不同。莫非为了避免青蒿的有效成分被高温破坏？这小小的灵感敲开了青蒿素奥秘的大门。
⑤ 古籍指路
提取青蒿素实验过程繁复而庞杂，屠呦呦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书中，完整地记录了这个过程“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摄氏度，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代替水火酒精来提取青蒿，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她特别提到“分离得到的青蒿素单体，虽经加水煮沸半个小时，其抗疟药效稳定不变，由此可知只是在粗提取时，当生药中某些物质共存时，温度升高才会破坏青蒿素的抗疟作用。”
屠呦呦的家就住在研究所里，即使是每天晚饭过后，她也要步行回到实验室里，和大家继续做实验，他们经历了190次失败，191次尝试后才拥抱了成功，荣誉的桂冠，都用荆棘编织而成的。
屠呦呦重新设计了研究方案：青蒿用低温提取，温度控制在60℃以下，水、醇、乙醚等多种溶解分别提取，将茎秆与叶子分开提取等。
在无数个不眠之夜后，经历了上百次失败的团队，最后屠呦呦和她的科研小组确定：青蒿药材含抗疟活性的部分在鲜叶片中，最佳的采摘时节是即将开花的时刻。她还发现，提取物中的酸性部分毒性较强，中性部分才是抗疟药效集中的有效部分，屠呦呦除掉酸性部分，解决了毒副作用。
这是一种黑色、膏状的青蒿抗疟物质粗提取物，虽然离青蒿素晶体提炼，还有距离，但方法对了，其他的就不是问题了，胜利在望，再度振奋起来，终于证实青蒿乙醚提取物效果最好。
1971年10月4日，屠呦呦提取到191次动物实验药物的样品时，终于显示出了100％的抑制率！屠呦呦和她的科研组组员们欣喜若狂，因为这意味着青蒿的提取物可杀死全部鼠疟原虫！
任何科学创新看似机遇，其实来自非凡的洞察力，顽强的的信念和不懈的坚持。可是短时间内，要提取大量的青蒿提取物，在WG期间困难重重，工厂停工，研究工作没有药厂设备可以配合。要深入临床研究，还必须制备出青蒿乙醚提取物，她只好从市场上买来七口大缸，在缺乏通风设备的陋室里，用毒性且挥发性很强的药剂浸泡，提取青蒿的精华。
屠呦呦的丈夫很心疼妻子：“那时候，她脑子里只有青蒿，回家满身都是酒精、乙醚等有机溶剂味，还得了中毒性肝炎。”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危害很大，没有通风系统，更没有实验防护，大家顶多戴个纱布口罩。
日复一日地在污染严重的环境里，加之劳累和缺乏营养，屠呦呦不幸患上了中毒性肝炎，肝功能曾经坏到蛋白倒置，甚至出现了牙痛、牙齿松动脱落的现象。除了头昏眼胀，科研组员们还出现鼻出血、皮肤过敏等反应。
1972年3月8日，“523任务”办公室召集所有参与单位，在南京召开了全国抗疟疾药物研究会。研究人员们汇报了十余种中草药，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也达到了80%到90%。屠呦呦在会上汇报了青蒿乙醚提取物的研究成果，全场振奋。
当然，这篇青蒿抗疟研究上，取得了关键性突破的报告，并不是以屠呦呦个人署名的论文形式发表，而是依“大协作”的惯例，自动的变成了集体智慧。
⑥ 第一个试药！
屠呦呦公开了研究成果后不久，她的项目小组从青蒿乙醚提取物中，获得了白色的针状结晶，定名“青蒿素Ⅱ”。但是，这种结晶在临床前的动物毒性实验中，却表现出心脏毒性。
为了解药性，让青蒿乙醚提取物，尽快用于临床试验，因为疟疾传染的季节性强，错过了当年的临床观察期，就要等到明年了。屠呦呦决定以身试药，她向领导提交了自愿试药报告，成了青蒿提取物第一位实验者。
在她的感召下，科研组两位同志也参与了试药，经批准,她们3人住进了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他们亲口试服了“青蒿素Ⅱ”，证实了对人体无毒性!
1972年8月10日，屠呦呦带着她的青蒿提取物，来到以脑疟为主的海南昌江，当地恶性疟疾数日内便能致人死亡。在60天里，她们对30例疟疾患者做临床治疗，用青蒿抗疟疗效达到100%！
同年11月8日，屠呦呦用青蒿乙醚提取物纯分离出单一晶体。这是首次以药效证实，从青蒿素第一个衍生物双氢青蒿素，抗疟的疗效一下子提高了10倍。
“523”的其他科研人员同样没有停止过脚步。山东省寄生虫病研究所借鉴屠呦呦的成果和方法，用乙醚从当地的黄花蒿中提取出有效单体，称为“黄花蒿素”；云南省药物研究所赴京取经后，研究员罗泽渊利用石油醚，乙醚、醋酸乙醚、甲醇4种有机溶解进行实验，获得了“黄蒿素”，临床试验疗效很好。
三家科研单位制出了3个抗疟晶体，抗疟疾研究颇有进展。直到1987年，“523”项目科研成果鉴定会上，按中药用药习惯，将中药青蒿抗疟成分定名为青蒿素。
1973年3月，中药研究所工作人员带着青蒿素，找到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周维善的科研小组接受了新任务，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氧化和还原反应，最终确定了青蒿素的结构，只有这样，才能被认为抗疟疾的新药。
这是一个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内酯结构，而且罕见地分子中不含氮，突破了6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抗疟化学结构不含氮就无效”的医学观念，青蒿素的结构，被写进有机化学合成的教科书中，奠定了青蒿素及衍生药合成的基础。
1976年时，中科院《科学通报》发表论文，署名“青蒿素结构研究协作组”，公开了青蒿素化学结构。1978年5月，该协作组和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联合署名，发表了《青蒿素结晶立体绝对构型》的论文。同年11月，全国“523”领导小组召开青蒿素治疗疟疾科研成果鉴定会，宣告了青蒿素的诞生。
⑦ 不负济世心
可惜的是，当时国家没有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如此重大的发明没有专利保护，成果公开后，让中国发明的青蒿素，几乎成了外国制药企业的“免费午餐”。
1977年，研究人员李英成功研制出了青蒿素的首个衍生物——蒿甲醚。它的使用剂量小、药效快、无毒性反应，综合药效更优。
1990年，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研究院周义清领衍的课题小组，完成了蒿甲醚和本芴醇——复方抗疟新药的研发，最大限度地避免抗药性产生。
在国际医药市场上，青蒿素类药物早已作为抗疟疾特效药广泛应用了，而我国制药企业的青蒿素产品，却因为生产条件未达国际GMP标准等原因，一直无法走出国门，在WHO采购的青蒿类产品名单里，很长时间都没有中国企业的名字。
随着生活和医疗条件改观，疟疾几乎绝迹，只有海南、云南的偏远山寨，偶有病例报告。国内的市场已萎缩殆尽，要体现抗疟新药的价值，就必须进入国际市场，而此前中国发明、生产的青蒿素，只能作为原料药出口。
1990年3月9日，中国中信技术公司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昆明制药等机构，组成的科工贸合作体，作为复方蒿甲醚片剂项目的商务代表，在国家支持下，与瑞士诺华公司进行合作谈判。
吸取了历史教训后，中方为蒿甲醚—本芴醇复方，1990年申报了中国专利保护，1991年申报国际专利。
1994年，诺华公司与中方正式签订了为期20年的《专利许可协议》,蒿甲醚一本芴醇复方产品,冠上瑞士诺华的商品名后，2002年载入WHO基本药物目录。被多个非洲国家首选为一线疟疾治疗药，被WHO，无国界医生组织MSF，全球基金GFATM推荐为援助用药。它是中国药品通过与国际上知名度高的制药企业合作，使顶级研究成果走向世界的先例。
屠呦呦发明了青蒿素，但她并没有专利，她的发明让很多企业赚得钵盆惧满，有时竟然连科研经费都没有着落。即使如此，她做科研的脚步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她说，她要终身研究这青蒿。
⑧ 造福数亿人
长期以来，疟疾是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在非洲、东南亚、南亚和南美，仍有92个国家和20多亿人，生活在高度和中度流行区，每年发病人数为1.5亿人。
根据世卫组织统计，自2000年起，南非洲地区约有2.4亿人口，受益于青蒿素联合疗法，约150万人摆脱了疟疾的死亡威胁，津巴布韦自2008年开始推广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方药物；21世纪之初，津巴布韦疟疾患病率为15%，到2013年已降至2.2%；在南非的夸祖鲁纳塔尔省，中国的复方蒿甲醚减少了78%的疟疾患病人数，死亡人数减少了88%；在西非的贝宁，当地民众把这种物美价廉的药称为“来自遥远东方的神药”。
1995年，肯尼亚的疟疾重灾区奇苏姆省，有位准妈妈得了疟疾，如果用传统方法治疗，母亲即使存活下来，胎儿也难保健康，在用了中国的青蒿素抗疟药“科泰新”后，母女均安！妈妈激动的亲吻着孩子，并给她取名“科泰新”，让她永远铭记中国药的救命之恩。“科泰新”正是源于1973年9月屠呦呦开展的青蒿素衍生物实验。
2011年，屠呦呦捧回了美国拉斯科奖的奖杯，这也是所有参与“523任务”的科研工作者的荣誉，她的获奖感言也是首先感谢毛主席。想不明白的是，一些人对此竟然有争议，认为既然是集体成就，就不该只给某个人，但国外的奖励方式恰恰是奖励“优先权”——在重大科技成果中，谁第一个提出思想或者方法路径。
拉斯克奖将青蒿素列为“20世纪后半叶最伟大的医药学创举”，青蒿素卓越的功效，让拉斯科奖的评委们，对中国的女医药学家屠呦呦肃然起敬。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科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时说“人类药学史上，像青蒿素这种缓解了数亿人的疼痛和压力，挽救了上百个国家数百万患者生命的科学发现，并不常有。”
一是谁先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二是谁提取有100%抑制力的青蒿素；三是谁做了第一个临床试验，拉斯科奖评奖委员会给出了三个评奖依据，所以，屠呦呦这次获奖实至名归。
在她看来，发现青蒿素的奥秘，对于自己的意义在于“把老祖宗的精华，通过现在科学技术发掘出来，这是我最感欣慰的。”
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领取诺贝尔奖的当晚，屠呦呦发表《青蒿素的发现——中医给世界的礼物》，在演讲中她说道“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青蒿素正是从这一宝库中发掘出来的，通过抗疟药青蒿素的研究经历，我深感中西医药各有所长，二者有机结合，优势互补
，当具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2015年12月7日，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成为历史上第12位诺贝尔医学奖女性得主。由于健康原因，要不要去领奖她很犹豫，当单位同事劝她说，获得诺奖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国家荣誉时，她马上决定奔赴瑞典，一说到国家需要，她就不会再有别的选择，她一辈子都是这样。
2017年1月9日，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屠呦呦荣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首位获得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女性科学家。
长久以来，因为没有博士学位、留洋背景和院士头衔，屠呦呦一度被媒体称为“三无”科学家。但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对祖国的挚爱是她生命中最珍重的情感，只要是国家需要，她都会尽力去完成，以身试药时如此，领取诺贝尔奖亦是如此。
⑨ 培育桃李向晚晴
我们老祖宗为我们，保留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我们按照古籍指引，找到了青蒿素，类似的传统药还有很多，研究空间还有很大。
50年过去了，在抗疟一线，依然还是青蒿素在歼灭病毒，欧美国家仍在做青蒿素结构改变相关的，西药方向的研究。
2002年，她招收的博士生王满元入学时，屠呦呦将一个笔记本赠与弟子，这个本子是她在中药研究所这一辈子里，记载着她年轻时，对中药各大类化学成分提取、分离的信息。特别是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科研情报特别匮乏，很多中药信息只能从各地学校“革委会”的传阅材料中收集，每有收获，她就抄录保存起来。
王满元透过泛黄的扉页，看到一位学术前辈，每日伏案，严谨笃行，即使在当下，这些科研信息也并不过时。
2002年，屠呦呦承接“中药标准及相关中医药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专项中，有关青蒿的子项目，因为缺人手，王满元进组工作。72岁的屠呦呦，每个月都到实验室指导王满元开展工作。在他攻读博士期间，屠呦呦还出资让他去北大医学部、协和医科大学学习中草药化学、波普解析等课程。
令王满元印象深刻的是，屠呦呦常常做剪报，关注健康卫生领域的重大事件和新闻，经常让王满元寻找资料补充。如今的王满元，已是首都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药药剂学系主任，他说“她们这一辈科学家，有着很强的国家荣誉感和集体归属感，也有着很坚定和朴素的科学信仰。她对我 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从她身上，我学到了做科研找到你关注的方向后，就要坚定地走完科研道路。”
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的屠呦呦，担任着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依然没有退而休之，她关注到青蒿素被滥用、个别疟疾发病区，出现了产生抗药性的疟原虫，她身感忧虑，希望国际社会规范疟疾治疗方法，停止对青蒿素药物滥用；她希望彻底研究青蒿素的抗药性和拓展适应症等问题，以致物尽其用；她希望青年科研人员，创造出更多有价值的中医药成果，更好地守护全人类的健康。
她更相信，当疟原虫产生了抗药性，一定会有新药能发挥功效，中医辨证体系可以帮助人类找到新药，不仅可以对付疟原虫的抗药性问题，还能面对未来更多的新疾病。
青蒿素的发现，只是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中医殿堂的大门，发出了引导科学家们认识中医辨证体系的一个邀请！
